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产生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它的杰出的讽刺艺术，与十七世纪法国优秀的讽刺作家莫里哀、十九世纪俄国进步的讽刺作家果戈理的成就相比较，也毫不逊色，而且还具有自己显著的特色。鲁迅对之有极高的评价，称赞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吴敬梓与莫里哀、果戈理一样，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流的讽刺作家，他们所创作的讽刺作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值得我们不断探讨、深入研究。
一
《儒林外史》作为长篇讽刺小说产生于我国十八世纪上半叶，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文学发展的传统、全椒吴氏的家庭教养以及吴敬梓个人的生活遭遇诸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讽刺作品也不例外，鲁迅曾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论讽刺》)。《儒林外史》之所以被视为讽刺小说，正由于它极为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时期、具有极为浓郁的讽刺意味的社会现实。清朝康、雍之际，封建政权虽较前一历史阶段有所巩固，封建经济有所发展，被称为“盛世”，但漫长而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一时期，也已呈现出日暮途穷的征兆，所谓“盛世”景象也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同时，在封建经济内部所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这一时期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在吴敬梓身后不到百年，我国的封建社会即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吴敬梓生前，不但存在着封建社会中一直存在着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城市市民与官商豪绅的矛盾；同时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较前一阶段更趋复杂。这种生产力与现存制度的矛盾现象也必然反映到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领域中来。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越来越“虚伪”，而他们的“语言”却越来越“崇高”。即以《儒林外史》所涉及的科举制度、程朱理学而言，就可看出这种矛盾情况。以科举制度而言，这一制度始行于隋朝大业年间，到明末由于腐败不堪，积弊深重，受到各阶层有识人士的抨击。满族统治者在入关之前也并不重视科举取士之法。入关之初，由于各地反清斗争相当激烈，不少士人也参与这一行列，为了笼络这批读书人，削弱反清力量，顺治二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建议朝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圣祖实录》卷十九)，同年十一月大学士范文程再次向福临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史稿·范文程传》)满洲贵族统治者这才接受了这一意见，于顺治二年、三年先后恢复乡、会试。由此可见，清初统治阶级被迫恢复科举制度的实际用意，并不在于培养、选拔人才，所以，康熙即位，天下初定之后，他即宣布八股举业实与政治无益，命令将制艺文章永行停止，以策论表判替代。此令实行五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说：“……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清史稿·选举志》)，于是康熙八年又恢复用八股文章考试。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又奏称“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再以空言时文试之，“不适于用”，“实不足以得人”，请求改变遴拔人才之道(《清史稿·选举志》)。当时大学士鄂尔泰当政，诸大臣议论再三，认为无事更张，仍然用八股、行科举。尽管他们议论堂皇，但实际无非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鄂尔泰就曾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特以牢笼士子，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满清稗史》三十一卷)他们牢笼、驱策士人的险恶用心，却被之以“抡才大典”的美名，表里不一竟然如此。以程朱理学而言，由于程朱理学重视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所以玄烨即位后大力推崇，不遗余力，命朱熹配享十哲，纂刊《朱子全书》，并亲为作序，认为朱熹之学“集大成而绪干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尊崇之极，但却不许臣子效法。他在以《理学真伪论》为题考试士人的同时，大加斥责伪道学，他曾于康熙二十二年冬十月对张玉书说：“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联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东华录》卷三十二)。他表面上十分重用理学名臣如熊赐履、李光地等，但骨子里却时刻提防他们，并有意让他们的伪道学面目暴露出来。他一再命令他在江南的耳目曹寅，经常向他汇报辞官后隐居在南京的熊赐履的活动。他让李光地在位守制即所谓的“夺情”，使得朝臣交相弹劾李光地恋栈忘亲，全谢山就指责李光地“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足称三案，大儒固如是乎?”(《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玄烨这种手段固然剥露了李光地之流的伪道学面目，但也暴露了封建帝王的权术，他们与朝臣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所谓尊崇程朱理学也同样只是让理学家为其所用而已。总之，仅从《儒林外史》涉及的制艺、理学两个领域的现实状况而论，在吴敬梓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愈来愈“虚伪”，而相应地他们的“语言”却“变得愈崇高，愈合乎道德”。使得这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具有了极为浓郁的讽刺意味。在这个历史阶段，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道德情操，很难不受到封建统治阶级这种愈来愈虚伪的思想体系的严重腐蚀和毒害。事实上他们也的确除“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中国小说史略》)。而受到腐蚀和毒害的广大知识分子的用“崇高”的“语言”装饰起来的种种丑行，又反转过来使得已经严重“虚伪”的“思想体系”更加虚伪，已经严重败坏的社会风气更加恶化。这就是产生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现实基础，没有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创造。
