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在这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形象，从而广阔地反映了清代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现实。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有它显著的特征，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谓时间只不过是人类发展的空间。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时间——这个人类发展的空间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是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间的烙印。《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也都具有时代特色，不同于它产生之前、之后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德国大诗人歌德就曾说过：“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来看，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思慕译《歌德自传》)。以《儒林外史》的人物形象和吴敬梓生活的时代进行对照，歌德所言就很有道理。
吴敬梓生活时代正当封建社会晚期，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特别是他长期生活和足迹所至的南京、扬州、淮安，以及《儒林外史》中涉及的东南沿海的苏州、杭州、嘉兴、湖州等地，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兴盛，城市经济非常繁荣。即以丝绸纺织业而言，苏州城东“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长洲县志》卷十六)，南京生产的“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甘熙《白下琐言》卷八)，甚至远销北京，并在京城建立了元宁(上元，江宁)会馆，作为存放绸缎和行主议事的处所，当时长驻北京的南京缎行业主有刘含六、章景璞等人。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一些商人积累起大量财富，形成巨大的商业资本，如两淮的盐商，山西的票商，大多数拥有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两的资金。随之，官僚地主从事典当业的也逐渐多起来，如徐乾学就曾借给盐商项景元白银十万两，月利高达三分。当商人拥有大量财富之后，他们一方面用来与封建官府勾结，如两淮盐商经常以“报效”的形式向皇帝贡献无数金银财宝，馈赠地方官员财礼，以求庇护；另一方面用以过着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如北京的祝、查、盛等家，扬州的汪、黄、程、方、吴、江诸家。此外，他们也用部分财富来购买土地，开设作坊，加工产品，发展手工业生产，以获得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城市手工业工人增多，市民阶层逐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因素不断增长，这就必然要与已经趋向崩溃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种种矛盾。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就表现为明清之际和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他们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侧面，对维护封建统治的程朱理学以及科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时代的思潮自不能不对当时文艺创作产生影响。
《儒林外史》是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其主要人物形象当然是各类士人。但除此而外，也出现了封建官僚、农村地主、衙门吏役等等，更有不少商人、手工业者，以及依附于手工业主和商人的各种行当的从业者。例如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仁昌典的方三老爷，仁大典的方六老爷，庄濯江也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赵老二、卜老爹，经营杂货小店的有牛老爹，开绒线店的有张国重，王羽秋则开一爿香蜡店，苏州人凌风却在五河县开有糟坊，景本蕙是头巾店的老板。依附于手工业主和商人而出现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有：房牙子，买卖土地的中间商人，如兴贩行的行头成老爹，扯银炉的工人有赵老汉，刻字的有郭铁笔等等。至于茶馆、饭店、戏班子、青楼妓院更是随处皆有。