马静，字纯上，人称马二先生，是著名的制义选家。浙江处州人，为廪膳生员二十四年。他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十三、十四、十五、三十五、三十七诸回，十七、十八、二十、二十八、三十三、三十四、三十六、四十二、四十九、五十二、五十四、五十六等回中也见其活动事迹。他在《儒林外史》中出现次数较多，也是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
马纯上不仅自己醉心举业，执著追逐功名富贵，而且苦口婆心，劝说他人也要以“举业为主”。他的言谈举止虽然有着浓烈的陈腐庸俗气息，但在人际交往中，却能诲人不倦、诚挚恳切，又能仗义疏财、救助友朋。像这样古道热肠的制义选家，在醉心举业的士人队伍里着实少见。吴敬梓以极其冷静的目光考察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以十分精细的笔触去描写他的形象的多面性，使之成为一个夺目的人物。我们可以怜悯他的一生，但不会鄙视他；我们可以敬重他的为人，但不会效法他。他只是一名平庸的士子，然而却是“庸中佼佼”。
一
马纯上热中功名，终生追逐，却未“得手”；他循循诱导他人从举业“出头”，自己却功名沦落。他的一生就是在事与愿违中度过的。
他之所以醉心举业，是因为将它当做求取功名的唯一手段。他对匡超人所说“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么二件可以出头”，即所谓“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他的心态的最坦白的表露。小说中许多士子虽然大都具有相似的心理状态，却隐讳甚深，绝不言利禄，反作出清高姿态。马纯上与匡超人初次相识，即能披肝沥胆，坦率言之。他的这番言谈。固然反映出渠所受功名利禄毒害之深，但比起那些口言圣贤而心恋功名的伪君子来，转觉其为人诚实，表里如一。至于他劝说蘧駪夫的一番话语，虽然似是而非，但也确实暴露出封建文士的灵魂隐秘。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汉朝，用“贤良方正”开科，所以公孙弘、董仲舒举贤良方正，这便是汉人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赋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学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讲理学，这便是宋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此处之所以不惮辞费地引述其言，因为马纯上这番议论极其深刻地反映了旧时士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自然，将孔子尔后历朝思想家、政治家的理论主张和政治实施，与“举业”完全混为一谈，似乎不伦。然而这番议论倒也说出旧时士子生活目标的精髓：要行孔子之道，就要做官；要做官，就要有功名；要有功名，就要做举业。而所谓的“举业”并非一成不变的“学问”，马纯上已看出随着封建王朝的不断更迭，“举业”亦非一成不变的“学问”，学问的内容也屡有变化。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谓的“举业”终究不过只是“货与帝王家”的“文武艺”而已。
不过，尽管马静能揭示出旧时士子读书——仕宦的生活之路，尽管他以毕生精力向这一目标奋进，然而却长年蹭蹬场屋，文战数十载，依然以“生员”终身，“孔子的道”自然也不能由他去推行，一展抱负了。
在封建社会中，以举业谋求功名从而出仕的士子毕竟是少数的，更多的读书人却成为“稂不稂莠不莠”的货色。即如马二先生热诚劝诱的蘧駪夫与匡超人来说，尽管他们猎取功名的手段较之马静“高明”，投机取巧、钻营欺骗，无所不为，但最终也并未能摆脱这种困境而飞黄腾达。蘧駪夫只成为一“站封面”的选家，匡超人更堕落为草率从事的恶劣选家，浪迹江湖，招摇撞骗。但不论是从马纯上还是从步武其后的蘧駪夫、匡超人的结局来看，清朝雍、乾年间，士人要从举业谋得“出头”之日，是极其难以“得手”的。尽管在“幽榜”一回中，马纯上被赐为进士出身，然而这毕竟是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发生的事。死后的追认，只不过更为深刻地反映出旧时士子的悲哀，是对封建社会的更辛辣的讽刺。
二
马纯上不得已成为一个八股时文的“选家”，这是功名不第的秀才于教馆之外的又一谋生之路。然而，做为时文选家的马纯上，他的遭际也是十分艰辛的。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且是世风日下的深刻反映。