文学本身的讽刺传统，对于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先秦文学中，《诗经》中的怨刺诗就运用了讽刺手法。孔子曾说这三百篇“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毛诗《序》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大雅《民劳》最后一章即有“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的诗句，可见在古代就有运用讽刺意味的诗篇向统治者进行规谏劝戒的先例。当然，其目的仍在于巩固剥削阶级统治。《诗经》所开创的这种传统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例如，屈原也曾用他的作品对统治者有所劝戒，班固就曾经批评屈原“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洪兴祖《楚辞补注》引)。虽然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不同意班固的见解，认为“诗人怨主刺上”并非坏事，但也表明自汉代而下，文网渐趋严密，即使为统治阶级长治久安而进行的讽刺、规谏，也并非全然行得通。这可以从汉明帝对待《史记》的态度看出。尽管司马迁声称自己著作《史记》“非独刺讥而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还是被明帝指责为“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典引》序)。不过，《诗经》这种传统对正统儒者仍然发生影响，刘向就认为“谏”是为了“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不“谏”则不为“忠臣”(《说苑·正谏》)。桓宽又进一步认为如果“无忠正之心”不能正枉匡邪，也是“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盐铁论·刺议》)。这种种见解，都表明怨刺、讥谏是儒者应该坚持的职责，他们的目的大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纠偏补弊。而这种观念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是大量的，除《诗经》的怨刺诗以外，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也有不少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如《庄子》中“儒以诗礼发冢”、《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守株待兔”等等都运用了讽刺手法。自秦以下，如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也说：“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表明在《论衡》中也有讽刺之作。这些，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也不无影响。例如邯郸淳的《笑林》中就有不少讽刺小品，《吝啬老》一篇就对剥削阶级的贪婪、悭吝本质有着辛辣的讽刺。邯郸淳为魏之给事中，此职原是谏官，在秦、汉时此职备顾问应对，议论政事。邯郸淳善于写作类似笑谈的俳谐文字，很可能是借此向曹操、曹丕进行规谏。隋朝的侯白于文帝时做过明经待问的散官儒林郎，也善于写作富有讽刺意味的俳谐文字，作有《启颜录》。此外，在封建帝王周围的俳优，他们也经常运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以插科打诨的形式向帝王进谏。汉魏以后，特别是隋唐以下的记载颇为不少，如唐玄宗时的黄幡绰、敬宗时的高崔嵬、后唐庄宗时的敬新磨、南唐时的申渐高，以及宋徽宗时讽刺童贯、高宗时讽刺秦桧的伶人，他们都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讽刺、规劝。《南唐书·谈谐传序》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它说：“谈谐之说，其来尚矣。秦汉之滑稽，后世因为谈谐而为之者，多出于乐工、优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讥当时之弊政，必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蔽。虽非君子之事，而有足书者。”这就说明这种俳谐文字的特点，在于运用讽刺手法廓褊心(《诗·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讥弊政，这说的是讽刺的内容；先“顺其所好”再“攻其所蔽”则说的是讽刺手法。洪迈也说：“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矇诵’‘工谏’之义(《夷坚志》支乙四)。更说明以戏语箴讽时政的传统由来已久。这种俳谐文字的讽刺传统对唐宋小说——传奇、话本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在传奇、话本中就有一些俳谐与讽刺交织并用的作品，更有一些摒弃俳谐而专用讽刺的小说，例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对书生眷恋禄位的思想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嘲讽；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也有对典当老板悭吝性格的讥讽，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讽刺手法。到了明代，《西游记》、《西游补》乃至《金瓶梅》等长篇小说，其中也不乏对世态人情讥讽。在短篇小说话本中也有一些讽刺之作。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更有不少嘲讽科举的篇什，如《僧术》、《考弊司》、《续黄梁》等。这些作品中，虽然有一些俳谐太过、流于轻薄，也有一些发泄私怨、近于诬蔑；或为短篇，或为文言，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讽刺手法，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秉持公心，指责时弊”，“感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白话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产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果没有我国文学中这样源远流长的讽刺艺术传统的哺育和借鉴，吴敬梓要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也是难以想象的。