这些手工业者，商人，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各种行业的从业者，都成为《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吴敬梓对他们的描写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勾勒出他们形象的特征。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靡烂生活，银钱花得象淌水，万雪斋因为第七个妾生病，需要一味中药，不惜派人拿了三百两银子去苏州购买，宋为富一年要娶七、八个妾。他们重利盘剥，坑害小民，如方三、方六的仁昌、仁大两个典铺“戥子太重”，“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商人相互之间，尔虞我诈，见利忘义，如毛二胡子与陈正公“合伙贩丝”，却骗取陈正公一千两银子。他们满身铜臭，却附庸风雅，如头巾店老板景本蕙整天哼诗，故作斯文；盐务巡商支剑峰游湖吃酒，冒充名士。他们还攀附权贵，极端势利，如成老爹巴结盐商典当方家，郭铁笔恭维天长官僚世家子弟杜慎卿。他们所言所行无不带有市侩习气，无不具有吴敬梓那个时代的特征。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还描绘了这些盐商、典当与各种人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映出康、雍、乾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面貌。这些商人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他们必然与封建统治阶级发生种种关系，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必然与封建地主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就是借用天长官僚地主杜府的资金作本钱。这些商人虽然广有钱财，但政治地位不高，他们仍然要贿赂当道，以求庇护。例如德清县知县“见是盐务的事，点到奉承”，无不照办；江都县知县收到宋为富的打点，就一反前态，反说沈大年是一个“刁健讼棍”，命差人将他押解还乡；天长汪盐商要经常请县令吃酒，五河方老三、方老六要巴结知县、知府，甚至厉太尊的公子到来，也要“备了极齐整的席”，还找戏子供他“顽耍”。这些盐商、典当有了封建官府庇护，对一般小民可以为所欲为；但如果触及封建势力，他们则要败下阵来。例如清德县知县虽然奉承公裕旗老板，将杨执中“寄监收禁”，可是娄中堂府上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德清县“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也不用发落”；万雪斋对门下的清客可以颐指气使，一旦见到他原来的主人程明卿，这个“书童”出身的盐商“就由不的自己跪着”。这些情节都表明在清代前期，商人势力已有很大扩张，但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吴敬梓对盐商、典当与封建官府的这种关系的揭示，就赋予这些人物形象以时代特色，他们只能是生活在封建末世社会的盐商、典当。
由于《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中出现的盐商、典当又必然与当时的士人发生种种关系，这就使得《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中的士人形象。一般说来，吴敬梓笔下的知识分子是看不起盐商典当的，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封建家庭，对这些不完全恪守封建规范的商人十分鄙视。如杜少卿在家乡时从不与汪盐商之流来往，到南京后又大为赞赏把“盐商富贵奢华”“视如土芥”的沈琼枝，虞华轩更被盐商而兼典当的方家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行为所激怒，余有达、余有重兄弟二人对糟坊老板凌风败俗的家庭生活尽情嘲讽，等等。这都表现了小说中一些正面人物大都鄙薄盐商典当。不仅这样，作品中一些被作者经常予以嘲笑的读书人也看不起盐商、典当。如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是“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方巾中的水晶(精)，辛东之无情地撕破盐商外面装阔而实际吝啬的假面具，骂这些“盐呆子，其实可恶”!尽管作品里正、反人物都看不起这些商人，但他们中间除了极少数能洁身自好以外，大多数的读书人又不得不依赖这些盐商、典当。即如并不是作者所全然否定的人物余大先生，虽然看不起家乡的方盐商，但在他作客扬州时，却又寄寓在“河下卖盐的吴家”。至于作者所嘲讽的人物与盐商典当的瓜葛就更多，他们明明想去盐商典当那里分得一点残杯冷炙却又羞于承认，反装出一副鄙薄盐商典当的清高之态，例如牛玉圃就对牛浦说：“我不瞒你说，我八轿的官也不知相与过多少，那个不要我到他衙门里去?我是懒出门。而今在这东家万雪斋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他图我相与的官府多，有些声势，每年请我在这里，送我几百两银子，留我代笔；代笔也只是个名色。我也不耐烦住在他家那个俗地方，我自在子午宫住。”这番话固然曲尽其妙地表现出牛玉圃的龌龊灵魂，但更重要的却是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经济依附关系，他们这种性格特征，正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除牛玉圃与万雪斋这种微妙的关系以外，小说中还描写了辛东之与扬州盐商河下冯家的关系，金寓刘与扬州盐商河下方家的关系，也无不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不少读书人依附盐商典当的现实。