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尚志，字绍光。因曾被征辟入京，人称庄征君。他曾任泰伯祠大祭的亚献，是《儒林外史》中仅次于虞育德的第二号贤人。小说第三十四回下半回和第三十五回专写庄绍光之事。
庄绍光出身于南京累代读书人家。他才学极高，“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不到四十岁已名满天下。他潜心研究《易》，对礼乐也颇为精通。迟衡山制定的祭泰伯祠的礼仪程式，曾由他“细细考订”，“商定的端端正正”。他进呈给嘉靖皇帝的《教养十策》，不仅皇帝认为“学问渊深”，就连对其怀恨在心的太保公也承认“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他曾向卢信侯谈治学之道，说“读书一事，要由博而返之约，总以心得为主”。卧闲草堂本称赞说“的是学问人语”，“非读书十年，养气十年，必不能领略至此”。
庄绍光和虞育德都对科举制度不满。虞育德是一介寒士，为了谋生糊口，不得不出来应试，以便“馆也好做些”。而庄绍光则家产颇丰，足以安心读书，优游卒岁，故终生不肯走科举考试的道路。然而他也同样面临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难以解决的理想与现实、出与处的矛盾。他指责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盗贼横行”也“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可以看出他对现实的关注。由于礼部侍郎徐大人的推荐，朝廷征召他赴京，他明明知道进京不会有什么作为，但却没有像王冕那样逃隐山中，拒绝征聘，而是认为“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只得去走一遭”。当皇帝垂问“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时，他本想奏对，只是因为头顶疼痛难忍才没有直陈。回到住处，又把“教养之事，细细做了十策”，“送了进去”。虽然他尚未登程时便已决计回家，并和朋友约好归期，但此次京师之行他仍想为朝廷办点事情，无望之中仍然有微茫的希望。《教养十策》表明他关注着社会生产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并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直到他发现了“臧仓小人”从中作梗，知道“看来我道不行了”，对统治者感到失望之后，他还是犹豫不决，只好依据卜筮来决定自己的出处进退。是“天山遁”的卦象，促使他下定决心，上本“恳求恩赐归山”。最后天子将他赐银放还，并将南京玄武湖赐与他“著书立说，鼓吹休明”。尽管这样，他也没有完全遗落世务。他积极参与杜少卿、迟衡山等人发起的祭泰伯祠活动，在这次大祭中担任亚献，希望通过此举习礼乐、出人才、助政教；他为营救因收藏朝廷禁书《高青丘文集》而被捕的卢信侯而四出奔走；写诗赞颂萧云仙戍边劝农的功绩，这些都表明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补天之志始终未泯。小说在较深的层面上描写和展示了庄绍光充满矛盾的心路历程，热情地称赞他“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这里所谓的“爱身”，就是指鄙薄功名利禄，讲究“文行出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不与无道的统治者同流合污，在恶风浊浪之中，清高自守，独善其身。
庄绍光的“爱身”，突出表现在他的清高傲俗上。他平日闭门著书，不仅“不肯妄交一人”，而且“轻易不会人”，尤其不愿与官场人物往来。连虞育德初次去拜访他时，他因为虞育德大小是个官员，又不了解其为人，于是便将虞育德拒之门外。他应诏到京，“九卿六部的官，无一个不来拜望请教”，他“会的不耐烦”。离京时，“满朝官员都来饯送，庄征君都辞了”。归家路过扬州，先是两淮总商二十多人来见，“内中几位本家，也有称叔公的，有称尊兄的，有称老叔的”，庄绍光得分几批会见，“甚不耐烦”。接着，盐院、盐道、分司、扬州府、江都县不断来拜，“把庄征君闹的急了，送了各官上去，叫作速开船”。回到南京，司、府、道、县的各级官员和本城乡绅又不断登门拜访，“哄庄征君穿了靴又脱，脱了靴又穿，庄征君恼了”，“谢绝了这些冠盖”，“连夜搬到元武湖去住”。庄绍光居住在“园里合抱的老树，梅花、桃、李、芭蕉、桂、菊，四时不断的花。又有一园的竹子，有数万竿”的湖中别墅内。同娘子凭栏看水，欣赏湖光山色，酌酒读杜少卿的《诗说》，过着“着实自在”的生活。小说以富有诗意的笔调，借助于清幽的环境和芳香秀雅之物来衬托庄绍光高洁脱俗的襟怀，字里行间流露了钦仰敬佩之情。
“爱身”者必然不仰人鼻息，不依附他人，全力保持自己独立而完整的人格。庄绍光在京时，势倾朝野的太保知道皇上颇有大用庄绍光之意，便欲“收之门墙，以为桃李”，庄绍光回答道：“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况太保公屡主礼闱，翰苑门生不知多少，何取晚生这一野人?这就不敢领教了。”不卑不亢地拒绝了权贵的笼络。
“爱身”者尤其不能容忍对其人格的污损。庄绍光辞官归来，鄙俗庸劣的萧柏泉出言道：“老先生抱负大才，要从正途出身，不屑这征辟。今日回来，留待下科抡元。皇上既然知道，将来鼎甲可望。”庄绍光笑着当面抢白：“征辟大典，怎么说不屑?若说抡元，来科一定是长兄。小弟坚卧烟霞，静听好音。”针锋相对，痛斥热中宦场的利禄之徒的无聊言谈，表明自己“恬适”的胸襟。