吴敬梓先人的治学和从政的态度，对他创作公心讽世的小说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全椒吴氏最初务农，继而从医，从他高祖吴沛起则专门业儒。吴沛虽然是一个不第秀才，但对“兴、观、群、怨”的《诗经》颇有研究，著有《诗经心解》，并开创了吴氏研究《诗经》的传统。吴敬梓曾祖辈中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吴敬梓本人有《诗说》。因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讽谏之义，全椒吴氏自有深切领会。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虽然没有关于《诗经》的学术研究著作，但在他的诗集《诗乘》中，却有不少“愁忧、欢愉、离合、讽谕、警戒之旨”(陈廷敬《吴国对墓志铭》)的作品，对“逃亡”、“盗发”的现实有所讽谕、警戒。吴敬梓的叔曾祖吴国龙也有不少诗作，对殷实之家不肯输粮救荒予以警戒，他曾写道：“富者犹如此，贫家何望焉?”(《坐宝林寺赈饥永日待募米不至》)。只不过，《诗经》所开创的讽喻、警戒、谏刺的传统，对吴敬梓先人的影响是表现在他们的抒情诗篇中，而对吴敬梓本人的影响则是表现在他的叙事小说中。全椒吴氏由科举发家以后所担任的官职，对吴敬梓的创作也可能有所影响，值得重视。他的曾祖吴国对为官翰林侍读，是为皇帝近臣；叔曾祖吴国龙在明、清两朝曾担任过工科给事中、河南道监察御史、礼科掌印给事中，都是所谓的言官。言官的职掌就在于拾遗补阙，匡正政事中的失误。吴国龙对朝廷和地方的政事颇多建言，有《吴给谏奏稿》八卷，在这些奏稿中有不少建言颇能反映当时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弊病，也有不少建言对最高统治者进行讽喻、警戒。司马迁曾为太史令、邯郸淳为官给事中、侯白是儒林郎，也大都为近臣、为言官，他们都运用俳谐、讽喻文字起过“箴讽时政”的作用。吴国龙为谏议之官，当然也要尽言官的职责。吴敬梓先人从政的职掌，也自然会形成一种家庭传统，认为补弊救偏是儒者应尽的义务。吴敬梓也有可能受到这种传统的浸染，从而将先人以奏疏形式表现的讽谏之旨，在小说中再现出来。当然，《吴给谏奏稿》与《儒林外史》一为奏疏文字，一为小说创作，两者的价值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讽谏、警诫的意义而言，也有某种一致之处，这种治学和从政的家庭传统，在我们研究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产生条件时，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现实土壤，文学历史中的讽刺传统，为他提供了养料和借鉴；家庭治学和从政的态度，对他的创作实践又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因素都只有在通过他个人的思想活动才能发生作用。他的生活道路和社会实践则又决定了他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变化，这是他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讽刺小说的主要原因。吴敬梓自幼也是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章，准备沿着科举阶梯向上爬的，但是偏偏屡试不第，功名无望。他在幼年时母亲亡故，青年时生父、嗣父又相继去世，从此家庭爆发了遗产之争，自己与族人的关系极坏，以至中年时不得不离开故乡安徽全椒，流寓南京。在这过程中，他饱尝了族人的冷眼，体验了世态的炎凉，从而使得他在对暴发户的愤怒抨击中夹杂着对家庭没落的怨嗟，在对族人不顾门第、不讲究操守的严厉斥责中掺和着对祖风世德的赞扬，在对士人不学无术，热中功名的辛辣嘲讽中流露出以才情自负、自许甚高的优越感。这种种复杂的情绪在他移家南京之初创作的《移家赋》中有着强烈的流露，他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染有这种感情色彩。
移家南京以后，他的眼界更扩大了。当时的南京是东南沿海的大城市，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南来北往的学者文人也很多。吴敬梓的交游也随之广阔起来。例如颜、李学派的李塨曾经到过南京传道讲学，吴敬梓受到他们的影响，并在《儒林外史》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曾向李塨称弟子的程廷祚，也是吴敬梓的至友，他的某些思想见解，例如对《诗经》中美刺诗的看法，就可能对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产生影响。程廷祚认为美和刺都符合诗教：对贤明君主，作诗美之；对昏乱之主，作诗刺之，“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他又说：“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以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因而“诗人自不讳刺”，因为刺之的目的仍在于救之。这种见解与以“醒世”为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颇为近似。此外，吴敬梓的友人中还有一些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如懂得天文、历象、地理之学的周榘、刘著等人。他们的影响在吴敬梓笔下一些正面形象的身上表现出来。由于他在南京结识许多学者文人，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潮，在他离开闭塞而守旧的故乡，脱离了世代书香的官僚子弟生活之后，这些进步思潮就成为促进他的思想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南京，由于他的生活十分拮据，甚至一度“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盋山志》卷四)，因而与下层人民有了更密切的接触，对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并在小说中有所表现。同时对那些八股举业为中心的陈旧的事物表示了很大的厌恶和反感，对那批高谈程、朱，满口仁义的伪道学表示了深刻的不满和蔑视。因之，对热中制艺、道德堕落的士子和官僚的批判，也不同于刚刚离开故乡时那样仅从维护封建道德的“纯洁”出发，而具有了新的思想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封建道德本身的合理性也有所怀疑和批评，从而大大增强了这部小说的进步意义。总之，《儒林外史》产生在十八世纪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现实的土壤、文学的传统、家庭的教养、个人的遭遇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其中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则是他的社会实践和人生态度。
二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成就极高，鲁迅认为在它产生之前说部之中没有“足称讽刺之书”；即在以后，这样“旨微而语婉”的小说“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当然是就“五四”以前中国小说史的现象而言的。因此，对这样一部小说的杰出的讽刺艺术，断非一两篇文章所能详述，此文仅就其主要之点略作阐说。