当然，象牛玉圃、辛东之、金寓刘这样的士子，他们最后依然生活无着，潦倒终生。但也偶有侥幸者，他们在发迹之前虽然依附于盐商典当，后来又从科举谋得一个出身。如高翰林从前做秀才时，就曾与万中书一齐在扬州投靠“盐务”“诸公”。但他虽然获得了功名，隔了二十年后再次与万中书相见时，却携着万中书的手离开众人，“直到亭子上去”“悄悄的讲话”。可见当年他们在扬州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作品中还有些士人，起先与盐务诸公并无瓜葛，但在获得一官半职以后，却又与盐商典当交接来往，例如荀玫原来是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田地广，粮食又多”的荀老爹的儿子，考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后，就与扬州的盐商相互过从，万雪斋客厅“慎思堂”金匾就是他写的。这也正反映了封建衙门与盐商典当互相勾结、彼此利用的关系。凡此，都表现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他们生活在封建末世，大都出身于封建地主之家，虽然他们对这些盐商典当气焰薰天、盛气凌人的种种表现极为不满，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场合，又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附于他们，而在口头上却又要表露出自己对他们的蔑视。这就使得这些士子身上除了具有封建劣根性之外，更增加了庸俗的市侩习气。作品中出现的一些封建官僚，他们与盐商、典当既勾结又矛盾的复杂关系，也使得这些封建官僚“钱可通神”的剥削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露骨。吴敬梓紧紧抓住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和封建官僚的这些特征，嘲讽他们可怜、可笑的一面，鞭笞他们可憎、可恶的一面，塑造了许多生动的、富有时代特征的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
吴敬梓之所以能赋予他笔下人物以如此的特征，也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的好友程晋芳就是盐商人家子弟，他本人以及他的长子吴烺曾为盐商典当的幕客。在中年以后，吴敬梓曾多次出游于盐商集中地的淮安、扬州。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对盐商典当“牢盆牟国利，质库睃民脂”的剥削本质，“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腐朽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寄身于盐商典当之家的大批清客——士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客观的解剖。这在他塑造人物形象时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形象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而且在否定人物身上还留有环境的印记。这些否定形象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人固然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文学作品不仅要描写人，描写人所赖以生活的环境，而且还要反映出人与环境彼此作用的相互关系。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也大都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重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例如法国大作家左拉就曾说：“人不能脱离他的环境，他必须有自己的衣服、住宅、城市、省份，方才臻于完成。”他认为作家应该“在准确地研究环境、认清和人物内心状态息息相关的外部世界的情况上做工夫”。(《论小说》)吴敬梓虽然没有象左拉那样有理论的阐明，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却也表现出环境与人物之间的重要关系。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他生花的妙笔，让读者看到那些否定人物之所以可恶、可憎，总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可恶、可憎，他们之所以应予否定，也总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应该否定。他们肌体上的毛病和心灵中的污点，无一不是受到那个社会环境的毒害和浸染所致。作者力图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侧面描绘出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二王(王德、王仁)这两个“铮铮有名”的秀才，口口声声“在纲常上做工夫”，“代孔子说话”，但一收了妹夫的银子，就连亲妹的利益也可牺牲，亲妹还未断气就替妹夫扶正偏房。二进(周进、范进)都是进士出身主管一省学政的大人，但他们除举业而外，一切学问都茫然无知，认为诗词歌赋都是“杂览”，甚至不知苏轼为何人。作者通过二王、二进为代表的个别人物的表现，反映出普遍存在于广大士人中的社会现象：正是清代封建统治阶级有意推行科举制度，尊崇程朱理学，才造成社会上大批这样胸无点墨，学问空疏，口言圣贤，行同狗彘的伪道学、假儒生。
