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

一

《儒林外史》现今可以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由于这一刻本附有评语，因而也是最早的《儒林外史》评本，即所谓卧闲草堂评本。卧本十六册、五十六回，北京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4年曾将北京藏本略予放大影印，其中残损模糊以及经后人墨笔描改的书页，则以上海藏本同页配版。

卧本卷首有闲斋老人作于乾隆元年(1736)二月的序言，约五百字。全书除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等六回无回评以外，其余五十回均附有回评，约一万伍千余言。回评作者为谁何，迄今未记载，亦无从查考。闲斋老人又为谁何，至今亦言人人殊。黄小田在批评《儒林外史》时，曾认为“是书序者闲斋老人”，“闲”乃“”之误，斋老人即和邦额。但以和邦额之生平经历及其思想境界，比照闲斋老人序言进行研究，二者大相径庭，此说自不能成立。迩来亦有学人以为闲斋老人即是吴敬梓本人，全椒一位老中医曾以吴敬梓自书之《奉送雅雨大公祖出塞图》，对照闲斋老人序，研究二者墨迹，认为极其相似，因之断定闲斋老人即为吴敬梓。仅以笔迹类似作断定，论据似欠充分；同时亦有书家以为二者笔法各异，虽有近似之处但并不雷同，一时众说纷纭，也难以遽定。至于着眼于“闲”字而进行论说者，先前已有学人以“闲斋老人”与“卧闲堂主人”均同用一“闲”字，从而推断闲斋老人即卧闲草堂主人。近年亦有学人以吴敬梓词赋中颇多“闲”字出现，又断定闲斋老人即吴敬梓本人。其实，旧时文人吟咏闲情，以闲情自适，所在颇多，不必限于一时一人。同时早年即有学者认为“这序文笔调，也不大类吴敬梓的文字”，近年亦有学人认为“从口气上一眼即可看出，闲斋与吴敬梓并不相熟，他不是为友人之书写序，而是后辈人的推荐评介文字”。由此可见，闲斋老人究竟为谁何，仍待进一步发掘资料，进行考辨。至于序文与评文是否同出“闲斋老人”之手，亦同样需要进一步论证。但细味序文及评文，发现二者之文艺见解相同相近之处实多，因之在论说卧本时，乃将序、评并举。

从卧本序评看来，序评者的文学观念是进步的，对小说的学术地位、创作原则、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小说的艺术特征，都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见解。兹分别加以研讨。

二

“在中国”，稗官小说从来“不算文学，做小说的决不能称为文学家”。鲁迅早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所慨叹的这一情况，确实反映了我国二千余年以来的传统文化观念。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将小说贬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并置之自生自灭的境地，所谓“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然而由于稗官小说贴近现实、反映民生的传统，使得这一艺术奇葩，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滋生繁殖，并呈现出眩目的异采。但是长期以来，正统文人依然对之忽视、鄙视。即以吴敬梓至友程晋芳而论，他在乾隆十三年(1748)至十五年(1750)二月之间所写的《怀人诗》中，也竟然以吴敬梓因《儒林外史》传名而惋惜不已，写出如下的诗句：“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勉行堂诗集》卷二)此后不久，纪昀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汇编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论及小说时，依然承袭传统的陈腐观念，斥之为“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猥鄙荒诞”，并且一律“黜”而“不载”。

在这种学术气氛中，卧本序评者却能慧眼独具，公然在序言中提出了“稗官为史之支流”、“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的主张，将稗官小说提高到史的地位，是极有胆识的，也正揭示了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意图。当然，“支流”、“外史”云云，仍然流露了作序者的局限，尚未能将作为文学的小说完全与史学区别开来，并使之与史学并驾齐驱。但他毕竟与卑视小说的传统观念不同，而从史的角度去衡量小说了。