庄绍光的“爱身”还包括在封建文化恐怖政策下合理地保存自己、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有清一代，文网严密，文字狱屡兴，许多无辜的文人惨遭杀戮。庄绍光劝收藏朝廷禁书的卢信侯说：“但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不知避忌。青丘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既表示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不满，揭露其“禁书”实乃“禁”书之作者的本质，又反对莽撞行事，干时犯忌，自触文网，主张节制偏激，不走极端，保持一种理性的冷静。这其中固然有明哲保身的消极因素，然而这大概是当时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文化高压政策下避祸免灾的唯一办法。
对于受文字狱牵连而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庄绍光则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尽可能的帮助。卢信侯不听其劝告，收藏《高青丘文集》，被人告发。中山王府派了几百名兵丁前往捉拿。庄绍光全力营救，“悄悄写了十几封书子，打发人进京去遍托朝里大老”。经庄绍光多方疏通，卢信侯得以无罪获释。郭孝子“二十年走遍天下”，寻找为逃避朝廷追捕而潜踪匿名的父亲王惠。庄绍光闻知郭孝子路过南京，既赠银两，又写荐书，托人在沿途予以照顾和帮助，设法为郭孝子解决困难，表现了他尚义助人的豪侠心肠。
庄绍光品德高尚。他辞官出京，在京郊遇到一对因冻馁而死的老俩口。庄绍光出钱买棺木买地皮，雇人掩埋了老俩口，还买了些牲醴纸钱，做了一篇祭文，洒泪奠祭两位老人。“一市上的人”都被他的德行所感动，都“罗拜在地上，谢庄征君”。路过扬州时，当地总商凑齐六百两银子到船上送盘缠，他分文不取，众盐商都称赞他“真乃好品行”。
庄绍光这个形象的人物原型，是吴敬梓的契友程廷祚。程廷祚字启生，号绵庄，曾师事李塨，是颜李学派的重要传人。程廷祚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为人“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曾两次被荐举入京，但均未获选，以布衣终老。吴敬梓以这一人物为基础，塑造了庄绍光这个有真才学、真情性、真道德的知识分子形象。在这个“风流儒雅，高于诸人一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人物形象身上，除了具有较多的儒家学者的思想特征以外，还受到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冲刷浸润和新兴的市民思想的熏陶，带有魏晋时代嵇康式的“不喜交接俗人”的清高孤傲和某些封建社会“异端”思想的光彩(如营救卢信侯，支持郭孝子万里寻父)，体现了清朝初期进步的知识分子视热心科举者为俗物、追求人格独立、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样一种价值取向。
吴敬梓是一个思想敏锐的艺术家，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穷困潦倒的生活以及与下层劳动人民的广泛接触，使他逐渐认识到庄绍光这一类人的迂阔和脱离实际。小说没有将庄绍光这个作者所钟爱的人物写得完美无缺，而是抱着“爱而知其短”的态度，有意识地写了他的两次受惊，对他作了微婉的讽刺。第一次是他在客店里与别人高谈阔论，指责“近来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像这盗贼横行，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但次日凌晨上路，遇到“响马贼”，他一下子便吓坏了，“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也不晓得车外边这半会儿做的是些甚么勾当”。卧闲草堂本评曰：“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谈兵，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第二次是他投宿于京郊，夜遇暴死的老妇人突然站立瞪眼的“走尸”现象，庄绍光又“吓了一跳”，害怕了一阵，自我反省道：“我到底义理不深，故此害怕。”作者通过这场虚惊，含蓄地批评了庄绍光的迂阔。其实这两场虚惊，并不是因为他“义理不深”，而是因为他太脱离现实生活，太不了解社会现状和民间疾苦。作者对他作一些轻微的讽刺，目的是希望这个“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文章礼乐’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任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第495页)。从艺术角度来看，施之于理想人物身上的微婉讽刺，避免了简单化和概念化，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圆凸性和审美韵味，展示了作者在描写人物、显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的才气和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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