科举制度自隋朝大业年间开始实行以来，直到清代末年废止，在这一千三百年间一般只是男子攻读制艺，参加考试。但《儒林外史》中不仅二汤(汤由、汤实)那样仕宦人家要追逐举业，二娄(娄琫、娄瓒)那样豪门高第要做“名士”，就是大家闺秀的鲁小姐也热中斯道，她从五、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读八股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制艺文也写得“理真法老，花团锦簇”，以致她的父亲也叹息：“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鲁小姐热中制艺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自己做官，而是为了“封诰”。这种心理状态，吴敬梓还进一步通过另外两个特殊身份的妇女都表现出来；青楼妓女聘娘梦想嫖客陈四老爷“升授杭州府正堂”，自己也成为官太太与之“同享荣华”。再嫁的王太太，也认为鲍廷玺是个“武举”，自己可以象孙太太那样“戴着凤冠，穿着霞帔”。这几个妇女的身份不同，但她们谋求提高自己地位的企望却有一致之处。由此可见，在只有男子可以应试的科举社会中，居然有妇女热中斯道，这一现象粗粗看来颇似特殊，但却更深进一层地鞭笞了科举制度、功名富贵对世道人心的腐蚀、对社会风气的毒害。这种特殊的现象，也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与整个科举社会的种种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所嘲讽的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首先是社会所造成的。与其说作者存心要赋予这些人物以否定性格，还不如说作者只是如实地描绘了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而这种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真实的深刻的表现，却突出了这些人物的否定性格，成为对他们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社会环境的绝妙讽刺与有力否定。腐败的社会造成否定的性格，否定的性格又促使社会更趋黑暗。
吴敬梓不是静止地表现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动态。在他的笔下，人物性格的发展常常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人与人关系的变化而促成。匡超人原是一个比较勤恳、淳朴的农家子弟，先在柴行里记帐，后来测字为生，在杭州城隍山遇到马纯上。马二劝他说，读制艺、应科试才是“荣宗耀祖”，“显亲扬名”的唯一道路，并资助他回乡攻读。接着在家乡又遭遇乐清知县李本瑛，受到他的奖掖提携，先后考取案首、秀才。从此，他的气质就开始发生变化，势利嘴脸逐步暴露。甚至只承认李本瑛是他的老师，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公然对门斗发脾气：“我只认得我的老师，他这教官，我去见他做甚么?”其变化也“直是快速之至”(齐省堂批语)。但他何尝真心感激、爱戴李本瑛?只不过因为李本瑛是他的“父母官”，是他向上爬的靠山。后来李本瑛被错参坏事，他竟然掉头不顾，并不过问，“全不为意”(《儒林外史评》)，还远走杭州。及至在赴杭途中，结识了景兰江，听到这个杭州“名士”的谈吐，一方面固然“不胜骇然”，一方面也增长了小人见识，学到社会上假名士那些大言不惭，欺世盗名的诀窍，对他的恩人、“盟兄”马二也看不起了。在杭州又与潘三混在一起，冒名替考、巧取豪夺，干了不少坏事，完全成为这个“恶棍”的帮凶。吴敬梓描绘了匡超人生活环境逐个变化的场景，从而形象地反映出他的堕落变质过程。他的否定性格之所以形成，正是他所生活、活动的社会环境所致，卧闲草堂本批语说：“司马君实云：好好一个老实苍头，被东坡教坏了。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斗(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兰江)、赵(雪斋)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就比较客观地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匡二堕落为“势利之人”的重要原因(当然，卧批对马二的影响作了不完全妥当的评论)。人物性格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在《儒林外史》中除了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以外，还有牛浦郎。吴敬梓“写牛浦、匡超人往往相对。匡超人之事父未尝非孝，牛浦之念诗未尝非好学。匡超人一遇景兰江，便溺于势利。牛浦一见布衣诗，便想相与老爷”(《儒林外史评》)，牛浦的变质与匡迥的堕落极为类似，都是由于他们生活环境和相与的人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由此可见，社会环境的变化造成人物性格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例，而是存在于当时广大士人中的普遍现象。吴敬梓描写的是个别人物的个别事件，但却具有典型意义，反映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