卧本的序评者也的确处处以修史的眼光对《儒林外史》进行评点，一再将太史公修撰《史记》与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相提并论，如说“作者以《史》、《汉》之才作稗官”(第一回回评)，这就肯定小说作者吴敬梓虽好为稗官，却具有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那样的才华。这无异是说创作小说与修撰正史同样需要才华，二者并无高低上下之分。评语又说：“一上谕、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结束全部大书。缀以词句，如太史公自序”(第五十六回回评)，这不但将《儒林外史》的整部构成比之于太史公的《史记》，而且辞气之间，又将作《儒林外史》的吴敬梓比之于作《史记》的太史公。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

序评者还认为吴敬梓是以《史记》笔法创作《儒林外史》的，在第二回回评中写道：“书中并无黄老爹、李老爹、顾老相公也者，据诸人口中津津言之，若实有其人在者。然非深于《史记》笔法者未易辨此。”在第三十六回回评中，说作者描写“书中第一人”虞育德“纯用正笔、直笔”，此亦是作者学得太史公“量体裁衣、相题立格”的手段所致。不仅如此，序评者还以《左传》与《儒林外史》进行比较，说“昔人谓《左传》最善叙战功，此书应是不愧”(第三十四回回评)。不过序评者此段评语乃针对萧昊轩山东道上弹打赵大一节而言，细读原书，此评未免溢美。但序评者处处以史籍名著比拟《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显然是为了提高小说《儒林外史》的学术地位。序评者还针对小说中叙及杜少卿说诗的一节描写，评论道：“说经一段是真学问，不可作稗官草草读之”(第三十四回回评)。其实，吴敬梓研习诗经，主治毛、郑，兼采三家，又调和汉、宋，无甚创见，也并不以治《诗》而闻于世。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如此评论，只不过是为了充分肯定稗官小说《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学术素养而已。

总之，卧本的序评，充分称赞作者的学术修养，认为创作小说同样需要如同太史公修《史记》、班固撰《汉书》那样的才华；而作为史之支流的“外史”的《儒林外史》，只要在“善读稗官者”手中，就“可进于史”，具有了与正史的同等价值。这种观念无疑是极其进步的，也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自然，序评者虽然也注意到稗官与正史的差异，然而仍不能从根本上正确地区分文学与史学的不同，因而对“不尽合正史”的《三国演义》也流露出一些不满之情。可见，序评者小说观的进步性，毕竟只是属于他那个时代。

三

由“稗官为史之支流”而派生，卧本序评者又提出小说创作必须反映现实人生，符合社会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之，对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西游记》，闲序以“玄虚荒渺”目之，虽然自谦地表示“予弗敢知”，其实是颇有微辞的。而对于《儒林外史》，则誉之为“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辞气之间无疑是借贬斥《西游记》而提高《儒林外史》。至于序言中所谓“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云云，更是要求读者从小说作品中来观察人生、了解社会，接受教益。

卧评不但与闲序持同样见解，而且同样处处以社会现实来印证作品。在第六回回评中，即揭示出其文艺创作观：“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得其神似也。”此即认为文艺应该反映“万目所共见”的“最平实”的生活，而且要求“神似”的反映。此处所谓的“神似”，无疑是得其本质之意。评者以为《儒林外史》是做到这一点的。例如企求功名富贵，是封建时代士人广泛存有的一种心态，在科举社会中，这种心态更其炽烈，并于科举考试中执意追逐表现出来。而《儒林外史》就着重地反映了这一“最平实”的“万目所共见”的现实，闲序极为中肯地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评语中也一再表述“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中第一着眼处”(第一回回评)，“是此书之大主脑”(第二回回评)。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更明白说出：“自科举之法行，天下无不锐意求取科名。”科举社会中，一旦取得科名，功名富贵即接踵而至，唾手可得。而《儒林外史》正是极为“神似”地反映了这种社会中广大士子猎取功名富贵的心态和行径，卧本评语亦对此种描写反复予以评说。

