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梁的意思-诗句大全

虞梁

虞梁，字华轩，南直隶五河县人，其曾祖为尚书、祖是翰林、父任太守，功名渐次式微，传到虞梁，仅为一名不第秀才。他的故事集中在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几回中，五十六回“幽榜”中亦有其位置，为二甲十七名。虽然，他因敦请余特教子而出场，亦因余特赴任徽州训导而退场，但他的故事并不附丽于余特，而是有着独立存在的价值，它所显示的意义也并不能被余特的故事所替代。

一

虞梁出场之际，虽然这个官宦世家已趋中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虞家仍是当地望族。虽然他的功名很不得意，但却极有才学，虞梁自幼聪颖，七、八岁时就被人目为“神童”，又饱读经史子集之书，弱冠之年就通晓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即以做文赋诗而言，也被人视为可与枚乘、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等大家齐名。

不过五河虞家虽然是世代簪缨之族，但却非豪门巨富。虞梁之父虽官至黄堂太守，但却是个清官，全家省吃俭用，方能“苦积”下几两银子，可以买房置地而已。偏偏虞梁又生活在五河这个“恶俗地方”。这个地方，又偏偏不看重品行、文章，所以尽管为人端方的虞梁有着“一肚子学问”，“五河人总不许他开口”，这个地方，看重的只是新近发迹的仕宦之家，如彭乡绅，趋附的只是饶有钱财的盐典商人，如方盐商。社会如此势利，家族又已衰落，自身虽富才情，但却功名失意，生性又不愿趋炎附势，脾气也不合时宜，因此，处处感受刺激，事事遭到冷落，而又不得不“守着几亩田园”，跳不出这“恶俗地方”，自然要“激而为怒”了。

虞梁“激而为怒”的情绪并非陡然产生、突然喷发的，而是长期蕴积、渐次形成的。在作者笔下，首先一场是在宴请西席时被唐二棒椎的纠缠而表露。当其表兄余特从无为州归来安葬父母时，虞梁“薄治园蔬”，写帖邀约表兄余特、余持兄弟二人“到荒斋一叙”，但未曾会着。此后余大先生又去了南京，他只能再次修书送至余府二先生余持处，表示要“敬请余大表兄在舍教训小儿”，余持乃托人带了家书去南京，要乃兄余特“作速回去”，余特返家后即去虞府就任西席。“开馆”之日，按照习俗，东主必宴请西席，虞府也不例外，专“吃荤饭”的秀才唐三痰的乃兄，“文举人”唐二棒椎，因与虞梁为“同案”秀才，就不请自来，其目的在于陪吃，但他毕竟有举人身份，不便明言说破，只是说此来是为“陪先生”。而此际余大“先生”正在馆中授徒，摆席时间未到，余大未曾出来，他不得不与东主华轩交谈，坐等开饭。先从议论“先生”展开话题，在轻轻说了一句“这先生最好”之后，他即做“但书”文章，非议起“先生”来，说“这先生”一是坐性差，二是好弄杂学，三是所做的时文又非“中和之业”，总之，不是称职的“先生”。华轩不以为然，语含讥刺地说：“如今请余大表兄，不过叫学他些立品，不做那势利小人就罢了。”全然不为“文举人”留有余地，当面加以发挥。不知这个“棒椎”是不以为意还是不知其意，也不知这个“文举人”是浑浑噩噩还是为贪口福，毫无反应。在“坐了一会”之后，仍然要和华轩搭讪。这次他提出的问题，似乎是有意无意、无话找话，但仔细寻绎，不难发现这却是作者精心结撰、着意安排的话题，他的嫡亲侄子与他是“同榜”“同门”，二人之间，该如何相互称呼。提出这一问题的本身就是绝妙的讽刺：一是“文举人”不知如何相称，却来请教功名低于自己的秀才，这分明是现实问题，却要求教于“通古学”的虞梁，正暴露了“文举人”不但不通“古”，亦昧于“今”；二是“文举人”不但学问有限，心性亦凉薄，叔侄乃天属之亲，而为了功名富贵，却抛弃亲谊，只讲科名，不顾伦理，一味趋附，他这种言行，即使从封建道德规范来看，也是“得罪名教”的。对此，华轩不屑与辩，直以嬉笑之语斥之：“是鬼话，是梦话?”“从古至今也没有这样的奇事!”虽然虞梁闻此言后“仰天大笑”，但“大笑”的背后却蕴积了深深的愤慨!