吴敬梓除了形象地描绘了社会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之外，还通过人物的生活环境——也就是左拉所说的“衣服、住宅、城市、省份”——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同是描写厅堂、花园，但对不同人物的“住宅”，作者用笔就不同。在作者笔下，盐商、典当、暴发户如万雪斋、宋为富、高翰林等人的厅堂花园就不同于天长杜府、五河虞府、湖州娄府等世家大族的厅堂花园。万雪斋的万堂中虽然挂满了“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以及“课花摘句”之类的大小对联、金匾，但他在如此厅堂上接交的却是顾盐商一类的人物，忙的是“第七位如夫人”的病，既未读书耕田，也未课花摘句。这些匾额正好烘托出万盐商附庸风雅的习气，真是雅得俗不可耐。他的花园中尽管盖了“许多齐整房子”以及“高高低低许多楼阁”，但是“塘沿略窄”，甚至窄到牛浦郎一不小心就“一脚蹉了个空，半截身子掉下塘去”，受了牛玉圃的许多埋怨。作者突出这一细节，固然为表现“二牛”性格所必需，但塘沿窄到如此程度也正反映了花园主人万雪斋只是一个暴发户。宋为富的花园虽然“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但“彼人也不会赏鉴”，徒为虚设。迟衡山说高翰林的花园“倒也还洁净，只是少些树木。”武书则快言快语地说破迟衡山这种含蓄的贬辞，他说：“这是前人说过的：亭沼譬如爵位，时来则有之；树木譬如名节，非素修弗能成。”借用宋人卢秉的话讥刺主人高翰林不修名节。在作品中，这些描写园林的笔墨，也是使得这些否定形象“臻于完成”的一个重要手段。相反，对世家大族的园林，作者总是用饱含感情的笔触一赞三叹地予以描绘。如描写五河虞府厅上的“一对料丝灯”，已经历了六十余年，至今“犹然簇新”，作者特地说明这“还是虞华轩曾祖尚书公在武英殿御赐之物”，并通过余大先生之口予以赞美：“自古说‘故家乔木’，果然不差，就如尊府这灯，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再如写湖州娄府的书斋，“瓶、花、炉、几位置得宜”，“两边墙壁上，板缝里，都喷出香气来，满座异香袭人”，身临其境的人都“觉飘飘有凌云之思”，娄三公子颇为自得地说：“香必要如此烧，方不觉得有烟气”。流露了强烈的自我欣赏情绪，但与其说作品中这些人物或自我赞许，或相互颂扬，毋宁说是作者的赞美和颂扬。这些描写，既对封建晚期趋向没落的世家子弟性格的某一方面起了烘染作用，又表现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一赞三叹中显然夹杂着哀叹没落的情绪，而在哀叹没落的感情中又隐约地起伏着“犹有傲霜枝”式的孤高自许的感情色彩。既是赞歌又是挽歌。而这种描写，又使得他笔下的这些人物性格具有了与他们时代、家世相一致的特征。
三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不仅是科举社会的产物，有着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而且其中的肯定形象还表露了作者吴敬梓的思想情操和社会理想。
吴敬梓受到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很深，他们倡导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深为吴敬梓所赞同。颜元主张“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的教育思想，更为吴敬梓所心折。在《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一些肯定形象的身上大都留有颜、李学说影响的印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以兴礼乐，得到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的赞助；作品中一些并非为作者全然肯定的中间人物，也都热心其事，参与祭典，甚至马纯上还被举为祭典的“三献”。萧云仙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的活动，更是得到“素昔最喜赞扬忠孝”的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等南京的“大名家”的赞扬。可以说，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是《儒林外史》中肯定形象共同具有的特征，是他们的“共性”，当然也是作者社会理想的体现。
