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四客”，是指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和裁缝荆元，他们的故事都集中在第五十五回之中，情节虽不复杂，但所显示的意义却十分深刻，不可忽视。
一
如同在以文士为主体的小说中出现“壮士”凤鸣岐一样，在以士人阶层为主体的《儒林外史》中写有专回以歌颂社会下层人物，这也是值得我们予以分外注目的。
季遐年、王太、荆元原就出身平民，生活在社会下层，盖宽却是富贵人家，只因家道中落而沉沦市井。对这“四客”，作者没有详细地叙写他们全部的生活状况，只是撷取他们不为“流俗”所理解的某些行为，以反映出他们闪灼着耀眼光芒的性格，倾泻了一己的极其深厚的赞赏之情，饱含着作者“述往思来”的深思。就“述往”而言，盖宽为主；以“思来”而言，却是季遐年、王太、荆元为主。
盖宽出身富家，年青时家中“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甚至“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的”。可是他偏偏嫌做生意的人“俗气”，自己喜欢看书、做诗、画画。他不懂生计，却喜接济人。自然家产被日逐连哄带骗地变卖尽净。妻子死了，连自己安身的“小房子”也卖了。在一条“僻净”的巷内寻了两间屋，里屋让一子、一女住，外屋卖茶水，勉强度日。尽管生活极为窘迫，但仍不改自己的爱好和本性，没有客人时，他“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对自己的沦落，盖宽安之若素，根据自己大半生经历，知道求人不如求自己，不去有钱人家讨无趣，在回答邻居老爹的劝说时，他说道：“老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当初我有钱的时候，身上穿的也体面，跟的小厮也齐整，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还搭配的上。而今我这般光景，走到他们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觉得可厌。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那都是穷人，那里还有得还出来!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我若去寻他，空惹他们的气，有何趣味!”这番语言，虽然是根据自身的际遇，看破了世情，施恩不求报，但求诸自己，洁身自爱，自找生计，每日卖五六十壶茶，赚五六十个钱，换些柴米度日。
但是，这不等于盖宽对这种势利世情的默认，只是无可奈何罢了。虽然，他没有愤慨，似乎也没有牢骚，如同前此出现的虞华轩一流人物。但他对现实社会的这种风气依然是十分不满的，不过是以看似平谈却极深沉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他对邻居老爹就说：“你老人家七十岁年纪，不知见过多少事，而今不比当年了。像我也会画两笔画，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那里愁没碗饭吃，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对现实状况的不满，在这番言谈中就表露得极其明显，只不过把希望寄托在往昔的追忆中，颇有是古非今的味道。其实，虞博士的时代距其时虽已近四十个春秋，但彼时的社会风气亦不见得胜过此际，斯时亦有吃饭不易之人，例如同为世家大族出身的杜少卿，家道中落以后不得不流寓南京、投靠他人；即连身为国子博士的虞育德也不得不再在宦海中沉浮几年，以为衣食之谋。不过，社会生活的教训，终于使得他从心造的幻影中清醒过来，当他看到由虞博士主祭、体现礼乐兵农理想的泰伯祠已经颓圮不堪、无人“修理”的现实时，他终于有所醒悟，对邻居老爹说：“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我们不如回去罢!”此时此刻，在他的眼中雨花台顶上的风光只是：“那一轮红日，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此是写景，实亦为抒情，盖宽的理想如同那一轮落日一样，渐渐消逝了，也显示了作者对自己既往理想的破灭再度认证一番，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作者塑造了盖宽这一艺术形象作了“述往”式的总结。
与盖宽的活动同时，在“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即季遐年、王太、荆元。自他们始，作者又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所谓的“思来”即指此。
季遐年是个无家无业的人，在天界寺里安身，随和尚吃斋饭度日，但却写得一笔好字。他写字不循规蹈距，不临法帖，不师古人，而师自然，一任“笔性”，自创格调。态度却又极其认真，即使写幅十四个字的对联，也要三天功夫，第一天“斋戒”，第二天磨墨，第三天才临池作书。由是，他的书法，方才为人珍视。