第二场是围绕姚五爷与唐二棒椎坚决否认季苇萧居然会拜访他而流露出来。正当唐二棒椎纠缠不清时，忽然去而复来，报道说有“太尊衙门里出来的”客来拜。华轩来到厅上迎接，方知是定梨园榜的名士季苇萧，如今在厉太守处做幕友。季苇萧冠冕堂皇地对虞华轩说，此次乃奉太守之命前来“查一查”五河县“当辅戥子太重，剥削小民”的情况。华轩信以为真，乃将实情相告。季苇萧走后，姚五爷与唐二棒椎乃议论开来。姚五爷认为此人“一定不是季苇萧”，“恐怕是外方的甚么光棍!”他们先是怀疑后是否定，正暴露出这两人的势利心态：来客如果是定梨园榜的季苇萧，而定梨园榜的必是名士，季苇萧既是名士，相与的必是官府、结交的必是豪绅。虞梁不过一介布衣，岂有季苇萧这样的大名士不拜绅商而来拜一个落寞的秀才的道理?大名士杜慎卿与翰林学士“彭老四是一个人”，如果真是季苇萧，岂能为杜慎卿捎信给虞梁而不为彭老四捎家书?按照他们的逻辑来看，这简直不可思议，因此，断然肯定来客既不是从太守衙门中出来的，又不是“有名的季苇萧”。他们越是坚信自己的逻辑推理，也就越发显露出他们势利心性的至深至重，已臻无以复加的地步。虞梁自然明白，对此种势利、蛮缠的小人，是不必晓之以理的，也是分辩不清的。与其与他们无止无休地饶舌，还不如断然结束这一话题为好：“是不是罢了，只管讲他怎的?”紧接着又借斥责小厮的语气“酒席为什么到此时还不停当”意图使此种小人感到羞愧。这就是作者吴敬梓在《移家赋》中所曾言及的“对宾而杖仆”的方式。但他们并不感到难堪，虞梁此种处理仅仅只能稍稍宣泄一己的愤慨而已。

经过这两场纠缠，华轩蕴积的愤慨已达到饱和程度，在入席之际，面目可憎、语言可恶的成老爹的到来，又激怒了他，这种愤慨，乃自禁不住地喷发出来。成老爹其人为一多年应试而不得入学的老童生，求了翰林彭老四的“书子”，在学台处开了后门，方才“准给衣巾”——即可以穿戴秀才服饰了。不过斯文衣服也并不能遮掩住这个“兴贩行的行头”的市侩灵魂，他浑身依然散发出浓烈的、令人作呕的势利气息，只是在他的言谈行事中夹杂着士子与市侩的两种特性，不同于纯然士子或道地商人而已。成老爹这种双重性格的表露，较之唐二棒椎和姚五爷都更加露骨，更令虞华轩不能忍受。以斯文而言，在虞华轩面前他也奢谈功名，说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直截了当地数落虞家的败落，而且断定即使华轩中了进士，也不能像彭老四那样做到“大位”——大官，因此，他要华轩不必拿出银子修理有关“一县发科甲的风水”元武阁，因为它与“你家是不相干了”，而让“科名发在彭府上”的彭家拿银子去修理。这番言谈，无异是当面羞辱华轩。以市侩而言，劝说华轩买地，先有与虞府管租的管家“鬼头鬼脑”地算计于前，又有公然敲剥的言行于后，他对华轩说：“我要在中间打五十两银子的‘背公’，要在你这里除给我，我还要到那边要中用钱去。”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贪婪不堪的掮客嘴脸。

正因为成老爹的言行大大刺伤了虞华轩，华轩也就不会如同对待唐二俸椎、姚五爷那样，稍加讥刺即罢手，而是精心设计予以还击。华轩的还击不是讥刺斥责，而是有着捉弄，让这个市侩斯文落入极其难堪的境地。华轩也十分熟悉成老爹大言不惭、自我吹嘘的性格，他常在人面前表示当地士绅豪商如何看重他，在彭府面前，“我老头子说话，他也还信我一两句”；而方府更是经常“请我吃中饭”，借此自高身份。华轩针对他这心性，安排一次方府假请客，而自家却真设宴，令这个极贪口腹的市侩两头落空，“气得火在顶门里直冒”，“一直饿到晚”。他又贪得无厌，做掮客要两头慊，华轩先答应买田，并且将“三十锭大元宝”搬出来，掀在桌上乱滚，“成老爹的眼就跟这元宝滚”，又将“五十两一锭的大银子”散给瓦、木匠，“一时辰就散掉了几百两”，可是当成老爹叫他“成田契”时，他却睁着眼：“那田贵了，我不要!”刹时之间，成老爹的“背公”成了泡影，“吓了一个痴”，“气的愁眉苦脸”。成老爹如此下场，华轩固然大泄心头之愤，读者也感到痛快之至。作品所产生的这一效应，自然是作者对现实评价的产物。而作者在将自己的愤慨提炼后贯入作品情节、熔进人物形象时，并未被自己的愤怒所全然控制，依然冷静地按照读者审美心理的需求做了精心的设计和生动描写，如此，方能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心灵的呼应，从而激发起读者对激怒作者的丑恶现象的同样愤慨。