吴敬梓为了要把自己的理想赋予这些人物形象，因而在刻划这些人物性格时，尽管对某些肯定形象的某些方面也有些委婉的嘲讽，但一般说来总是态度端严、用笔庄重，力图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他们一生的重要行迹都表现出来，并且特别着重反映他们重视礼乐兵农的思想主张和讲究文行出处的品德修养，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小传。例如写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王冕，从他“七岁上死了父亲”写起，写他读书、放牛、学画；写他拒不接受“酷虐小民”的时知县的邀请，却在家招待礼贤下士的吴王；写他孝顺母亲，恪守母亲教诲，终生不为官，最后病逝在隐居的会稽山中。写庄绍光，也是从他十一、二岁写起，在家著书、应召赴京，祭泰伯祠、回乡修祖坟。写杜少卿，不但写他平居的种种豪举，也写他侨寓的万般拮据，最后不得不离开南京去投靠在外做官的虞育德。在描写这些人物一生行迹时，吴敬梓还运用侧写、反衬、补叙等手法，从各个角度强化对他们的正面描写，力图把自己社会理想通过他们的形象完整地表露出来。然而，正因为作者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而忽略了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提炼情节，塑造形象，所以这些人物形象始终缺少血肉，颜面苍白。反不如作者刻划身边士人的否定性格那样生动活脱，他常常怀着强烈的憎恶情绪，让这些否定人物一个筋斗就翻到前台来，快速地把他们的丑态推向读者，嬉笑怒骂，涉笔成趣，随意点染，均为妙文。而那些肯定形象只是为了体现作者的理想而创造出来的，缺少坚实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由于影响作者世界观很深的颜李学说，尽管在明清之际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思潮，对社会弊端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然而颜元、李塨所提出的改良措施，在他们自己那个时代就显得迂阔不当，到了吴敬梓时代更失去它的现实意义。离开现实生活，仅仅依靠这种思想塑造人物，虽然能够表露作者的思想，但作为文学形象来说却是失败的。他们只能是作者理想的模式，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典型。
在这些理想人物中，虞育德形象的塑造是作者最为重视的。吴敬梓是将他作为“真儒”、“贤人”来对待的，因而在塑造这一形象时运用了不少理想化的手法，使得这一形象在理想人物中尤为突出而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吴敬梓先专门用了一回文字集中写他的小传“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作者如此安排显然有深意，张文虎就道出作者这一意图，他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故特起立传”(《儒林外史评》)。同时，在此回中，作者用笔庄重到了几乎虔敬的地步，卧闲草堂本批语就说：“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纯正无疵”；作者“纯用正笔，直笔，不用一旁笔，曲笔”，这“正是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写法。而当虞育德离开南京，悄然退出政治舞台之际，作者又用了半回文字，以令人“伤神”的“淡语”(同上)写了“三山门贤人饯别”。卧闲草堂本批语即说：“博士去而文坛自此冷落。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自此以后皆流风余韵。”张文虎在《儒林外史评》中也说：“阅者至此亦不禁凄然泪下。或问何故，曰‘《儒林外史》将完了’。”这些评论，的确揭示了作者塑造这一形象的意图。祭泰伯祠是表现作者理想、倡导礼乐的盛举，是《儒林外史》的重要情节，作者着意安排，精心构制，齐省堂本批语就说此回写法，先“总领一句，以下逐件分写，堂哉皇哉，是全书大手笔”，最后“复用总结一遍，的是《史记》体例”。卧闲草堂本批语也称赞说：“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觉集贤学士萧嵩辈极力为之，不过如此。”也许正由于“古趣”过多，所以全无“生趣”，写得极为枯败，但在吴敬梓来说却是全力为之的。他将心目中这样重大的盛典安排虞育德来主祭，正说明虞肩德是他心目中的“第一人”。因而，在塑造这个“第一人”形象时，作者也自然要尽情铺陈，颂扬，着重刻划他“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在作品中，受到他的德行感化的人很多。例如秀才武书初次见到虞育德时，颇有些自负的表现，滔滔不绝地说自己考了三个一等第一：考秀才一等第一，考诗赋一等第一，八学会考又是一等第一。但自从受到虞育德的陶冶以后，就渐渐收敛，没有当初急于自见的种种表现。又如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人诬陷“犯了赌博”，应天府将他送到国子监要虞育德“收管”。虞育德却将他“待作上客”，并为之辨明冤曲，端监生受其感化，感激不尽。其它如支持郭孝子寻父，赞赏杜少卿的才情，救援无钱葬父准备寻死的“庄农人家”，出赀为武书的母亲请求旌表，尽心报答当年祁太公的照顾，拒绝尤滋去求康大人荐举自己，等等，都表现了他的德行高尚。甚至在他下场以后，吴敬梓还通过余有重、余有达兄弟二人来追念他。这些正面描写，事后补叙，都是为了突出虞育德自己既重视礼乐兵农、讲究文行出处，又能以德化人，助人行善。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观念，是作者心目中的“真儒”、“贤人”，自然也是作品中的理想化人物，而不仅仅是一般的理想人物。
