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琼枝的意思-诗句大全

沈琼枝

沈琼枝是《儒林外史》中最光辉的女性形象，她的出场，在第四十回及四十一回。作者对她着墨不多，只写了她两件事：一是从盐商宋为富家逃婚出走，一是在南京利涉桥卖文为生。吴敬梓以其如椽巨笔，通过对这两件具有典型意义事件的精细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新女性形象。

沈琼枝自幼丧母，又与其父沈大年分居多年，养成了她泼辣、要强的个性。其父沈大年书生气较足，一时糊涂不察，竟将女儿许给扬州盐商宋为富为妻。其实宋为富家妻妾甚众，他恬不知耻地宣称：“我们总商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沈琼枝，不过是他略施手腕骗娶的又一个小妾而已。沈大年却蒙在鼓里，一团高兴地送女成亲，只等“择吉过门”。谁知宋府家人只称琼枝为“新娘”，新娘者，下人之称小妾也。沈大年立时慌了手脚，倒转来要女儿“自己主张”。沈琼枝说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模样看待我。”何其明理!何其决断!又是何其自尊!进了宋府，沈琼枝又出语惊人：“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段光景。我且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我就没的说了!”一番义正词严的斥责，立时煞下了宋家气焰。沈琼枝初战告捷。首先在于她深明事理，在道义上站住了脚；其次是性格刚强，在心理上压倒了对方。而其勇气的源泉，则是极度的自尊。

宋为富恼羞成怒，一面将沈琼枝软禁；一面又贿赂官府，驳回了沈大年的诉状。沈琼枝见情形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真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上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沈琼枝这一“走”，便显示了她的机智、聪明、善于临机应变的个性。临走之时，还将宋为富的金银衣饰，卷带一空。沈琼枝并不是爱财之人，此举无疑是对宋为富的报复与泄恨。盐商无一不爱财如命，宋为富一旦知道沈琼枝竟穿了七条裙子而走，其痛必不亚于剜去心头肉一般。沈宋的第二次交锋，又以宋为富的惨败告终。

宋为富人财两空，心痛之极，如何肯善罢甘休。于是买通官府，四面缉捕。沈琼枝有家难回，只身逃到南京利涉桥，自食其力，“卖诗为生”。南京乃当时大邦，人文荟萃，写扇作诗，也难于为人所重，所幸沈琼枝还“精工顾绣”，“出奇的针黹”，这才借此糊口，安下身来。然而，一个孤弱女子，漂泊无靠，安身立足，谈何容易!“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的来物色，非止一日。”沈琼枝凭她的泼辣与刚强，抵制骚扰；洁身自好，自尊自爱。“地方上几个喇子想来拿讹头，却无实迹，倒被她骂了一场。”作者借武书之口描写沈琼枝道：“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活脱脱画出了一个自尊、自强、自重、自爱的女性形象。当官差最后访拿到她，面对县令，她毫无惧色，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爱情观：“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面对富贵不动心，向往两情相悦的真正的爱情，体现了朦胧的个性解放思想。这是一种多么可贵可敬的追求!正如杜少卿所说的：“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最后，凭着过人的诗才，沈琼枝赢得了知县的“赏鉴”，终于得到了开脱。与宋为富三战而胜。

沈琼枝，一个孤弱女子，之所以能斗倒富甲一方的盐商宋为富，凭的就是自尊、自重、自爱、自强的刚强个性，对爱情自由的执着追求以及杰出的口才、诗才。

中国封建时代的女子，一直在社会上处于依从的地位。她们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没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女者，如也；子者，孳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大戴礼记》)。她们只能依男子而成人格，“阴卑不得自专，就阳而成之。”(《白虎通嫁娶篇》)在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也极其卑下。她们没有名字，只能以男子之姓为名，没有谥号，只有靠丈夫的官爵来讨取封诰。所以，女性解放的首要途径就是摆脱对男子的人身依附，走向自立。而自立的根本，是经济上的独立。沈琼枝靠一技之长以谋生，这在封建时代，无疑是一种富有叛逆精神的行为，正是这种叛逆精神，使沈琼枝这一形象闪射出了耀人的光辉。

《儒林外史》中另有三位女性：鲁小姐、王太太与聘娘，她们恪守着传统的人生价值观，深陷在旧道德的泥潭里苦苦挣扎，走着与沈琼枝截然相反的道路。鲁小姐出身宦门，是一个“才女”，八股文章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王太太原是一介小吏之女，是一个“不安本分”的人；聘娘则是一个烟花女子，“最喜欢相与官”。三人虽贵贱不一，但却都将嫁一个好丈夫，做“太太”作为她们全部的人生目的。然而，天不遂人愿，“太太”梦做急了，迷了心眼，所嫁或名士、或戏子、或荡子，不仅“太太”没做成，反给人留下了笑柄，气的气，恨的恨，做尼姑的做了尼姑，凄凄惨惨走向了各自的悲剧结局。她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性的悲剧。人，只有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才是一个真正自由、幸福的人。而沈琼枝走的是一条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这正是吴敬梓赋予她的特殊意义之所在。