在《儒林外史》中塑造的一批制义选家中，马纯上应该说是庸中佼佼。首先，他对学问的见解，尽管也免不了一般制义选家那样的迂腐空疏，但也有着不同于一般制义选家那样的通豁脱俗。例如他虽不作诗，小说中的陈和尚就说“这个马纯上，生平也不会做诗”，但他却不冒充风雅，假装斯文，未若卫体善、随岑庵那样的制义选家，竟然将“且夫”、“尝谓”等八股熟语也写入诗中。他又不像制义迷鲁编修那样，对他人创作的诗词故意“愁着眉”，做出一副假正经、伪道学的姿态，他对初次见面的蘧駪夫就说“尊名向在诗上见过”，并且表示“久仰久仰”，可见他自己虽不能做诗，却尊重他人创作。其次，他能广泛阅读，容纳汲取多方面的知识，眼界就不像一般制义选家那样狭隘。对于制义以外的学问，他也有所涉猎，例如他就读过《纲鉴》，“知道南渡是宋高宗的事”，并非如同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讥讽的时文士那样，连“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都不知晓；更不像鲁编修那样把制义以外的学问都看成“不是正经文字”。再次，由于阅读广泛，胸中包涵不少有益的“杂览”，因而他的论文见解亦不无可取之处。例如他说：
大约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带注疏气，不过失之于文采；带词赋气，便有碍于圣贤口气，所以词赋气尤在所忌。
这番议论颇中时文痼弊，写考证文章者，专一饾饤典实，令人难以卒读；写鉴赏文字者，玩弄华丽词藻，予人以空泛之感。时至今日，这样的见解也并非全无鉴戒意义。
马纯上不仅有自己的读书心得、衡文标准，而且在批文中也努力实施他的宗旨，态度极为严肃认真。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可想出十几篇的道理”，务使对读者“有益”。不过，马纯上批文如此认真严肃，并未见得受到欢迎。倒是刚刚向马纯上请教过作文之法，文章仅仅“成过篇”的匡超人，被文瀚楼主人邀去选文，草率从事，一个晚上“就批出五十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又拾人牙慧，“敷衍”成“序文”。如此率尔操觚，反倒得到店主的称赞，说“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不像马二先生“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匡二“生意”之多与马二被催之“发怒”，两相对比，意味无穷，主观努力与客观效应的差距，就不仅讥讽了“时目”的浅薄，而且也表露出举业的衰败没落。这又何尝是马纯上一人的冷寞悲哀!
三
马纯上一生的功名际遇，是事与愿违；他对读书作文的见解，又是瑕瑜互见；而其日常起居甚至游览生涯，依然是风雅与迂腐并存。即以马二先生游西湖一节来看，描写得出神入化，脍炙人口。而之所以为人称道，也就在于它不仅仅描写了西湖的山光水色和杭州的风土人情，而且还解剖了这位制义选家的复杂性格。
马纯上似乎也懂得《文心雕龙·物色》所云：“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因此他方说出“那西湖山光山色，颇可以添文思”的一段话来，并且表示要到那“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景致”西子湖畔去徜徉游赏，领略秀丽景色，启迪自己文思，可是“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小说中却“且不说”。而作者之所以“不说”，乃是马纯上屐齿所未及。马二先生所到之处，乃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士女游人，络绎不绝”的繁华之处，他“独自一个”穿梭其间，其乐陶陶，一旦走过六桥，“便像些乡村地方”，他就感到“甚是可厌”，“欲待回家”了，幸亏遇着一个“走路的”，回答他前面还有“好顽的所在”，他方继续前去。前面又是茶馆酒楼鳞次栉比，游兴再度大发，“前前后后跑了一交”。第三日游城隍山，也是看人请仙，自己求签。“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钱塘江，他只看见“过江的船，船上的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他只看到如同“小鸭子”的打鱼船“浮在水面”。马二先生眼目中的山光水色既然如此，那么这样的湖光山色又能启迪他什么样的文思呢?幸亏他熟读《四书》，站在城隍山搜索枯肠，好不容易挤出两句《中庸》滥调：“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赞叹方已，腹中已空，赶紧买来薄饼、牛肉充饥。马纯上游西湖原欲有助文思，所谓“俊得江山助”，然而他却是如此领略湖光山色，全然未曾探得湖山“幽深”、“清雅”之胜。可见“选家”马纯上虽亦间或有才士心性，但腐儒的习气更为浓郁。
他这种腐儒习气在接触游客中也有表现。净慈寺中，“富贵人家的女客，成群逐队，里里外外，来往不绝”。马二来游此寺，只是“横着身子”“在人窝子里撞”，“女人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不过，女客“身上的香”，却“一阵阵的扑鼻子”，可见他并非全无感觉，只是不敢仰视而已。其实，他何尝不看女客，只是远远地、悄悄地偷觑罢了：“那一船一船”来烧香的“乡下妇女”，她们的穿戴，她们的俊、丑，甚至“疤、麻、疥、癞”都在他的眼目中呈现出来。而当“西湖沿下柳荫下系着两只船”上的富贵人家妇女，“在那里换衣裳”，也被马于先生所觑。当她们带着一群丫环“缓步上岸”，马二只是“不曾仰视”，但也“低着头走了过去”，不过，“非礼之事”却全然没有。作者以传神的笔触，极其细致地描绘出这位身受圣人之教而又人心未泯的制义选家的复杂性格。