然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越是趋向理想化，就越是有可能脱离现实。在吴敬梓笔下的虞育德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超人。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说：“一位画家在画布上画了一个人头，其中一切形式都很有力，很雄伟，端方四正，显得是一个是最完美最罕见的整体。在看这幅画时我感到羡慕和惊骇。我想去自然中找到这幅画的蓝本，却找不到，和它比起来自然中一切都是软弱的、纤小的、凡庸的。于是我就感觉到这里画的是一个理想的头。但是我认为画家应该使我看到她额上露出一点轻微的裂痕，鬓边现出一个小斑点，下唇现出一个小得看不见的伤口才好，这样就会使这幅画马上从一种理想变成一幅画像了。眼角或鼻梁旁边如果有点天花的痕迹，这女人面貌就不是爱神维纳斯的面貌，这幅画就是我的邻居中一个女子的画像了。”(《波滂的两个朋友》)《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所塑造的虞育德这一人物形象也只是一个“理想的头”，是当时读者在自己的“邻居”中找不到的人物，因为他完美得只能是作者想象的产物。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假如我们把‘完美’了解成为这样一种事物的形态：它融合了一切可能的长处，而毫无缺点，那只有内心冷淡或厌倦了的人由于无所事事，凭了幻想才可能发见的。”他还进一步说明：“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根源”(《生活与美学》)。虞育德这一理想化形象，正是作者在对封建末世的科举社会生活极为厌倦、对功名富贵相当冷淡以后，激发起自己的“想象”，按照自己接触过的颜李学说的某些观念而“创造”出来的。
吴敬梓虽然按照自己观念塑造了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系列理想人物，占据了《儒林外史》的舞台中心，但并未让他们成为支配全局、贯串始终的主角，在小说最后部分作者写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这就与一般小说有所不同。何以出现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吴敬梓固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深，但也受到其它思想的影响，例如他对魏晋风尚就非常神往。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修正了作者原先的社会理想，他已初步地意识到颜、李所重视的礼乐兵农主张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端。因而体现这种理想的，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形象，就象划过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在这些人物退场以后，《儒林外史》即将结束之前，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又把他探寻的眼光转移到社会下层，终于发现“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从而他又“别开畦町”，“另作一番议论”(齐省堂本批语)，重新添写了四客：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并且让裁缝荆元说出一番“学校里人未必见得到，未必说得出”的“明白正大”(《儒林外史评》)的道理。他们不贪图人的富贵，不伺候人的颜色，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以琴棋书画愉悦自己。虽然作者对这四客能否成为理想人物尚有犹豫，但他毕竟以这四客替代了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这就值得充分肯定。
在古今中外的文艺史上一些伟大作家的笔下，常常出现违背作者最初心愿的人物和情节。阿·托尔斯泰在写作《彼得大帝》时，“他的人物常常不按照他所愿意的那样去行动，并拒绝采取作者给他们预先指定的途径。”普希金对于《欧根·奥涅金》中的女主角达吉亚娜卧轨自杀，也是自己想不到的，并且说：“我小说中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而不是我希望有的事。”在这些伟大作家创作过程中，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常常淹没了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去行动，并改变了作者的主观愿望。上述作家笔下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体现在同一人物形象身上。吴敬梓的社会理想被生活发展的必然逻辑所修正的情况，却不是发生在同一人物形象上，而是表现为作品中理想人物的更换，从体现礼乐兵农主张的虞育德、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萧云仙转换为体现自食其力思想的市井小民“四客”。这较之同一人物“背叛”作者意愿的作品尤有意义，说明吴敬梓完全摒弃了先前不切实际的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光照下，重新去探索新的社会理想，并寻找能够体现新的理想的新人。这虽然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但却正清楚地展示了作者思想的发展历程。在作品中，无论何种类型的理想人物，无一不是作者“思想的结晶”，无一不留有作者思想的印记。这是《儒林外史》人物塑造的又一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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