首先，从讽刺的目的来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它不但继承了我国文学中从《诗经》开始的“美刺”传统，以讽刺实行挽救，所谓“讽一劝百”(《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与外国的讽刺文学比较，其用意也颇相似，谢皮洛娃在总结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著名讽刺作家的创作经验后说：“讽刺乃是对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现象的嘲笑，其目的在于改正或根除它们”(《文艺学概论》第七章)。鲁迅更在对中外古今讽刺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十分精辟的论断，他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什么是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目的，也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自来的评论者也都指明这一要旨，如闲斋老人序中就认为《儒林外史》可以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金和在跋《儒林外史》中也认为作者之“苦心”在于“警世”。黄安谨在评该书的序中同样认为“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东武惜红生在序该书时也说这部小说“如暮鼓晨钟，发人猛省”。邱炜萲更说：“《儒林外史》一书颇得主文谲谏之义”，是一部“警世小说”(《客云庐小说话》)。这些评论都说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目的仍在于挽救被作者所嘲讽的一群，“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人物大都是吴敬梓同阶级的读书人。如前所述，作者讽刺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他们改善，“指摘时弊”是为了消灭时弊。为了达到消灭时弊的目的，作者无论对否定人物还是肯定人物，只要有“弊”，便都有所嘲讽。对那些基本否定的人物所进行的嘲讽固然辛辣、无情，但并非将他们置之死地，而是希望他们能幡然悔悟。例如在作者看来是头等大事的祭泰伯祠活动，参与者就有被作者嘲讽过的人物，如热中举业的马纯上、诸葛佑，冒充名士的蘧来旬、景本蕙，风流恶少季苇萧，书办恶吏金东崖，甚至被杜少卿斥为“下流无耻极矣”的“匪类”臧荼也厕身其间。现实的情势只能这样，这是吴敬梓所无可奈何的。时代、统治秩序和作者自己的艺术认识也不容许他虚构出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来。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嘲讽的深刻有力，人们已经论述得很多，此处从略。对于肯定人物，作者也并非全是歌颂，毫无嘲讽。在过去的中外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十全十美”的完人，其实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人物。与吴敬梓同时代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菲尔丁(1707—1754)就说：“在我们一生交际之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因此，“我有点怀疑，人不过是个人，怎能达到那样完美的地步呢?”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写这种人”(《汤姆·琼斯》卷十)。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儒林外史》中的肯定人物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标准人物”，前人评论就指出“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殆无一完全人物，……视寻常小说写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实有圣凡之别，不仅上下床也”(《觚庵漫笔》)。既然不是“完全人物”，作者对他们的不“完全”之处也有所嘲讽，只不过遣词委婉而不辛辣，笔触隐藏而不显露。例如作者写杜少卿不知择友而交，与臧荼、张俊民之流饮酒作乐，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使用，以致家产荡尽，这正表现了他“全不知人情世事”，“不分黑白”的世家子弟性格。杜慎卿说他“最好做大老官”，平步青认为这正是作者的“自嘲”(《霞外捃屑》卷九)，是颇有见地的。再如写庄绍光，他前天晚上在客店中与萧昊轩高谈阔论，还指责“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次日清晨上路不久就遇到“响马贼”，他却被吓得“坐在车里，半日也说不出话来”。卧闲草堂本批语说：“最妙在绍光才说出有司无弭盗安民之法，及乎亲身遇盗，几乎魄散魂飞，藏身无地，可见书生纸上空谈，未可认为经济，此作者皮里阳秋，真难从不知者索解也。”这种“皮里阳秋”的笔墨，就透露了作者在调侃之中夹杂着委婉的嘲讽。又如写沈琼枝，当她乘坐的轿子被强行抬进盐商宋为富的后花园时，居然想到“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甚至席卷了宋为富房中“金银器皿、真珠首饰”，“穿了七条裙子”，连夜逃出宋家。张文虎对沈琼枝这样的思想行为评道：“谬极!”“谬不可言”。其实这样的描写正是对沈琼枝言过其实的讽刺。后来杜少卿称赞她对“盐商的富贵奢华”“视如土芥”，显然是根据她自己的陈述。这就嘲讽了她有时也要自我吹嘘一番。沈琼枝这一所谓的“新人”形象，也并不能完全摆脱类似武书初次见到虞育德时急于自现的习气。仅以此三人而论，作者虽然对他(她)们的主流方面充分予以肯定，但也委婉地嘲讽了他们身上的某些气质。就是对于虞育德这一“上上人物”，作者虽然运用了许多理想化的手法来描绘他，主观上竭力企图将这“真儒”的德行充分表现出来，可是在他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以德化人的种种作为只是姑息纵容了无行的士子，从客观效果看，虞育德也只是一个善恶不分、好坏不辨的滥好人，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由此可见，《儒林外史》的讽刺矛头不但指向作者否定的人物，也指向作者所肯定的人物，即连作者用理想化手法所描绘的“真儒”虞育德的作为，在客观上也让读者感受到讽刺意味。作者之所以对肯定人物也有些微的嘲讽，目的仍在于他竭力希望这些被他所肯定的人物，能够成为“讲究”“礼乐文章”的十全十美的“贤人”，从而能担当起补弊救偏的重大任务。
由于作者的讽刺无法超越阶级的局限，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常常出现作者又重新肯定被自己已曾辛辣嘲讽过的事物，例如，尽管他鞭笞了封建礼教的“伪妄”表现，但并不反对虚伪礼教的本身；尽管他抨击了八股制艺的腐败，但并不能根本否定这一制度。当然，要求作者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礼教、否定科举制度，是极不恰当的。但今天的读者却也应该了解这些不足之处。从具体作品看，以嘲讽封建礼教的“伪妄”表现而言，吴敬梓在小说中一方面讽刺了范进居丧尽礼却大吃虾圆子，权勿用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的所谓“孝”；抨击了严贡生觊觎其弟严监生的财产、匡二的叔父用低价强买匡二之父房产的“悌”等。这些描写固然揭发了作者同阶级读书人的丑恶面目，讽刺了他们恪守封建道德的“伪妄”，对我们有很大的认识价值。然而另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对孝、悌等封建道德本身并没有任何嘲讽，相反却予以肯定。例如作者十分赞赏“但凡说是见过他家老太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杜少卿的孝行。甚至为了肯定“孝悌”到了不分是非的程度。例如余大先生在无为州“私和人命”得到贿赂一百三十多两银子。就事论事本应受到作者的嘲讽，因为吴敬梓在小说中对其他人物如王惠之流的贪婪聚敛就有尖锐的抨击，但余特受贿打秋风却是为了安葬父母，所以作者对他的受贿行为并无讽刺，这正表现了作者为了肯定他的“孝”行，连他不应该做的事也曲予原宥。余二先生强词夺理包庇其兄的罪行，蒙混过关，也同样是应该反对的，但作者却为了肯定他的“悌”，也多方维护。