《儒林外史》虽然将“功名富贵”作了重点描写，然而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幅度相当广大，并不限于科举八股、功名富贵，卧评也没有忽略其它方面的内容，对作品中反映的广阔现实，也有所述及。例如针对小说中描写五河县中贤愚不等人物也在相互往还的情景，卧评写道：“薄俗浇漓中而有一二自爱之人，此众口之所不能容者也。虞华轩书房里偏生有唐二棒椎、姚五爷来往，写小地方之人情，出神入化，从来稗官无此笔仗”(第四十六回回评)。现实社会中的人事关系纷纭繁复，不可能纯然一色，《儒林外史》的确作了符合现实的真切反映，而卧评也十分郑重地表而出之。

在整个卧评中，此种议论所在多有，如五十回万青云说及中书的一段言谈，回评中即肯定其说，并从明朝职官制度加以佐证，说：“明朝中书有从进士出身者，有从监生出身者，原是两途。篇中所叙，并非杜撰也。”又如二十八回写及扬州盐商的骄奢生活，回评又用扬州乐府加以印证，也从而使得作品的嘲讽之意分外昭彰。再如二十二回中有关乌龟王义安戴方巾上妓馆的描写，回评也以“扬郡风俗”加以说明，认为此乃属常事。

卧本评语不仅静止地比较了社会现实与小说某些情节的类似，而且还动态地研究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与小说情节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二十二回写到牛玉圃居然与王义安拜盟一事，回评中即云：“夫时世迁流，今非昔比。既云二十年前拜盟，则二十年前之王义安，尚未做乌龟可知。”此种评语即揭示了王义安由一与乡绅往还之士子堕落为“乌龟”之经过，从而也就暴露了社会更趋黑暗、士子愈加堕落的变化情景。

至于以史传对照小说，卧评已开其端。只是由于《儒林外史》中大多人物虽然均有原型，但已经过作者重新塑造，并变名更姓后方出现于小说中，因而卧评中此种现象不多见，惟有第一回之王冕，却是以真名出现，《明史》等著述中多有记传，卧评即以传记中的王冕对照吴敬梓小说中的王冕进行评述，在第一回回评中写道：“穿阔衣，戴高帽，叹黄河北流，却是王元章本传内事，用来都不着形迹。”其实，王冕虽以真名出现于《儒林外史》中，但其在小说中之种种表现，实不可以史传中的王冕事迹加以推求；文学的真实毕竟不同于历史的真实。卧本序评者以历史传记对照小说作品加以评述，虽然只此一见，但是对其后之数种评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四

卧本序评者十分强调稗官、小说的教育作用，认为作者应该有明确的“善善恶恶”的创作目的，务使所创作的小说，能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使得广大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广大读者也应该“善读稗官”，以获教益，所谓“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闲斋老人序)。

这种明确的文艺教育观念，在回评中同样有所表露。如对作者来说，在第三十九回回评中，评者就曾“向友人言，大凡学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有功于世道人心为主，此所谓‘修辞立其诚’也”；而从读者来说，则如第三回回评中引用的评者友人之语所云：“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此即取以“自镜”之意。这种见解对其后数家评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果做进一步探索，卧本评者所谓的“有功于世道人心”，无非是讲究以忠孝廉节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如卧评者竭力称赞鼓励女儿殉夫的王玉辉，说“观此人，知其临大节而不可夺”(第四十八回回评)。又如充分肯定郭孝子劝说萧云仙报效朝廷一节，说：“世所传之稗官，惯驱朝廷之命官去而之水泊为贼，是书能劝冒险借躯之人出而为国家效命于疆场。信乎!君子立言必不朽也。”(第三十九回回评)此段评语中所云“之水泊为贼”，显然指《水浒》而言，闲序中已斥之为“诲盗”之作。评者为了肯定《儒林外史》的教育作用而不惜斥责《水浒》的作法，实不足取。此亦为不同的评论者，对于稗官小说究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存在着不同观念的表现。卧评对描写范进上席不用银箸的伪孝一节，加以评论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此可谓诛心之论，颇得作者刻划范进心态之意图。

