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林外史》评本主要有卧闲草堂本、齐省堂增订本、黄小田评本和张文虎评本四种：卧本最早出，影响也最著；黄本长期湮没无闻，近年始为世人所知；齐本批评文字不多，常为一些研究者所忽视，其实，齐本批评亦颇有见地，笔者已另有专文介绍。既往研究者，除卧评以外，大都重视张评。
张评作者名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号华谷里民，又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人。其生平大略见于《清史稿·儒林三》“俞樾传”所附、《清史列传·张文虎》等史籍。《清史稿》记其卒年为七十一。但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云；“啸山邃于经学、小学，旁通历算、声律，……同光以来，在吴中最称耆硕，黄漱兰侍郎创立南菁书院，首延主讲，已近八旬矣。”据缪荃孙所作《州判衔候选训导张先生墓志铭》所记：“癸未学使瑞安黄公体芳创建南菁书院于江阴，……躬延先生主讲席，……甲申长至得类中疾，乙酉下月卒于复园，年七十有八。”(《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与晚睛簃所记相近，当为可信。癸未为光绪九年(1883)，甲申为十年(1884)，乙酉为十一年(1885)。由卒年乙酉上推七十八年，其生年当为嘉庆十三年戊辰(1808)。
据缪荃孙云，张文虎自“幼颖异，见书籍辄自翻阅”，“于书无所不览”(《墓志铭》)。世人所鄙视的稗官小说，如《儒林外史》之类，他也不予冷落，而“好读是书”，闲暇时又“好坐茶寮，人或疑之，曰：‘吾温《儒林外史》也。’”(刘咸炘《校雠述林》卷四“小说裁论”)。正因为此，在披阅之余屡加批评，实不足为怪。据现存资料可知，他的评点工作大约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时年六十有七。阅世既久，人生经验越益深厚，发而为批评，无不切中世态人情，非无病呻吟者之可比。
张氏对《儒林外史》的批评为时甚久，早在上海申报馆于同治十三年出版的第一次排印本《儒林外史》之末，即附有张氏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暮春的识语，这是他最早的评语。此后，光绪二年(1876)丙子又写有识语；光绪三年(1877)丁丑于七月下弦和嘉平小寒分别写有识语，在农历腊月(嘉平)写的识语中说“予评是书凡四脱稿矣”，可见张氏从同治癸酉到光绪丁丑四年间批阅已有四次，几乎每年批评一次。光绪五年(1879)己卯夏、六年(1880)庚辰花朝、七年(1881)辛巳季春均写有识语。迨至光绪七年(1881)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问世之后，他的评语乃以夹批和回末总评形式被采入书中。至此，张氏的大量批评文字始为广大世人所知。但他对此书的批评并未终止，仍在不断进行。徐允临在光绪十年(1884)甲申七月，闻知“张先生近有评语定本”，乃“驰书向先生乞假以来，重过录焉”(徐允临跋语)。在徐氏过录之后一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上海宝文阁就刊行了这一“定本”，即所谓的“天目山樵戏笔”《儒林外史新评》上下二册，而此年，张氏已经病殁。次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二月，徐允临从宝文阁主人处得到这一刊本，“翻阅一遍，中多误字，遂为校正”，并重新刊印，此即《儒林外史评》。在这一刊本中徐允临题记刊于封里，行款与乙酉刊本全然相同，所以封面仍署“光绪乙酉夏宝文阁藏板”。宝文阁所刊《儒林外史新评》和《儒林外史评》，二者同样仅录评语，不刊小说正文。总之，张氏从同治十二年写有识语起直到去世之际长达十余年之久，可谓日不间断地批评这部小说。他的批评文字在光绪七年(1881)和十一年(1885)两次被刊行。