打秋风是封建时代落拓文人常有的事，也可说是“时弊”吧。《儒林外史》中对此有不少描写。余特、余持为了安葬先人而出外打秋风，作者并未曾嘲讽。但对张静斋伙同范进以安葬母亲出外“秋风一二”的行为却大加讽刺，这是因为张、范二人外出以后的种种表现无非是借此骗取钱财，不象“二余”那样真心为了安葬先人。其实张、范在外只不过招摇撞骗，其罪行不若余特“私和人命”为重。同样是打秋风，作者有的加以讽刺，有的予以原谅，正表明作者仇视的只是遵守礼教的“伪妄”，而不痛恨礼教的本身。以抨击八股制艺而言，尽管吴敬梓在小说中对那些热中斯道的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的种种丑态进行了辛辣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虽然他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敏感、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一制度的弊害，形象地宣告了它的死刑，但也不敢正面地将它当作一种制度予以否定，他虽然也公开在楔子中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但他笔下的肯定人物如杜少卿也只是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那些“灰堆里的进士”，但无力根本上反对这一制度，还是出了一百二十两银子送张铁臂儿子冒籍应试。即连“也不耐烦做时文”的“真儒”虞育德也还是以八股制艺应试，接连考取秀才、举人、进士而作到国子监博士的。他固然对独尊程朱理学的现象不满，但又以先人能“绍绝学于关闽”(《移家赋》)而自豪；他虽然发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慨叹，但又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而自傲，他思想中的矛盾和局限，必然也影响到《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成就。但尽管如此，《儒林外史》的讽刺对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认识价值。鲁迅说：“……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我想：从别一群看来，感受是和被讽刺的那一群不同的，他们会觉得‘暴露’更多于‘讽刺’。”(《什么是“讽刺”?》)。的确如此，不但吴敬梓笔下的否定人物有种种“恶德”，连他笔下的肯定人物也存在许多“缺点”。无论是他所肯定的还是所否定的人物，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群没有前途“不可收拾”的士子。作者对他们的讽刺(虽有委婉、辛辣之分)也并不能使他们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已。
其次，《儒林外史》讽刺的内容有着浓郁的时代特色。吴敬梓重点抨击了科举弊端并深入到官场社会，嘲讽了理学的虚伪，并涉及到释道异端的思想，斥责了与地主官僚血肉相联的盐商典当，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吴敬梓时代的产物。吴敬梓也是在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下才对上述社会现实进行了嘲讽。明清之际的一些进步思想家，面对着“天崩地解”(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天崩地坼”(顾亭林《先妣王硕人行状》)的现实，他们批判科举弊端，揭发理学虚伪，甚至触及整个封建制度。这种进步的学术思想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也不能不产生影响。稍前于《儒林外史》的有《聊斋志异》，稍后于《儒林外史》的有《红楼梦》，总的说来，都是“指摘时弊”的。蒲松龄和曹雪芹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涉及的社会问题更多，不象吴敬梓集中于几个突出的问题。以小说所集中描写的科举制度而言，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以科举制度代替选举制度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到明清两朝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晚期，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久已积弊重重，日趋腐败。这就使得当时有识之士纷纷对之进行批判与抨击。吴敬梓通过形象的描绘，向读者表明这一制度不能真正做到教育士人、并从中选拔官吏从而有助于“政教”。因为在作者笔下，作为教育士子的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以及训练士子写作的八股文章，均是束缚人们思想的工具，只能培养出一批愚昧无知的废物。《儒林外史》中出现的大批秀才、举人、进士都是一批孤陋寡闻的人就可说明。例如举人范进、张静斋、汤奉之流。相反，作者在“楔子”中肯定的王冕是极有学问的人，在“添四客”中颂扬的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各自具有琴、棋、书、画一技之长，他们都不是科场中人物。教育的内容如此，再加上考试制度又弊端丛生，作者描写安庆七学的考试情况是一片混乱。张文虎在《儒林外史评》中指出这种现象全国各地“滔滔皆是，岂独安庆”；而主试者也公然收受贿赂、出卖功名，如绍兴的秀才值一千两银子，庐州的秀才值三百两银子。因而通过这种教育、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官吏就必然是一批懵懂无能、刻剥成性的贪官禄蠹，如汤奉、王惠之流。而淘汰下来的士人，因为有了功名作护身符，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成为一乡的恶霸，如严贡生、严监生之流。还有一些士子在这种制度下消磨了几十年的大好时光，结果成为“稂不稂莠不莠”的寄生虫，他们或冒充名士如权勿用、杨执中之流，或成为制艺选家如随岑庵、卫体善之辈。更有连谋生也缺乏能力的如王玉辉、倪霜峰等人。根据顾炎武估计，清初全国就有五十万秀才(《生员论上》)，其中能够谋得一官半职的人为数甚微，而谋不得官职的人，他们并无一技之长，必然沦落为社会的寄生虫。《儒林外史》对这一制度所造成的种种后果所进行的讽刺，正是清代初期社会实际的写照，具有时代的内容。以程朱理学而言，宋元两朝原是二程与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统治地位，及至明朝，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大为泛滥，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影响下发生分化，形成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从而走向它的反而，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清初封建统治者有鉴于此，对陆、王心学竭力挞伐，而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康熙朝的“理学名臣”陆陇其就曾抨击王守仁的心学，他说：“王氏之学遍天下，……学术坏而风俗随之”，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因为“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三鱼堂文集·学术辨上》)。