同时，《儒林外史》中原就流露出作者强烈的门阀意识，卧评也予以肯定，如对“鲍文卿之卑下”(第二十五回回评)就极为赞赏，在第二十四回回评中写道：“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乃晚近之士夫夫，往往于歌酒场中，辄拉此辈同起同坐，……而此辈久而习惯，竟以为分内事，……一二寒士在座，不惜多方以揶榆之。彼富贵中人，方且相视而笑，恬然不怪。呜呼!其识见真出文卿下也。”这显然表现了卧本评者的士大夫的优越意识，并不足取。

卧本序评者认为小说之有益于世道人心，包孕实多，这也符合《儒林外史》的实际。例如品评人物，不但须了解其身份，更重要的是须察看其行为，评者借鲍文卿这一人物做了精辟说明：“文卿溷迹戏行中，而矫矫自好，不愧其为端人正士，虽做戏子，庸何伤?天下何尝不有士大夫而身为戏子之所为者!则名儒而实戏也。今文卿居然一戏子，而实不愧于士大夫之列，则名戏而实儒也。”(第二十六回回评)又如对于科举，评者借倪霜峰所云“可恨当年误读了几句死书”一句评道：“‘死书’二字奇妙，得未曾有，不但可为救世之良药，亦可为醒世之晨钟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广大士子企图通过科举以取得功名的努力。而此评语中的“救时”、“醒世”云云，又对其后的评者产生一定影响。再如交友处世，卧本评者亦认为“善读稗官者”必可从《外史》中汲取许多有益教训，针对毛二胡子讹骗陈正公现银一节，评者即指出：“可见我以何术制人，人即以何术制我，机巧诈伪，安所用之?此书有功于人世处不少也。”

总之，仅由以上数例即可以窥知卧本序评所谓的“有功于世道人心”，包涵了十分广泛的内容。自然，每个时代的作者、评者，对于“有功于世道人心”的具体内涵，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这是不能以今日之准的去要求旧时之作者和评者的。然而，他们主张小说作者应抱着“善善恶恶”的动机去创作，读者应抱着“自镜”的态度去阅读，这种见解即使在今日，也自有其可资借鉴之处。

五

卧本序评者不仅对小说的学术地位、小说必须反映现实生活、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而且还对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的文学特性进行评说，许多见解也同样是十分精到的。

文学作品是通过塑造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从个别、具体事件的描绘中来反映现实社会的。因此，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与否是衡量文学作品成败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卧本序评者对此评论颇多，闲序中首先指出“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在四十万言的《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叙及的人物竟然多达三百八十人左右，确乎称得上“不可枚举”了。自然，并非所有人物都被描绘得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然而就其几十个主要人物而言，却的确是个个栩栩如生，“活现纸上”，卧评也曾指出“篇中之文人学士，不为少矣”(第三十七回回评)，而这些人物的性格又都被作者刻画得维妙维肖，“此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毛发毕现”(第三回回评)。

闲序认为《儒林外史》人物描写之所以获得成功，乃在于它的“摹写人物故事，即家常日用米盐琐屑，皆各穷神尽相，画工化工，合为一手”的艺术手段，而且这种艺术手段又并不逊于《水浒》、《金瓶梅》。卧评亦持相同见解，并举严贡生、张静斋、范进三人于关帝庙一席谈为例，认为此节描写已臻“画工所不能画，化工庶几能之”(第四回回评)的境地，这一评价是极其中肯的。

卧本序评者指出小说必须反映现实人生，《儒林外史》中所塑造的人物也大都是现实生活中实有的人物，因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就具有客观真实性。对此，卧评也多有论说，例如以王德、王仁为例评论道：“赵氏自以为得托于二王，平生之泰山也。孰知一到认真时，毫末靠不得。天下唯此等人最多。”可见二王形象确是以现实社会中之真实人物为原型而创造出来的。同时，作者描写了王德、王仁这俩个形象，即将此类“自以奸巧得计”(第六回回评)之人极为“神似”地刻划出来，此乃“借一张铁臂，引起无数张铁臂”(第十三回回评)的手段，具有极高的典型性。卧评以倪霜峰的坎坷遭遇为例，说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又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分不开，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评论道：“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不过一二人。不得手者，不稂不莠，既不能力田，又不能商贾，坐食山空，不至于卖儿鬻女者几希矣。”这就揭示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也正因为《儒林外史》中主要人物形象大多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广泛的社会意义，才达到“神似”的境界，显示了作者的“化工”本领。