张氏批评文字数量甚多，卧本只有回评(尚缺42—44、53—55六回回评)而无眉批或夹批。齐本虽有回评、眉批，但数量远逊于张评。张评不但两次写有大量夹批，而且同样两次写了回评。仅以回评而论，张氏第一次写有三十五回回评(即1—2、6—8、10—13、18、20—23、25—26、28、30—31、33—43、45、50—52、56等回，其中有些是针对卧评的，如6、11、28等回，不一一列举)；第二次又写有三十六回回评(即1—2、6—7、10—14、16—18、20—26、29、31、33—40、42—43、45—46、49—51、56等回，其中也有些针对卧评的如16—18、24、56等回)。两次回评文字有完全相同的如20、22、26、33、35、40、42、50等回，但多数回评不是见解略有变化，就是文字有所修饰。这种差异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张氏对《儒林外史》的批评，前后历经十年之久，社会的变动，人事的沧桑，学养的增进，识见的拓展，都会令评者对这部反映世态人情小说的认识不断深化，继之也就会不断修正自己的批评。
张评与三家评有一显著的区别，三家评均从小说本身立论，虽然卧本评者视小说为“史之支流”，但在批评《儒林外史》时并未拘拘于史实的辨正；黄、齐二家则都明确意识到其书实为小说，书中人物为“亡是公”(黄氏评)，只宜“作镜花水月观之”(齐本例言)。而张评则不同，不仅就小说本身发表意见，还从史实加以推求，尽管他深研过卧评、齐评，与黄评作者小田氏也有交谊，在一段时间内过从甚密，对黄氏的见解亦必谙知，其本人也意识到文学形象与现实人物不能等同，如在小说最后一回即五十六回回评中写道：“是书于人情世故纤微曲折无不周到，殊不似杜少卿之为人，盖文木聊以少聊自托，非谓少卿即文木也。”分明知道杜少卿与吴敬梓不能混同，但在其批评文字中依然一再出现以史实范围情节、以原型推究形象的评论。
在张氏撰写的三十余则回评中，有十则评语或以史实比勘情节，或以历史人物对照艺术形象，如第一回有关王冕的情节，张氏前后两次据《保越录》所记，指出小说情节中的“传闻异辞”。又如第三十七回回评，据金和《儒林外史跋》，认为小说中所写泰伯祠实为雨花台先贤词，进而认为“《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还有不少回评则推求艺术形象的原型，如第十二回回评，据《太平广记》所引《桂苑丛谈》，认为小说中张铁臂原型乃张祜；第二十回回评，据《江宁府志》和袁枚诗作，认为小说中牛布衣即朱卉；第三十三回回评，指出迟衡山原型为樊明徵；第三十五回回评，认为庄绍光原型为程绵庄；第四十二回回评，指出汤大爷、汤二爷乃杨凯之子；等等。显然，这些推求是受到金和影响所致，金跋即指出小说中二十余个人物原型为谁何，但尚未举出出处，张氏则进一步摘出有关文集、方志中的记叙加以证实。
这种批评文字，不仅出现在回评中，而且也出现在夹批中。如第十二回夹批中据阮葵生《茶余客话》，指出小说中权勿用即江阴是镜；第三十八回夹批中，据李宝泰《啬生文集》中《胡孝子寻亲记》一文，将小说中郭孝子事迹比附胡孝子；第四十一回夹批中，认为小说中的庄濯江“疑即程鱼门”；等等。在夹批中，张氏还据史籍纠正小说有关情节“失真”之处，如第十一回夹批中纠正小说中所云“朱子《治家格言》”之误，说“《治家格言》乃明朱柏庐所作，非朱子文”，等等。甚至还针对小说中人物议论，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迹近与小说中人物相互辩论，如第三十四回夹批针对杜少卿说《凯风》诗，“那母亲也该有五十多岁，那有想嫁之理”，张氏反驳说“五十多岁想嫁未必无”。这些文字已与文学批评相悖，只有令读者生厌。想来平步青亦为之不满，针对此条夹批所引范家相《三家诗拾遗》之误，平氏特地指出：《三家诗拾遗》应作《诗渖》。
其实，平步青治学亦继承乾嘉重考据的朴学传统，但他对张氏这种过于拘泥于史实、充溢着学究气的批评，也不以为然。如第八回叙及王惠为“江西第一个能员”时，张氏在夹批中责难王守仁，诘问道：“阳明先生不闻乎?亦以为能员乎?”平氏针对这条夹批评道：“王惠事本子虚，此评可删。”其识见显然高于张氏。在同一回中，王惠“自此更姓改名”，张氏又批道：“岂即更姓为郭耶?”平氏则指出：“王惠、郭力父子事，……作者写得支离，啸山评似粘滞。”所谓“粘滞”，即指其过分拘泥史实，不明艺术重虚构之理。在第二十六回叙及向鼎“升了福建汀漳道”之后，张氏有一段批评说“明时布政司有左右参政、左右参议，按察司有副使、佥事，皆今之道员，既托名明官，不当径称今制，此亦疏忽之过”。平氏明白不过地指出他不懂“故谬其辞”的艺术特征，说：“此等皆稗官家故谬其辞，使人知为非明事。亦如《西游记》演唐事，托名元人，而有銮仪卫明代官制；《红楼梦》演国朝事，而有兰台寺大夫、九省总制节度使、锦衣卫也。……此评可删。”由此可见，张评中的一些考辨尽管对我们研究这部小说的取材有一定参考意义，但他的批评中也确有背离文学创作特点的“外行话”。