写字如此，作人亦如此，可谓字如其人。朋友嫌他“一双稀烂的蒲鞋”全是“滋泥”，怕脏了自家书房，请他换鞋入室，他即大嚷：“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我坐在你家，还要算抬举你。”忿忿而去。他绝不以身处贫寒而自低身价，也绝不受人半点施舍。正因为此，他写字全由自己兴致，不为酬金，人家送他的“笔资”，除了“自家吃了饭，剩下的钱就不要了，随便不相识的穷人，就送了他”。也不为趋附，即使权贵之家求他写字，亦须用尽小心，非谦恭下士之人，他绝不为其作书。施御史之孙家的小厮，叫嚷“我家老爷叫他明日去写字”，他即去施府敞厅上对着施御史之孙痛斥：“你是何等之人，敢叫我来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在他当面痛斥之下，施御史之孙无一言对答。真可谓无所求也就无所惧。“老爷”身份只能使企求功名富贵的士子低眉折腰，却无法折服视功名富贵为敝屣之人。作者写出这种心理状态，实在是包涵无限，富有深刻寓意。
王太，祖代在南京三牌楼种菜卖菜，原就是市井小民，但在其父辈时就穷了下来，把菜园都卖掉。可见“盛世”之下，不懂生计的盖宽固然丧失了家产，卖菜求生的王家也更趋穷困。作者这种似乎不经意的点染，倒也透露出“盛世”的真实景状。菜园卖掉，但仍要生存，王太乃改而卖纸火筒子以为糊口之计。生活虽极窘迫，但他仍在贫困之中自讨乐趣。下棋是毋需资本的，这就成为他的兴趣爱好。惟其喜爱，自然深入钻研，在与人对奕中提高棋艺。当他胜了“天下的大国手”马先生后，“众人大惊”，就要拉着他吃酒，以为庆贺。可是他虽然衣食不周，却并非贪杯之徒；他与人下棋，只是为求乐趣，并不如“大国手”马先生那样是为赢得采头，对拉他吃酒的人，敬谢不敏，大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我杀过矢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得下酒!”就此，“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虽然“他穿的褴缕”，但却蔑视“天下大国手”马先生一流的“老爷”的棋艺，公然当众称之为“矢棋”。这种只凭才能不看身份的个性，正透露了作者所渴望并极赞赏的人格平等的观念。这种观念产生于生活在近三百年前的吴敬梓笔下，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
荆元，是南京三山街开一个裁缝铺的裁缝，他以自己的手艺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能吃碗饭就罢手，不再做衣，“余下来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喜欢做诗”，以此自娱。他不象牛布衣那样，写诗是为了奔走权门，什么“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寄怀王观察”、“与鲁太史话别”等等；他弹琴写字，自然也不会去豪门之家为帮闲、做清客，既“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这样，“诸事都由得我”，就能不受拘束，保持人格独立。他并不以为自己从事手工技艺而低人一等，有所“玷污”。对那些“另有一番识见”的“学校里人”，他虽没有正面的斥责之辞，却不愿与他们往来。可是，对于种菜为生的于老者，虽然其居处在远离三山街的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他却抽暇“踱到清凉山来”，在菜园中吃茶，看“新绿”，并应于老者之请，为其弹琴，而“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显然，以裁缝为业能琴会诗的荆元，其知音并非“学校里”的士人，而是“灌园”的市井劳动者，作者的寓意极其显然。他们三人同出现在小说正文结束的最后一回，作为体现“思来”的艺术形象，实有深意。
二
此回书明标“添四客”，即表明这四人在《儒林外史》中均为“客”的身份，不是儒林人士。作者何以要“添”写这“四客”，“添”写这“四客”又蕴寓着什么意义?在回目中作者已有回答。“添”写“四客”是为了“述往思来”。
在作者笔下，往世如何，现世怎样，来世又如何?作者对此进行了回顾与瞻望。小说正文起自明季成化末年，至此际“万历二十三年”，为时已整整一个世纪。此时，“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以虞育德为代表的曾经一度被作者高度赞扬的“那一辈人”，业已风流云散：“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作者对往世“那一辈人”的回顾，是流露了浓郁的伤往之情的，并以之与现世作了对比：“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流露了对“礼乐文章”的钦羡和对“才俊”“贤人”的神往。但其实，且不论“那一辈人”的“礼乐文章”之空疏迂阔、不切实际，仅以与“那一辈人”周旋的士人之中，实颇有为作者所讥讽、令读者所不齿的人物；而“那一辈人”的时代社会、亦颇多“丧父娶妻”、“夫妻反目”乃至“冒姓求名”、“势利薰心”(均为小说回目)伤风败俗、趋炎附势之事。往世的人或事，实在不足称道，作者也不断予以抨击。但作者于此际回顾“那一辈人”时，却不再有辛辣的讥刺之辞，反以无限神伤的笔触将其与现世比较，在作者眼中，“万历二十三年”的社会状况是：“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就是说，今不如昔了。