卧本评者还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包涵着丰富的或憎或爱的深切感情，正因为如此，小说中一些人物的遭遇，才会使读者与作者一同或憎或爱，如写虞华轩与余大先生在五河县遭受冷遇的情景，卧本评者写道：“作者虽以谑语出之，其实处处皆泪痕也。薄俗浇漓，人情冷暖，乌衣子弟触目伤心。”书中之五河其实是作者故乡全椒，吴敬梓在故乡就曾饱受“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的冷遇，不能说《外史》中全无此种情绪的流露。正因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倾注了自己的爱憎情感，才使得其笔下人物有思想有感情，具有了“语言文字之外”的神似“妙处”。

卧评还从多方面研究《儒林外史》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段，如分析人物描写的生动性，以严监生及王德的描写为例，评道“看财奴吝啬，荤饭秀才之巧黠，一一画出，毛发皆动”(第五回回评)。如分析人物的共性与个性，以同是“豪华公子”的慎卿、少卿为例，“俩人自是不同”，作者“一副笔墨，却能分毫不犯如此”(第三十一回回评)。如评论《儒林外史》中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潘三为例，潘三本一恶棍，“该杀该割”(第二十回回评)，但亦有“爽快浏亮，敢作敢为”(第十九回回评)之处，其待匡超人实有深恩，作者不因其恶而掩其美，评者亦能正确揭示出作者之用心。如剖析人物的层次性，以高翰林、鲁编修分别斥责杜少卿与二娄为例，评说道：“物之不同类者，每不能相容也。然编修之怪娄氏，语尚和平，侍读之怪少卿，语太激烈矣。以少卿较之二娄，似少卿之锋芒太露，故其受怪又加于二娄一等。”(第三十四回回评)这就极其细腻地分析了由于人物之间各自身份、经历不同，形成彼此利害冲突的程度也就有深浅，描写出这种差异，就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层次性。如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物性格的关系，以匡超人为例，评说道：“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不至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第十七回回评)这一评语，既揭示了社会环境的转换对人物思想的变化具有很大的影响，又说明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人物性格的展开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卧本序评者在他们的序评中就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入研究和总结了吴敬梓的艺术经验。

六

《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是颇有特色的，体现了吴敬梓的创作意图和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卧本序评对小说的结构艺术作了大量的评述。

闲序充分肯定《儒林外史》的“章法之奇”并不在《水浒》、《金瓶梅》之下。此所谓的“章法”，即指艺术结构。《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在“五四”前后曾受到一些学人的非难，认为“没有结构”，“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卧评却对《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持肯定态度，并且高度称赞它的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在第三十三回回评中明白地说道：“凡做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评语所谓“大书”云云，即指其长篇性质。从此评语中，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何尝是“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呢?卧本许多回评中还一再做了分析研究，如一些回末评语中所谓的“起首”，即指小说的“开端”；所谓的“递入”、“带出”、“引出”、“生出”等等，即指情节的“发展”，所谓的“大结束”、“结穴处”、“大总汇处”、“臻于泰山”、“八音繁会”即指情节发展的“高潮”；所谓的“结束”即“结局”，所谓的“余文”、“流风余韵”即“尾声”。这些评语全面而细微地研析了《儒林外史》作为长篇小说的艺术结构。通观卧评，再结合作品略作对比研究，不难发现：全书的“起首”是夏总甲故事；其后一组组人物的转换、故事的变化，则是情节的发展；祭泰伯祠是全书高潮；王玉辉凭吊泰伯祠则是结局；虞育德离开南京后的情节，则是全书的尾声。尽管如此评说是否全然揭示出吴敬梓的创作意图、全然反映出小说客观意蕴，还可进一步研究，但它毕竟探讨了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而评语所云“国手布子，步步照应”(第四十七回回评)，确亦非溢美之辞。