张评中之所以存在这种“粘滞”之病，如前文所云是受金和《儒林外史跋》的影响，但也是乾嘉以来考据学余光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同时也是张氏本人治学风格的表现。缪荃孙所作《墓志铭》中说他：“尝读元和惠氏、歙江氏、休宁戴氏、嘉定钱氏诸家书，慨然叹为学自有本，驰骛枝叶无益也，则取汉唐宋人注疏，若说经诸书，由形声以通其字，由训诂以会其义，由度数名物以辨其制作，由言语事迹以窥古圣贤精义，旁及子史，是非得失源流异同，以参古今风会之变。”缪《铭》又赞其“尤长于比勘，遇疑义必反复穷究，广证旁引以汇于通”，其治学纯为考据学派一脉，以此种学风批评文学创作，必然出现上述种种“粘滞”之病。
二
张文虎对《儒林外史》思想内涵的批评，虽与卧、黄、齐三家评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差异。
他对《儒林外史》“主旨”及其教育作用的见解就与三家评相近，在前后数次所写的识语中也曾一再叙及，如于闲斋老人序后所写的识语中，他在引用闲序所云“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之后，即加以发挥，说：“功名富贵具甘酸苦辣四味，炮制不如法，令人病失心疯，来路不正者能杀人，服食家须用淡水浸透，去其腥秽及他味，至极淡无味乃可入药。”此后，在光绪六年(1880)“庚辰花朝”识语中，又指出“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可见，他也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表现“名士”与“功名富贵”为主旨的小说。同时，亦如三家评一样，他也认为这部小说实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在光绪二年(1876)“丙子暮春”所写的识语中，他就认定此书“可以镜人，可以自镜，中材之士喜谈之。其有不屑读者，高出于《外史》之人；有不欲读者，不以《外史》中下材为非者也”。在“庚辰花朝”识语中，更语重心长地寄深望于读者，要求“读者宜处处回光返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勿负著书者一肚皮眼泪，则批书者之所望也”。张氏在识语中所表露的这些见解，在作品的夹批回评中也时有所见，如第一回作者述及功名富贵“到手之后，味同嚼蜡”，张批即云：“无论到手不到手，口里说说也香。到味同嚼蜡时，已是醒过来了，能有几人?否则恐甘蔗渣儿尚要嚼了又嚼也。”对于此书的教育作用，张氏称之为“醒世”，如第五回夹批即云：“人知其骂世之口毒，而不知其醒世之意深也。”总之，从这些回评夹批中可以看出张评对小说“主旨”和教育作用的议论，实不出三家评之外。
但是，这些见解在夹批回评中虽不时闪现，张氏却并未十分着重予以阐发。他的注意力则是别有所钟，这就是对于举业与功名、学问与做官、举业与文行的关系等方面详尽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而从他的这些议论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识见也确实在三家评者及小说作者之上。如在举业与功名的关系上，张氏针对马纯上劝说蘧公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一段话批道：“何以要做举业?求科第耳；何以要求科第?要做官耳。”(第十三回)以剥笋般的层层分析，“一鞭一条痕”地指出“举业”与“做官”二者的关系。“举业”二字，在张氏眼中并算不得学问，所以在学问与做官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原不相干。王冕母亲临终嘱咐儿子不要出去做官时，他即批道：“做官不消学问，学问又何必做官。”(第一回)。在高翰林高谈龙虎榜之际，迟衡山曾表示：“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对此，张氏先后两次发表自己见解，第一次夹批云：“学问与功名万古不通。”第二次又批道：“衡山此论圆融斩截，千古不易。”(第四十九回)对书中人物迟衡山的见解极表赞同。张氏尽管为小说中个别人物的某些议论所折服，但亦时有不同意见表达出来，而其所论又确为小说中人物所不及。