二

虽然，读者对激怒虞梁的势利同样也会产生愤慨，但不同时代的读者所产生的愤慨又有不同。因为一个人的情绪不能不因他的历史时代而变化，又不能不受他的生活境遇所制约，人的情绪是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内涵的。作者吴敬梓如此，他笔下的人物也莫不如此。

以时代而言，在虞华轩出场之前大约十二、三年前，在离开虞华轩家乡五河并不太远的南京，已出现一位一度寄寓着作者理想的人物虞育德。在虞育德即将退场之际，虞华轩方始脚跟脚地活动。然而两人的时差已约十年左右，正如《歌德自传》所言：“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来看，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当然，歌德所说的这种变化，是指发生在一人身上而言，《儒林外史》中这种变化，有时体现在一个人物前后言行的不同，更多地却是分别表现在不同人物的差异上。二虞就是如此。

二虞均为正人君子，虞育德被作者誉为“真儒”、“贤人”，虞华轩也被作者赞之为“非同小可之人”，他们都对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风气有所不满，然而两人的反应却有差异。他们两人都曾参加过祭祠活动，围绕着这一中心，作者细微地描写出他们对待社会风气、周围人物的不同态度。一开始，虞育德就是做为泰伯祠主祭而被引入场的，虞华轩送节孝入祠，则是在他即将退场之际。祭祀泰伯祠的目的，迟衡山早已有所揭示，他认为：“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因此，要“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可见，祭祀泰伯祠的用意，无非是力图将醉心于功名富贵的士子引导出八股举业的泥沼，而去为“朝廷做些正经事”，即有助于政教的事。从主祭虞育德在参与这项活动前后的表现来看，他对此主张是身体力行的，他以自己的真诚待人，以自己的品德化人，以自己的言行感人，虽然，他(们)所主张的礼乐兵农的理想过于迂腐，并不能救助日趋没落的封建政权，也无力扶正不断下滑的社会风气，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然而，就虞育德个人的品德而言，确实是意图对现实社会有所奉献，他们的活动也就有了应该肯定的价值，而他们意图有助于政教却不为这个政权所容纳、所首肯的状况，又更深进一层地暴露了这一政权应该没落、已然没落的命运。

虞华轩在送节孝入祠的活动中，并未表现出像虞育德那样具有明确的社会理想，他的活动只是有益于重振封建道德、表彰节孝而已。因而，他的祭祀泰伯祠活动，也就不可能像虞育德祭祠那样具有值得肯定的意义。而就其待人处世的态度来看，也消失了虞育德那样以德化人的真诚，纯然是一种玩世惊人的态度。对于唐二棒椎的只讲科名、不顾伦理的言谈，他不屑与辩，却将其推向余特处挨训；对于姚五爷的蛮缠，他也不与之辩，只是以“对宾而杖仆”处之；对于成老爹的势利、贪婪，则加以捉弄，甚则“臭骂”一顿，“以此开心”。自然，这些表现是与他的生性不如虞育德那么厚道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已不同于虞育德。其时，盐商、典当势力较前已有扩张，在统治阶级中这一新的力量有所增强，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阶级成员之间的分化组合也在不断加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日趋败坏，趋炎附势之风从而大炽。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并无新的社会理想、只是固守着封建道德规范的虞梁，显得手足无措、无能为力，只是一任自己的愤慨喷泻而已，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则以嘻笑怒骂对之。不过，虞梁的愤慨，毕竟是因作者的愤慨而生发。作者的愤慨有时不免失控，他并未能纯然以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宣泄一己的愤慨，在行文中有时又忍耐不住，自己跳将出来对趋炎附势之风予以痛斥，如对五河“这恶俗地方”，他不禁泼口大骂：“五河的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却另外有一件事，人也还怕，是同徽州方家做亲家；还有一件事，人也还亲热，就是大捧的银子拿出来买田。”这种斥责所表露的无限愤慨，就不仅仅是书中人物虞梁所独具的感情，而分明是作者吴敬梓的愤怒情绪的表白。