至于《儒林外史》组织情节手法之丰富多采、摇曳多姿，卧本评语论述更多，如主张情节发展要有波澜起伏，要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以二娄访杨为例，第九回回评中论说道：“文字最嫌直率，假使两公子驾一叶之扁舟，走到新市镇，便会见杨执中，路上一些事也没有，岂非时下小说庸俗不堪之笔墨，有何趣味乎?”认为要使读者感到有“趣味”，就不能“直率”为文，而要“炉锤在手，花样生新”(第五十二回回评)，才能强烈地吸引和感染读者。如情节的发展要“罗络勾连”，这一手段对于由不同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来说，尤为重要。小说中写周进吃斋引出梅玖谈梦，又由梅玖之梦掩映王惠之梦，从而生发出一系列故事，逐个转递，深入发展，卧本即评道：“文章罗络勾联，有五花八门之妙”(第二回回评)。如情节安排要有伏笔，所谓“千里来龙，蜿蜒夭矫”(第三回回评)，在蘧公孙与鲁小姐婚宴席上，老鼠落汤，钉鞋上桌，“此两件奇事”，其实是“埋伏后文编修将病而死”，但“阅者至此，惟觉峰外飞天，绝倒之不暇，亦不足寻味其中线索之妙”(第十回回评)。这就指出了作者组织情节手段之高明，使得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沿着情节的发展变化得到美的享受和满足。如虚实衬托，安东知县向鼎受理三件命案，“其情节荒唐略同”，但作者并没有三案同写，而是“两虚一实衬托妙无痕迹”(第二十回回评)，用简洁的文字写出了繁复的情节。非但不单调板滞，反觉趣味更其盎然。如“同而不同”，小说中常出现类似情节，但写法却不雷同，这就细微地表现出相同情节的不同处理，使读者能一直保持新鲜的艺术感受。萧昊轩在山东，其子云仙在四川，先后弹打赵大，卧评即指出其情节虽类似而写法截然不同，说：“萧云仙弹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绝不与萧昊轩犯复，笔墨酣畅，无所不可”(第三十九回回评)。

此外，卧评中提及的“返对”、“对照”，“倒摄”、“掩映”、“照应”、“映带”、“交互回环”、“避实击虚”、“血脉筋络”等等，均为安排情节的艺术手段，评者均有所论说，从而总结了《儒林外史》的“章法之奇”。

七

《儒林外史》的语言具有高度的含蕴性、具象性和情感性，圆满地完成了作者塑造许多鲜明的文学形象的任务。闲序所谓的“用笔之妙”以及评语中一再提及的文笔、笔墨、正笔、直笔、旁笔、曲笔等等，均是指《儒林外史》语言的描写功能。序评者认为“其摹写人物故事，皆各穷神尽相”，“用笔”之成就同样不在《水浒》、《金瓶梅》之下。