如作者的理想人物王冕对举业与文行关系的见解就不为张氏所赞同，王冕曾对秦老议论用“五经”、“四书”、八股文取士之法的不妥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对于王冕这种将士子不重视文行出处归罪于八股取士之法的见解，张氏就表示异议，批道：“然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第一回)显然，他认为导致士子堕落的罪魁祸首是“荣禄”，而非仅仅八股——举业。卧评亦对八股科举大加挞伐，在第二十五回回评中写道：“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人无不锐意求取科名。其实千百人求之，其得手者不过一二人。”张氏针对此条卧评批道：“选举无善法，即不用八股文，亦岂能人人得意。”这就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社会中所有的取士之法，而不再仅仅苛责八股科举一端。张氏如此识见显然是小说中的王冕、卧本的评者所不及。
张氏的批评除了对举业、学问、功名、做官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以外，还着重对封建末世的世态人情进行重点笔伐。他在金和跋后所写的识语中，认为《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于人情世故，纤微曲折，无不周到”，而人有不曾省识者。因此，如同他在光绪五年(1879)辛巳季春所写的识语中所云，他的批评作用就在于“凿破混沌，添了许多刻薄”。确实如此，对于封建时代的人情冷暖、亲友势利，张氏在批评中多次指出，如“活写出恶薄人情”。他还认为此种风气并非存在于一人一地，而是“人情恶薄，天下同风”(第十六回)，象五河那样的“恶赖”风俗，他认为“遍地如此，岂特五河”(第四十四回)，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这种“恶赖”的风气，还会使人堕落变质，如针对第十六回卧评所云：“写匡超人孺慕之诚，出于至性，及才历仕途，便尔停妻再娶，势使然耶，抑亦达官道、畜生道，固同此一番轮回也。”他反驳道：“此谩骂耳。匡二之坏，不待停妻再娶。且本未历仕途，何得云‘达官’?总之，习俗移人，脚根未定，与诱物交，天真遂失，亦可危矣哉!”从书中大量批语来看，张氏所谓的“习俗移人”，不仅指社会风气的恶劣能驱使“脚根未定”的人渐次沉沦堕落，而且同样也会使“君子”“贤人”发生气质变化，例如在比较虞华轩与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的品行之后批道：“虞、庄、杜三人之后，又出色写一虞华轩，以见天下人才未尝断绝，虽黄茅白苇中，亦自有轶群之品，穷而在下，又嫉于薄俗，故为矫激之行，不及诸君之浑厚。盖世运愈衰而贤者亦不免与化推移也。”(第四十七回)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
张文虎对书中涉及的一些社会政治问题的识见，之所以在某些方面高于三家评者，既与他所处的时代较后有关，更与他个人的学识、经历分不开。正如德国大诗人歌德在《自传》中所说：“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迟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外面的活动看来，便成为全然另一个人了。”如众周知，晚清时期，社会状况的变化是巨大的，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是急剧的。再从作为一个“不求闻达”的“贡生”(《清史列传·张文虎》)张文虎来说，他既能深入下层，与平民百姓共坐于茶寮之中，从而感受到广大群众的喜怒情绪和是非标准；又能“综论古今中西得失而持其平”(《清史列传·张文虎》)贯通中西古今之学，甚至“深明算理格致之学”的英国学者艾约瑟向他“质疑问难”，他也能令其“大折服，叹为彼国专家勿能及”(缪荃孙《墓志铭》)，显然不是一个株守残编的迂儒。这样的时代、如此的学养，就促使他对一些社会政治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从而具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进行文艺批评，虽然不免“粘滞”，但也自然有值得肯定之处了。