既然最高统治者尊崇程朱，天下讲理学者也就翕然成风，但大多数士子只是将程朱理学做为谋求官禄的工具，与以八股文为求得功名的敲门砖一样对待，因而社会上就产生了大批口是心非的伪道学。吴敬梓对这样的伪道学就曾予以无情的讽刺，如二王(王德、王仁)的“全在纲常上做功夫”，严贡生的“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张静斋的“礼有经，亦有权”等冠冕堂皇的议论，与他们盯着银子的行为极不相称，正暴露了他们这些伪道学的真面目。玄烨对这些伪道学也深为不满，这正说明《儒林外史》对这批伪道学家的讽刺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小说中还描写了由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猖獗一时，汉儒的著作反不为人所知的情景，这又反映了清初极为尊崇宋学所造成的恶果。至于清代封建统治者所鼓励的脱离实际、烦琐考据的汉学，要到乾、嘉时才比较普遍地兴盛起来，在吴敬梓生活的康、乾之际只局限在少数学者之间，因之《儒林外史》中才出现一些士人将汉儒著作视为“新闻”的现象。此外，由于清初统治者“黜异端以崇正学”，因而在尊崇程朱“正学”的同时，对释道“异端”也曾大加抨击，《儒林外史》中对释子道徒就有不少极为精彩的讽刺。以盐商典当而言，他们与封建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其从业者中也有不少就是朝廷官僚和封建地主。他们固然具有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同时也具有商人唯利是图的手段。他们的道德观念也不全同于封建地主阶级，而是有了商人的某些道德观念。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他们的嘲讽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骄奢的生活方式，贪婪的剥削手段，谄媚的势利嘴脸，以及违背封建道德的丑行。特别是他们不顾封建道德的“伤风败俗”行为，尤为作者所深恶痛绝。在对他们的嘲讽中，也表露出封建末世的时代色彩。例如对方盐商与权卖婆相互谈笑嬉戏的描写，除在正文中极尽嘲笑讽刺之外，还在回目中大书“方盐商大闹节孝祠”予以正面抨击。这虽表明了作者对盐商典当的讽刺，大都是以封建道德观念为依据的，但却反映了封建末世社会中封建道德观念日趋微薄的现实。又如，作者对中间商人成老爹巴结暴发户方盐商、冷落世家大族虞华轩的势利嘴脸，有着生动的描绘、锐利的嘲讽，但也流露了作者维护没落的世家大族“尊严”的感情，从而反映了在吴敬梓时代，由于封建肌体之内资本主义势力的增长，封建地主阶级已逐步趋向式微的命运。总之，从作者所嘲讽的八股制艺、程朱理学、释子道徒、盐商典当等内容看来，《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显然具有着吴敬梓时代的特色，不同于前于他的任何时代的讽刺文学。
再次，从讽刺的具体情节来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常常出现否定整体而肯定个别的现象，这是由于小说中糅合了作者的生活遭遇所致。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作家的个人独特的生活遭遇无不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总或多或少地留有作家个人生活的印记，吴敬梓也不例外。从《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具体情节来看，一般说来作者鄙视戏子、咒骂和尚、讽刺商人、抨击官僚，但对这几类人中的个别人物却另眼相看，毫无嘲讽。例如他对不遵守上下尊卑的封建秩序的戏子黄老爹、钱麻子等人极为憎恶，斥骂黄老爹为“老畜生”，讥刺钱麻子“来生”“变驴变马”。但对安分守己的戏子鲍文卿却大加称赞，誉之为“皇明义民”，还特别表彰他敬重斯文的行为，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他曾为营救“大才子”安东县知县向鼎向主人下跪。当时有人“说向知县相与作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都不问，要把向知县访闻参处”，他听说之后，随即向主人按察司崔大老爷求情，说向鼎“这件事也还是敬重斯文的意思”，崔按察司见他“倒有爱惜人才的念头”，最后放过此案不问。又如，作者对释道之徒，特别是佛门子弟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揶揄讥刺兼而有之，但对甘露寺老和尚却无任何微词，因为他尽心尽意地照顾落拓文人牛布衣，病中服侍他，死后安葬他。所以，后来老和尚在四川遇到强人，也被作者安排萧云仙将他救出厄境。再如，作者对商人极为仇视，一有机会就尽情嘲笑，无情讽刺，但对“好友敦伦”、“最是敬重文人”的泗州商人庄濯江却充分肯定，还通过庄绍光之口颂扬他“亦非等闲之人”。至于以金有余为首的几个商人，由于他们出资帮助老童生周进捐监应试获得功名，因而把他们写得“光明磊落”，是“富贵场中”所没有的人物，不象作者笔下其他商人形象那样五恶。复如，作者对科举出身的大小官僚一般说来没有好感，不是加以委婉的嘲讽，就是给予无情的揭发。但对浙江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却是例外，因为他先能识拔匡超人于寒素之中，资助他银两读书，录取他为案首，后又向学道下跪保荐匡二是“孤寒之士，且是孝子”，求学道大人优先录取为秀才。正因为李本瑛能够识拔斯文，所以后来虽被误参“摘印”，但最后“审的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升”，并且调到京城升任给事中。总之，上述的戏子、释徒、商人、官僚这几类人，从整体来看，吴敬梓对他们并无好感，随时予以讽刺、鞭挞；但对其中的个别人物，吴敬梓却予以肯定、颂扬。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吴敬梓善善恶恶时的“公心”，但从其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由于吴敬梓屡困场屋，未曾有人识拔，常有沦落之感。在他抒情作品中，就常发出怨嗟，什么“狂来自笑、摸索曹刘谁信道”，“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而对于曾经荐举他应鸿博之试的上江督学郑江，则感激涕零地表示“知遇真难报”。因之，这样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也必然反映到他的叙事作品中来。
三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极富变化，摇曳多姿。那些别出心裁的讽刺方式随着情节的展现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毫无重复之感。
吴敬梓经常运用一目了然和出乎意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方法，使之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词的产生，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是唐五代以后的事。这本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当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所写的判词居然是“调寄《西江月》”一首，而进士王惠、荀玫又居然“悚然，毛发皆竖”相信无疑。这样，在吴敬梓笔下，进士的无知，读者也就一目了然了。严贡生在船上吃的是云片糕，船家何尝不知道，读者也十分清楚。可是严老爷却开出一大篇帐来，什么上党人参、四川黄连，一共“费了几百两银子”才“合了这一料药”，其存心讹诈船家力资，连“搬行李的脚子”也瞒不过，这本是一目了然的讹诈行为，严贡生却振振有词地倒打一耙，其操守之卑污不问可知。侠客张铁臂用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骗了娄三、娄四两公子五百两银子去后，“不怕有意外之事”的这两位公子还在等他归来大作“人头会”。久等不来，打开革囊一看，却只是六、七斤重的一个猪头。事情之怪诞出乎读者的意外，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娄三、娄四徒务好客虚名，交接匪人的公子习气，也就历历如绘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梁上的老鼠掉在燕窝碗里，厨役的钉鞋踢到点心盘上，陈和甫的衣袖招翻了粉汤，这三件事虽然光怪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先后一齐出现在蘧公孙和鲁小姐的新婚宴席上，却未免出乎主客的意外，也出乎读者的意外。这就使得“一些也没有破绽”的、“极其辉煌”的喜事“不甚吉利”。存心“要做两件雅事”的蘧公孙，与热中制艺追求“封诰”的鲁小姐，原就不十分相配，志趣各异，岂能“吉利”?作者在他们的婚礼上穿插进这几件出乎意外的情节，既有嘲讽，也有暗示。