卧评一再论及的“白描”手法，就显示了《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含蓄性。如牛浦郎对子午宫道士自我吹嘘的一段描写，卧本就指出“刮刮而谈，诌出许多话说。书中之道士不知是谎，书外之阅者深知其谎。行文之妙，真李龙眠白描手也”(第二十三回回评)。这是以北宋画家李公麟不设色的绘画艺术来比喻吴敬梓的“白描”。卧评还一再说明所谓“白描”，就是“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小说描写汤奉宴请张师陆和范进时的一席谈话，卧本加评道：“席间三人侃侃而谈，毫无愧怍，读者不问而知，此三人为极不通之品。此是作者绘风绘水手段，所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第四回回评)确然如此，《儒林外史》中许多精采的讽刺，深刻的抨击，正是从作者所具体描写的场面和情节中极其自然而又无比形象地呈现出来，而作者自己的评价却隐藏在描写之中含而不露。这其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至于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卧评也多次论及，认为作者所描写的人物，无不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如第十七回回评中就写道：“是书之用笔，千变万化，未可就一端以言其妙。如写女人小人，舆台皂隶，莫不尽态极妍；至于斗方名士，七律诗翁，尤为题中之正面，岂可不细细为之写照?上文如杨执中、权勿用等人，绘声绘影，能令阅者拍案叫绝，以为铸鼎象物，至此真无以加矣；而孰知写到赵景诸人，又另换一副笔墨，丝毫不与杨、权诸人同。建章宫中千门万户，文笔奇诡何以异兹!”这就指出作者在描写人物时之用笔确实是姿态万千、各尽其妙。卧评还具体地论及一些“笔法”，如对比鲁小姐、蘧公孙定婚与严二相公娶亲，二者必须“对看，乃觉一处锦铺绣列，一处酸气逼人”(第十回回评)。如陪衬，描写杜慎卿与萧金铉、季恰逸，诸葛佑一段交往，作者乃“以小杜之风流，形三人之龌龊”(第二十九回回评)。如反衬，小说中鲁小姐与乃父鲁编均热中举业，思想庸俗，但写二人之手法又不尽相同，“盖作者欲极力以写编修之俗，却不肯用一正笔，处处用反笔、侧笔，以形击之。写小姐之俗者乃所以写编修之俗也”(第十一回回评)。如讽刺，众所周知，《儒林外史》是一部长篇讽刺小说，而其塑造各类反面人物形象时，无不运用讽刺笔墨，卧评中再三述及的“庄语”与“谑语”(第四回回评)、“皮里阳秋”(第三十四回回评)等等，均是指其讽刺笔墨而言，如小说中有关牛浦郎借“董老爷”以自重而侮其舅丈人卜氏兄弟的一段描写，卧评即揭示出其辛辣讽刺的内涵：“‘老爷’二字，平淡无奇之文也，卜信捧茶之后，三人角口，乃有无数‘老爷’字，如火如花，愈出愈奇。正如平原君毛遂传，有无数‘先生’字，删去一二，即不成文法，而大减色泽矣”(第二十二回回评)。凡此种种笔法，交替使用，互补互证，就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无不“活色生香，呼之欲出”(第四十五回回评)，具有“生龙活虎之妙”了(第二十七回回评)。

《儒林外史》虽然是叙事小说，但其语言所具有的浓郁的情感性，也不亚于抒情诗词，卧评对此也一再提及，如夫妇关系，作者虽然辛辣嘲讽了严监生的悭吝，但在描写他追念已逝的前妻时，却也倾注了深挚的感情，卧评体贴入微地评说道：“除夕家宴，忽然被猫跳翻篾篓，掉出银子来，因而追念逝者，渐次成病。此亦柴米夫妻同甘苦之真情，觉中庭取冷，遗挂犹存，未如此之可伤可感也。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第五回回评)。“取冷中庭”用荀粲故事(《世说新语·惑溺》)，但却包含了作者自己的亲身遭遇，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吴敬梓就曾叹息：“闺中人逝，取冷中庭伤往事。”如兄弟关系，小说中出现了无数对兄弟，然而关系迩密者甚少，唯有写及倪廷珠与其出嗣之弟倪廷玺相认一节，卧评深刻地指出：“叙说父子兄弟别离之苦，至性感人，沁人心肺。”(第二十七回回评)这是因为作者亦曾出嗣他人之故。如师友关系，杜少卿与虞育德有世谊，论辈份杜为虞之世侄，然而俩人相处却如师友，杜少卿在南京常得虞育德接济。一旦虞育德离去，杜少卿极为神伤，卧评即指出：“临别数言，凄然欲绝，千载之下謦咳如闻。”(第四十六回回评)如由自身遭际而借题发挥，小说中萧云仙虽建功业而不得受封，卧评有如下议论：“李蔡为人下中，竟得封侯，亦千古同叹之事。呜呼!尚何言哉!”(第三十九回回评)卧评对《儒林外史》细节描写中所蕴藏着的作者的丰富情感，做了细腻的发掘，让读者可以感知其叙述语言的情感性，这与小说语言的含蓄性、具象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特色。

总之，《儒林外史》是文学作品，卧本序评则是文学评论。它的序评除了从文学的社会功能加以论说外，更多的议论则是针对作品的文学特性而发，不乏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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