以阶级而言，虞华轩对现实社会的愤慨远较虞育德对社会的失望为甚，这除了时代因素以外，还与他们两人所生活的阶层有关。虞育德原本是务农人家子弟，乃祖为一老秀才，乃父连秀才也不是，及至其身也还是继承祖、父之业，教书为生，直到晚年才博得一第，但仍为“教官”——南京国子监博士。从他的家世来说，是处于所谓的“上升”过程。而虞华轩则不同，乃曾祖为尚书，乃祖是翰林，乃父为太守，而自身不过是布衣秀才，高官厚爵已成昨日黄花，门庭日益衰落。就他的家世而言，显然已处于“滑坡”之中。如此不同的境遇，自然就形成了两人对待社会现实态度的差异。

在上引的作者直抒胸臆的文字中，似乎作者吴敬梓及其笔底人物虞梁，既抨击了乡绅世家，又斥责盐商典当，然而细加辨析，不难发现他们对新近发家的豪绅的不满，远远不如他们对暴发的盐商典当的愤慨为强烈深沉。在作者笔下，对以彭乡绅为代表的新的世家大族的焰人气势只是虚写，而对以徽州方家为代表的盐商典当的丑恶面貌则是实描。在有关虞梁、彭乡绅、方老六的情节中，极少写到彭乡绅的实际活动，他在五河社会中出现，仅于送神主入祠一时而已。彭乡绅的“通天”手段，居乡气焰，全然由唐二棒椎、唐三痰兄弟二人以及成老爹口中说出，尽管文字写得如火如荼、花团锦簇，然而却尽为他人所言，彭府中人的自我表现却无具体描述。虽然“他家一门都是龙睁虎眼的脚色”，但在唐三痰看来，彭家“三老还是个盛德人”。可见作者对彭乡绅的斥责是有限度的，与其说作者在抨击彭乡绅，还不如说是在鞭笞吹捧彭乡绅的人。但在作者笔下，对于暴发户、盐典商人方家的罪恶则有细致的描写。不过，作者揭露他们所开的“当铺”，“戥子太重，剥削小民”之后，却又轻轻放过，而将抨击重点放在他们所谓的“伤风败俗”的行为上。在作者笔下，方老六送节孝入祠之后，站在尊经阁上，“笑容可掬”地与姓权的“卖花牙婆”一起“伏在栏杆上看执事”，“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说与他听，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真是不堪入目的景象，不但余特要说：“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即连作者也要大书特书“方盐商大闹节孝祠”。两相比较，虞梁及塑造这一形象的作者，对乡绅大族的憎恶实不如对盐商典当为甚，这正暴露了作者所从属的阶级特性，他们对暴发商人的丑恶灵魂的解剖和抨击，无疑是有助于读者对盐商典当本质的认识，然而在他们的谴责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业已趋于败落的阶级意识，而且他们对盐商典当者的抨击又常常以他们那个阶级的道德规范即封建道德为准绳，这又是要我们细心加以辩识的。

不过，尽管虞梁——作者对同一阶级的士绅的谴责要较之对新近暴发的典当盐商的抨击为轻，有时也不免有回护之笔，但对同阶层士人中趋附盐典商人的“叛逆者”的鞑伐，却丝毫不留余地，甚至较之对盐典商人的抨击尤为严厉。除了前文叙及的“文举人”唐二棒椎之流以外，此种描写集中在对送节孝入祠的士绅队伍的描写上。在虞梁、余特眼中，在作者笔下，送盐商方老太太神主入祠的队伍如此：“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乡绅是彭二老爷、彭三老爷、彭五老爷、彭七老爷，其余就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襕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面赶着走。”“恭恭敬敬”、“慌慌张张”，敬语中夹杂着嘲讽语，调侃、讥刺意味极为浓郁。不仅如此，作者还画龙点眼似地交代出：“乡绅末了一个是唐二棒椎”、“秀才末了一个是唐三痰”。前文已对这对难兄难弟有了极为精彩的描绘，此处轻轻一点二唐的言行容貌又刹时重现在读者眼前，作者对他们的憎恶之情也就在这闪光似的镜头中透露出来。对于世家大族子弟俯首折腰于暴发户前的现实，作者是十分痛心的，除了在《儒林外史》中有如此描写外，在抒情的《移家赋》中，他同样有所宣露：“昔之列戟鸣珂，加以紫标黄榜，莫不低其颜色，增以凄怆，口嗫嚅而不前，足盘辟而欲往，念世祚之悠悠，遇斯人而怏怏。”这种感情无疑是具有浓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成份的，是恨铁不成钢式的憎恶，不同于他对暴发户的诅咒。总之，虞梁——作者对豪门士绅和盐典商人的憎恶之情是有差别的，而从这一差别中，既可看出他们已认识到商人“剥削小民”的罪行，也可觇知他们也已朦胧地意识到世绅渐趋没落的命运。对罪行，他们无法惩处；对命运，他们无力挽回。自然，要“激而为怒”了。

虞梁

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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