往世虽然黑暗重重，不如人意，但已不可追，少有的几个“贤人”又偕同他们的理想“销磨尽了”。现世景象又如此令人失望。作者除了以叙述性的语言对此作了勾勤，还以描写性的语言作了形象的反映，这集中表现在对礼乐兵农理想的泰伯祠的描绘上。其实，从“泰伯祠名贤主祭(第三十六回)”到“泰伯祠遗贤感旧”(第四十八回)，也不过十年左右光景，当徽州府学训导王玉辉欲“作游”南京时，余大先生就曾言及“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虞育德之“去”，也就表明礼乐兵农理想的消逝，也就意味着泰伯祠的冷落。果然，当王玉辉到了南京，出了“南门”(今日之中华门)，登上泰伯祠正殿，只见壁上虽然还贴着祭祀礼仪注单执事单，但却积满尘灰；当年祭祀时使用的乐器、祭器虽然也还在，却又被“关锁着”，大柜的钥匙也不在祠中，显然久已无人间津了，王玉辉只能“感旧”而已。到了此回书中的“万历二十三年”，不用说外地士人，即便南京人士亦少有来游此祠的。当盖宽来游时，泰伯祠大殿的“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王玉辉犹能见到锁着祭器、乐器的大柜，“而今连柜也不见了；”当年祭祀的盛况早已不可见，只有乡下老妇在祠内“挑荠菜”，这种形象的描绘，意在表明“贤人”业已逝去，而其理想又后继无人，现世景象一片萧索、日趋下沉。这表明作者往昔倡导的礼乐兵农理想在生活实践中已经全然破灭，而体现作者理想的“那一辈人”确确实实已经过去，即使颇有“贤人”风概的盖宽虽已沦落下层，最后被人家以“八两银子束修，请到家里教馆去了”，依然走着往世士人的老路。这是“四客”中唯一交代下场的一位，也是四客中作者唯一能知其结果的一位。显然，士人如此的出路并不是作者所意愿的，他不得不另有所寻求。
吴敬梓终于从自己生活日渐坠入下层的环境中，找到“几个奇人”，这表明作者吴敬梓已全然摆脱“儒林”的羁绊，跳出士人的圈子。这“几个奇人”就是季遐年、王太和荆元。他们三人的共性是不事权贵、不畏豪富，重视自己的尊严也尊重平等待己之人，并且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唯其生活能自理、经济能独立，才换取得精神的平等、人格的尊严。这三“客”虽然有着与另一“客”相通之处，然并不纯然相同，在小说中完全是崭新的人物。但是，对于此三“客”的结局作者并没有交代，可谓不结而结，这又透露了作者对此等人物能否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新一代的理想人物，尚不能坚信，犹有疑虑，因此也就不能预期他们的前途。
也正由于作者对这种新型人物虽寄予莫大期望而犹有疑虑，也分明知道斯世少有人能够理解自己所提出的这种理想，因此在描写这四“客”时，更换了他们各人所体现的琴棋书画的通常序列，而将“琴”于最后叙写，并明白写出荆元的知音仅为一灌园为生之于老者，从而倾泻了作者的无限悲凉，但亦表露了下层人民自有能理解作者所提出的理想的人在。以这样的安排来结束这部小说的正文，寓意是十分深刻的。生活在近三百年前、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吴敬梓，通过一己的生活实践从而对自己阶层的没落、对市井小民的崛起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极为难能又是十分值得珍视的。
通过如此分析，小说回目“添四客述往思来”的寓意也就十分显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又插述此节文字并云：“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诸人言也。”《儒林外史》作者的“述往思来”实有此意。
吴敬梓一生坎坷，意有“郁结”，又极擅文才，尝言“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梓焉”，(《文木山房集·移家赋序》)因此乃“著书仰屋”(《文木山房集·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以“思来述往”，既以之“以舒其愤”，又以之以“综其”一己之追寻。也同司马迁一样，吴敬梓对自己的追寻亦只“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故而其知音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也“不觉凄然泪下”，作者之悲凉实亦无限也。
须要着重指出的是，吴敬梓的“述往思来”，也确有深刻的含意。众所周知，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读书人的出路，无论是在奴隶社会实行的世卿制下，还是在封建社会实行的选举制、科举制下，只有为统治阶级所用。也因此，统治阶级既能使士人“荣”，也能使士人“辱”。汉高祖刘邦就曾言“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大诰》中即云“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劄”(《明史·刑法志一》)。因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士人既受到利禄之诱，又感到刑罚之胁。士人如何才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吴敬梓通过自身的痛苦经历，终于寻出一条士人的另一种生活之路，即凭自己的技艺，谋求生活之资，能自食其力，就可不依赖统治阶级，也就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样的“思来”，无疑是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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