小说中也有不少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之处，这种情况极易被误认是纰漏和赘笔，但仔细读来却会发现这原是作者绝妙的讽刺。莫愁湖梨园大会发起人，帖子上写的是季苇萧和杜慎卿，但会演前“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只“叩见杜少爷”一人，而未有“叩见”季少爷的。这不是作者的漏笔而是故意的漏写。因为实际主人是杜慎卿，季苇萧不过是帮闲清客。这一漏写，不但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也讽刺了杜慎卿好女色的卑污行径。有时作者又不惮词费，事情已经过去，却又特为补叙，从而产生讽刺效果。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之后，却让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种对“心慈”的补叙，看似随手拈来，却有着浓郁的讽刺意味。同样，当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颇为慷慨。但作者又通过僧官之口说出“张家是什么有意思的人!”点出他的为人。其后，他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奉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因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一补叙就表明张师陆先前的“慷慨”行为，只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作者就以他后来为了“打秋风”的目的否定他先前的送银子、赠房子的手段，也同样具有浓郁的讽刺意味。
在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层出迭见，这也增强了作品的讽刺效果。吴敬梓对否定人物的讽刺，有时通过作品中正面人物的言谈表现出来，有时却又直接以作者的身份加以斥责。作者在描写杜慎卿的形象“穿着莺背色的夹纱直裰”、“面如傅粉、眼若点漆”之后，忽然说“这人是有子建之才、潘安之貌”，这颇似赞美之语，但后文却又写他在雨花台上“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徘徊了大半日”，活脱一幅顾影自怜的画像。读者至此方才明白前文的赞美之语实在是作者极为冷峻的嘲讽。黄老爹“不做戏子”之后，穿戴起士绅衣着，颇引起恪守上下尊卑封建秩序的鲍文卿的不满，讽刺他说：“象老爹拄着拐杖，缓步细摇，依我说，这‘乡饮大宾’就该是老爹做!”这种冷讽一转到作者口中，则直斥黄老爹为“老畜生!”王惠就任南昌太守之初，迫不及待地要多方搜刮，蘧景玉却缓缓而言，说府中的吟诗声、唱曲声、下棋声将被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所代替。这是作者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去委婉地嘲讽那些否定人物。对于“五河的风俗”，作者却直接出面给予热辣辣的斥骂，说“其风俗恶赖如此”，倾泻其满腔的愤怒。总之，冷讽热嘲，相映成趣，嬉笑怒骂，皆成妙文。
吴敬梓常让他的讽刺对象相互攻讦，从而抖出他们的“老底”。王德、王仁借汤奉取文“不入时目”、没有入帘，来讥刺严贡生笔下干枯，没有才气。严贡生则反唇相讥，说：“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若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是有才气不成?”并且明知二王在周进“手里都考的是二等”，就竭力赞扬“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从而讽刺二王笔下杂乱无章。这样的攻讦，就彼此揭了“底”。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制艺选家对同行马纯上极为嫉恨，攻击“他把个选事坏了”，说他“终日讲的是些杂学”，“于文章的理法”，“全然不知”。事实上马纯上所选的《三科程墨持运》虽不如古书行时，但在杭州城隍庙附近书店中尚有“发卖”，而这两位“老选家选的文章”却未曾见在何处刊刻出来。可见卫、随两位更在马二之下；他们攻击马二“全然不知”，只是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小说中还有不少相互胡吹乱捧的描写，这更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讽刺。西湖名士集会，分韵赋诗，卫体善、随岑庵这两位“二十年的老选家”，自视颇高，目空一切，众名士也如众星拱月加以顶礼膜拜。岂知他们的诗作中居然出现“且夫”、“尝谓”的字面，连此时刚刚学写诗的匡超人看来，也并不甚佳。被吹捧者的“才气”既然如此，那么，吹捧者的“才情”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相互吹捧得越高，在读者眼里也就贬得越低。有时作者又让他笔下的人物诚心诚意吹捧对方，却不料实实在在地戳痛别人。万雪斋宴席上，许多盐商争相夸美自己的家乡徽州，“一切的东西是我们徽州出的好”，“不但东西出的好，就是人物也出在我们徽州。”正在极为热闹之际，清客牛玉圃也向主人凑趣：“雪翁，徽州有一位程明卿先生是相好的么?”岂料他这诚心诚意的献媚却戳痛了“雪翁”的疮疤，当众抖出万雪斋是程明卿的“书僮”老底来。于是，一场吹捧的闹剧哑然收场，满座为之不欢，读者却为之喷饭。吹捧者的主观意愿与吹捧后的客观效果极为不协调，作者逼真地予以描绘，就形成强烈的讽刺。
吴敬梓常常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从而鞭辟入里地表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他们矫揉造作的外表，常常是内心空虚的流露。具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一副怪模怪样，宦成奉主人之命前去邀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顶“高白夏布孝帽”，乃至他应邀来到湖州，刚进城门，这顶表示他“热孝在身”的帽子却被卖柴的尖扁担挑走。奇特的穿着遇上奇特的动作。在作者的戏笔中却寓有深意：权勿用哪里在守“孝”!请看下文，娄三、娄四宴请时，他虚伪地说：“居丧不饮酒”，但“肴馔也还用些”；后来又因被人告发曾奸拐霸占尼僧心远一事而鎯铛入狱。在佃户何美之“浑家”的眼中，范举人夫人的外貌是：“一双红镶边的眼睛，一窝子黄头发……而今弄两件‘尸皮子’穿起来，听见说做了夫人，好不体面!你说那里看人去!”这样描写举人夫人的外貌，实际也就流露了对举人身份的不敬。马二的迂腐、空虚，通过他对匡二的劝导表现出来，他劝匡二要“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这种夫子自道，说得越恳切，人物的灵魂也暴露得越深刻，而作者对科举制度毒害世人的鞭笞也就越发有力。