清代对于女性之种种桎梏，可说集前代之大成。《女儿经》、《女学》、《教女遗规》、《女学言行录》、《女范捷录》等书，广为流传(后四种被称为“女四书”)，对女性“三从四德”及贞节观念的强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对女性缠足的特殊癖好，也在此时发展到了极端。女性沦入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深渊。封建社会晚期，“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了加在妇女身上的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考之前代，汉有卓文君，唐有杜秋娘，宋有李清照，众多的才女不仅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异彩，也为同时代的人们所交口称赞。然而从明末开始，“女子有才”便受到了许多封建卫道者的大肆抨击。考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故事传说的影响，如卓文君之私奔相如，崔莺莺之夜投张生，皆以诗为媒，因诗结合，明、清人对于贞节十分重视，自然，这种有导淫嫌疑的诗文是不能为妇人所学的了。二是明末清初之际，许多妓女皆以诗词著称，这就使卫道先生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吟风弄月”，“和李酬张”是妓女之专利。因而，渐渐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便为许多人所接受，而其直接的解释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所以，《儒林外史》中武书一见到沈琼枝的招牌，就说道：“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迟衡山也一口断定：“这个明明是借此勾引人!”这正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观念。

但是，尽管道学先生们对妇女“舞文弄墨”大放厥词，却并没有遏制住妇女们在这方面的兴趣。有清一代，恰恰是我国历史上妇女文学最为兴盛的时期。陈维寂编纂的《妇人集》，记录了明末清初女诗人、女词人轶事九十七条，冒丹书编纂的《妇人集补》，又记录有十条。嘉庆初，许夔臣所编《香咳集》，收录女诗人三百七十五家。道光时，蔡殿斋编《国朝闺阁诗抄》十卷，精选《香咳集》中及其后女诗人一百家。这以后妇女个人别集的出现也不下数十家。其作品数量之富，质量之高，是中国文学史上所仅见的。清初著名诗人袁枚，曾收有许多女弟子。并有《随园女弟子诗选》一书，于嘉庆元年刻印出版。沈琼枝的原型，据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云，即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

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张氏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张照)。姊名宛玉，嫁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乃倚几疾书曰：“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云：‘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时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袁枚《随园诗话》卷四

张宛玉与沈琼枝之间，确实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可以说，沈琼枝这一形象，是时代新女性的典型。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

沈琼枝形象，鲜明体现了作者吴敬梓的妇女观。在此之前，第三十三回中，作者叙写杜少卿不拘俗礼，“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在三十四回中，作者又借杜少卿之口发了一通议论：“《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这些都显示了作者朦胧的民主主义思想。而在沈琼枝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自立、自强、有追求、有个性，又富于才学的新女性形象，这是作者崭新妇女观的集中体现。

曾经有人说过，男人的优点是刚强，女人的优点是柔弱，然而，在沈琼枝身上，我们却看不到柔弱，只有男性的刚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沈琼枝是一个男性化了的女性形象。不愧为女中“豪杰”。她不慕盐商的富贵荣华，也不肯过倚门卖笑的非人生活，而是走上了一条自食其力的道路。这对那些倚人门下，形同倡优的士子，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她偏偏敢卖诗为生，这对那些整日摇头晃脑也只能将“且夫”、“尝谓”写在诗中的假名士、假高人，可谓当头一棒。这就是沈琼枝在《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中独特的美学价值之所在。

沈琼枝在《儒林外史》中独放异彩，作者对她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在幽榜中，她被排在三甲第一名。中国文学史上，有的是弃妇、怨妇文学，缺少对女性自立精神的赞歌。从《诗经·卫风·氓》中女子的哀哀倾诉到白居易笔下琵琶女的无限幽怨，从秦香莲的哀哀哭求到潘金莲的献媚争宠，我们面对的，除了淌不尽的眼泪，就是诉不完的哀怨。偶尔有那么几星微弱的闪光，也被大片黑色的忧郁所吞没。《儒林外史》所塑造的沈琼枝形象，无疑是黑暗夜空中的一道闪电，撕破了阴沉的夜空，在中国文学史上投射下一道亮丽的光芒。

在明代之前的古代小说，特别在唐宋传奇中，女性形象曾大量出现，塑造也较为成功。然而从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到明中叶后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少得可怜，而且大多被歪曲为反面形象，明中叶后的《金瓶梅》、《醒世姻传》等巨著中，女性开始成为表现的主体，但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反面形象来描写。真正将女性作为正面形象重点加以描写，给予赞美的作品，是清以后的《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等书，这表明初步民主主义妇女观的逐渐形成，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得到了恢复和提高。《儒林外史》成书稍后于《聊斋》，它虽然没有将女性作为描写中心，但作者着力刻画并尽情赞美了沈琼枝这一新女性形象。对于女性形象在明清小说中地位之转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沈琼枝这一形象，也必将以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在中国小说美学的人物画廊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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