马二这种复杂的性格，在“名利”上也反映出来。马纯上游西湖城隍庙里，见书店里贴着新书“报单”，上面写着“处州马纯上精选《三科程墨持运》于此发卖”，他“见了欢喜”；一旦听店主人说起此书销售情况比不得“古书”，他立即“起身出来”，心中显然不悦。这正是人情之常，如此表现反觉其人的是现实生活中所有。马纯上也需要钱财，并非口不言“阿堵”的伪清高之徒。在游西湖之际，“盘费已尽”，眼见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美味诱人，“没有钱买了吃”，只得以面条、处片果腹，甚至去丁仙祠求签，“问问可有发财机会”，可见他也的确是凡夫俗子。不过，他却从未流露出懊悔情绪。这样的凡夫俗子实属难得，比起书中那些士君子来更觉得可亲，在其满身腐儒习气中却时时闪出朴实厚道的光芒来。
四
马纯上虽是一个平庸的制义选家，但与友朋相处，不但能循循诱导，劝人上进，而且能解衣衣人、推食食人。特别是友朋出事，他更能担着血海干系，“仗义疏财”，救人危难，不失为一个“有意气、有肝胆”的血性男子。
初遇蘧公孙，见这位公子哥儿不脱江湖名士习气，便毫不避忌，坦诚批评：“你这就差了!”然后又说出一番“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举业”的道理，使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再遇拆字少年匡超人，诚恳地劝说他算命、拆字“终不是个长策”，而是“以文章举业为主”，匡超人从此也就“心只系乎两榜”了。鼓励士人读书上进，当然是善举，但他却诱之以功名利禄，在当时虽也不可厚非，但客观上对科举制度的实行也确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马静劝蘧公孙、匡超人读书上进，尚有可以疵议之处；那么，他接济匡超人之窘迫、解救蘧駪夫之危困，则令人肃然起敬。对匡超人，观其拆字而读文章，钦其勤敏好学，见其衣着“蓝缕”，则又怜其贫寒；听其思念病父，又敬其孝思，由此而心中“着实恻然”。于是先教其“虚实反正、吞吐含蓄”的作文之法，继又助其银子十两，使其既可以奉养父母，又能养志读书、尔后又送其衣服、鞋子，以及“几部文章”，鼓励其上进。如此，方恋恋不舍地送出清波门，直到“看着上了船”，方才辞别。如此深情厚意，诚挚恳切，真是感人肺腑。与此相映照，解救蘧駪夫之危困，则又充分显示他的肝胆相照、意气过人的心性。当蘧駪夫被“出首叛逆”，差人追询而来时，马纯上并未推避，慨然承认駪夫“是我极好的弟兄”；听说是“钦案官司”，虽然“面如土色”，但依然表示要设法“替他掩下来”，否则“就不成个朋友了”。在差人的勒索下，明知“蘧公孙是什么慷慨脚色”，也顾不得今后蘧公孙“认不认”，仍然“抖了包”，尽其所有，将九十二两银子取出，全部奉献给差人，务求将此案“捺下”。心贪手狠的差人见此情状，也不得不承认他“血心为朋友”。
吴敬梓不仅详描细写他的热心助人精神，而且还叙写出其热心助人的“效应”：他解救了蘧公孙，公孙并未归还其九十二两束修，只“封了二两银子”将其送走。更有甚者，还要在马纯上选批的《历科程墨持运》上“站封面”。起初虽遭到马纯上婉言拒绝，最后终于得逞，成为挂名的选家。他救济了匡超人，教了他许多作文之法，未曾料到匡超人反而攻击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不仅如此，作者又深进一层地描写了与其毫无瓜葛的士人对他的肆意诬蔑，如杭州名士景兰江认为“我们杭域名坛中，倒也没有他们这一派”；如浙江老选家卫体善更谩骂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一味胡闹”。其实，论为人，马纯上必不见容于此辈人物。虽然，马纯上也只不过是一平平常常的制义选家，然而其“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周易·乾》)却足以感人，而景、卫之流矫情伪饰、自高位置，台湾省显现其卑污恶劣。
在当时也有敬重马纯上的人在，如祭泰伯祠的诸位贤人，迟衡山还推举他为祭祠的“三献”。不过，作者意图借泰伯祠来挽救颓风的理想，原就是迂阔无当。随着泰伯祠的倒败，祭祠的诸位贤人也就风流云散。马纯上流入京城，不过功名并未“得手”，依然“是个秀才出身”，这又引起施御史、高翰林之流肆意攻击。从马纯上之不见容于世的描写中，便可见出封建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凡文行优于己者，必倾全力排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即使“庸中佼佼”的马静，在斯世生活亦大不易，更遑论小说中的“贤人”!而同为读书人的嫉贤妒能，又正是世风日下的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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