吴敬梓还经常描写出一个人的崇高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从而使之在对比中产生浓郁的讽刺意味。杜慎卿纳妾，偏偏说成是“为嗣续大计”；寻男色，又说成是“独得情之正”。严贡生自我表彰“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但却拦劫猪只，讹诈钱财，逼占弟妇财产，强赖船伕力资，刻剥家人奴仆，到处招摇撞骗，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秀水县差人，口口声声说：“我们公门里好修行……怎肯坏这个良心?”却执定要敲诈遽公孙“三二百两银子”。作者如实地描绘出他们的言行不一，也就将他们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手法在小说中运用得最普遍，随处可见。范进的“遵制丁忧”、荀玫的“递呈丁忧”，言与行都全然相背，自然形成绝妙的讽刺。
《儒林外史》的回目与正文，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两者相互配合起着多方面的作用，而讽刺效果也是一端。匡超人从乐清逃来杭州，结识了赵雪斋这一批西湖名士；之后才去拜访他的恩人潘保正的房分兄弟、“现在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十九回回目大书“匡超人幸得良明”，作者宁愿把兜揽公事、私刻印章、买卖关节、广放私债的恶吏称为“良朋”，可见得他对西湖名士的憎恶更在恶吏之上。此一回目，也就极为有力地配合正文，讽刺那些假名士。鲍文卿临死虽然叮嘱儿子廷玺不必等满服就娶一房媳妇。但作者对廷玺未能守制极为不满，二十六回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大加斥责，但正文中却没有正面指责此事，只是描写廷玺的言谈行事，逐步变化，完全违背其父文卿做人之道，成为一个帮闲清客，作者用语也就多含讥刺。盐商方老六与权卖婆站在尊经阁上一处说笑，“权卖婆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一个往嘴里送”。作者在正文中突出这一丑恶的画面，予以辛辣的讽刺；回目则为“方盐商大闹节孝祠”，用一“闹”字，就将正文中的讽刺转化为严峻的谴责。回目与正文，两两掩映关照，烘托出否定人物的丑恶，达到讽刺的目的。
前倨后恭与前恭后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世态炎凉的关系。吴敬梓极善于摄取前后不同的镜头来入木三分地鞭笞那些势利小人。二“进”在发迹前受尽冷落，而一旦飞黄腾达，不是亲的也来亲。范进中举前，张静斋足迹从未到过范家草屋，一旦范进成了举人，张静斋立即乘轿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胡屠户再也不骂这个“尖嘴猴腮”的女婿，而是口口声声“贤婿老爷”。老童生周进受尽了秀才梅玖的奚落、挖苦，但国子监司业周进却赢得梅玖如神般的敬重，连他当年在观音庵教私塾时写的联对，梅玖也要和尚“揭下来裱一裱”珍藏起来。反之，在不明白对方身份或有求于对方时，先是诚恳恭敬，而后又倨傲无礼。牛浦郎初次见到牛玉圃，为他装模作样的气势所慑，作揖下跪，认作“叔公”。跟随日久，渐知底细，却让他在其衣食主人万雪斋前出丑，被撵出万家，连清客也做不成。匡超人逃至杭州时，对潘自业也曾“作揖行礼”，“欢喜之极”，潘三则帮他攒钱成家，一旦考取内廷教习，潘三事发入狱后，要会他一面“叙叙苦情”，他竟然毫不理会。作者对他的憎恶较之潘三更为强烈。而这种强烈的憎恶则是通过描写他前后不同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一种极富讽刺意味的手法。
一个特写镜头，闪光似地将讽刺对象的丑恶显现出来，让他们当场出丑，这是《儒林外史》中常见的一种讽刺手法。西湖名士支剑峰吃得酩酊大醉，口称“谁不知我们西湖诗会的名士!”正在手舞足蹈，高兴万分，前面却来了盐捕公府，立即叫人将巡商支锷“采过他来”，“挝去”他冒充士人的方巾，“一条链子锁起来”。秦中书的宴席上高朋满座，饮酒演戏，一片欢乐，“大门口忽然一棒锣声”，就在这欢乐的宴席上，将假冒中书的万里“锁了出去”。吴敬梓常常在他们兴头上浇下冷水，让他们显出原形。有时吴敬梓对他所要讽刺的对象，有意不让他们的丑恶嘴脸一下子暴露出来，而是先轻描淡写地提上一两句，再象剥春笋似地层层剥露，逐步展现他们的丑恶本质。对匡超人的讽刺是从他拜马二先生为“盟兄”开始的，当时他流落杭州摆摊拆字，马二先生帮他银子，送他衣服，赠他书籍，让他回乡事亲攻读，匡超人十感激，“拜为盟兄”，心地忠厚的马二先生为之“大喜”。但此时匡超人才二十二岁，而马二先生已补廪二十四年，无论从年岁、学问、恩情来看，匡二也应拜其为师，却只认为“盟兄”，作者此处只用一句话点出他为人“乖巧”、心情刻薄。然后才通过他的一系列表现，逐步地暴露他的丑恶灵魂，最后竟然攻击起恩人马二先生来，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写胡三公子的吝啬也是先淡淡地写一句，他将为祝寿者所设的宴席由“两席改作三席”，一句话已透露了他的悭吝性格，然后才写他因“出名的悭吝”无人肯借地方让他饮酒作乐，买鸭子要看肉厚不厚，买肉包子又嫌贵，吃剩的“骨头骨脑”一齐装走，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的吝啬性格。这两种手法，各有千秋，却都能曲尽其妙地达到讽刺目的。
吴敬梓还善于随意点染人物周围的有关事物，或者联系他们过去的遭遇，烘染、衬托人物的性格，取得强烈的讽刺效果。周进见到广东贡院的“号板”，勾引起长年屡困场屋的积愤，一头撞在号板上，不省人事；范进考了二十余次，得到周进的识拔才中了举人，一见报帖，由悲而喜，喜极而疯，一交跌倒，也是不省人事。一喜一忧，一哭一疯，均由与科举有关的事物号板、报帖引起。鲁小姐闺房中，“晓妆台畔，刺绣床前”，全摆了八股文章，其人的心愿、志趣不问可知。杨执中客座中的对联是“三间东倒四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颇有“名士”腔，可是对联上又有一个报帖，上书：“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钦选应天淮安府沐阳县儒学正堂”，却露出了腐儒气。这样的对联与报帖放在一起极为不伦不类，但却正表现了“老阿呆”不三不四的性格。有时，突出人物偏陋狭隘的经验，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吹嘘他们并不熟悉的事物，从而出尽洋相，也成为绝妙的讽刺。五河县余殷为了吹捧乡绅彭老四如何有声势，与皇帝如何亲近，居然说：“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得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别人笑他缺少常识，他还是红着脸强辩“然而不然”。牛浦郎吹嘘他骑着驴子一直骑到安东县董老爷的暖阁上，“走的地板格登格登的一路响”；这与王太太吹嘘她当年嫁入王家的威风，四个家人婆娘“把头在地板上磕的扑通扑通的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如夏总甲、匡超人、汤六之流，都爱吹牛，也都是从一己之生活经验，吹嘘未见之排场，作者冷冷着笔，读者却为之捧腹。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段极为丰富多变，绝不限于以上所举。鲁迅称它为“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是非常切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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