不过，张文虎毕竟是封建文人，他对社会弊病的认识，在某些方面虽较三家评者为清醒，然而他也和小说作者以及三家评者一样，是找不出治疗社会痼疾的药方的。小说中人物迟衡山曾云：“我们这南京，古今第一个贤人是吴泰伯”(第三十三回)，这其实也透露了作者的认识，吴敬梓也曾企图以表彰“三以天下让”的吴泰伯，宣扬让德以化习俗。卧本评者显然也赞同小说作者的设想，在第四十六回回评中认为主持祭祠的“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祭泰伯祠是书中第一事”。但是，吴敬梓最后终于意识到这一理想的迂腐、不切实际，从而弃之不顾，这正表现了他不愧为文学史上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家。而卧本评者较之小说作者却又不及，始终认定这一“理想”。张评就不赞同卧评以虞育德为第一人、以表彰谦让的祭泰伯祠为第一事。不过，张氏的主张实亦不足道，在第三十七回回评中，他写道：“大祭后接写郭孝子何也?泰伯之事太王，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三以天下让，宗庙享之，子孙保之，德之至极，孝之至极也。接写郭孝子正其寓意处。由武书引入者，武书亦孝子也。郭孝子才是书中第一人，而未与大祭，意在言外。”可见他只是不同意卧评认为小说作者意在表彰让德，而他认为小说作者意在宣扬忠孝。他认为小说中之所以写郭孝子，“盖欲出萧云仙耳”(第三十八回回评)，而萧云仙却是本着乃父所教“为人以忠孝为本”处世的。因此，张氏在第四十回夹批中赞道：“云仙又经济，又风雅，又豪爽，我以为在虞、庄、杜三人之上。作者于大祭之后叙郭孝子、萧云仙，非无意也。”不过，无论卧评认为小说表彰的让德也好，张评认为小说宣扬的忠孝也好，都属于封建道德范畴。它们全都不能令日趋没落崩溃的封建社会起死回生，只是对增进我们的认识有所裨益而已。
三
张氏对《儒林外史》表现手法的批点，也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他的一些见解是十分精辟的，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张评对《儒林外史》艺术表现的评点既有微观的剖析，又有宏观的审视，小到字、词、句、章，大至布局谋篇，均属于他的批评范围。例如在第八回中，原作叙及为娄府看守祖坟的家人邹三，见了两位主人，“纳头便拜下去。说道：‘娄少老爷，认得小人么?’”张氏即在“娄”下批道：“此‘娄’字不合口气，宜删。”第九回小说接着叙及邹三答话：“两位少老爷认不得小人了么?”张氏再批道：“可知前文‘娄’字之衍。”的确，张氏批评极为中肯，又极为细微，粗心读者如不读他的批点，是很难发现仆人称自己主人带姓而出的不当。对于书中人物身份的变化，凡能反映出人事关系及性格特征之处，张氏也加以点出，如严监生妾赵氏，在严监生正妻王氏口中只是“赵家的”，张氏特地指出：“只‘赵家的’三字，足知王氏与赵氏平日。”(第五回)及至赵氏扶正以后，虽然丈夫严监生亡故，但仍有儿子在，大伯严贡生不得不依然称她为“二奶奶”，张氏提醒式地指出“称‘二奶奶’”。但“二奶奶”在亲生儿子夭折后，要立大房之子为嗣时，严贡生谋夺乃弟家产的存心已可付诸实施，对她的称呼随即改为“赵新娘”，张氏及时地批道：“赵新娘了。”(第六回)称呼的变化，不但反映了家庭关系的日趋复杂，也反映了人物地位的不断变化。这些细微之处，一经评者点出，读者立即会悟，既领会到作者之苦心经营，也省识到评者之批评细微。
在谋篇布局方面，张氏批评尤重于人物的进退和情节的发展。例如，严贡生赴京到周司业处告状时，正好范进来拜，“长班又送进一个手本……上面写著‘范进’”，张氏批道：“借此递入范进，灵敏之极。”(第七回)当邹三拜见娄三、娄四两公子时，张氏批道：“从邹三引出邹吉甫，从邹吉甫引出杨执中，取径又别。”(第九回)小说中不同的人物以各自的方式登场，而评者则根据他们的不同方式一一加以批点，读者从中可以觇知作者的艺术手段。小说作者对人物退场方式的叙写，相比之下，不如对人物登场方式的处理着力，但也非漫不经心。张氏对小说中人物的退场方式也时有批点，如在僧官宴席上，董书办对金东崖说：“荀大人因贪赃拿问了。”郭铁笔也证实道：“是我们下船那日拿问的。”张氏两次批道：“了荀玫。”(第二十九回)即此后小说中再无荀玫的消息，而简简单单的三字批语则透露了评者对这一不值得关注的人物此后命运的冷漠。但在南京一些名士送走虞育德，“杜少卿上了岸，看看虞博上的船开了去，望不见了，方才回来”，张氏也两次批道：“送君者自崖而返，而君自此远矣。”(第四十六回)又透露了评者无限慨叹之情。这些批评文字，对读者了解人物的结局、以及作者为何如此安排人物的结局都是大有助益的。
在情节的发展方面，如娄三、娄四正准备去访问权勿用，忽然街道厅魏老爷来访，不能成行，张氏即批道：“峭接横隔，作者屡用此法。”并且在与魏老爷谈及丈量坟山时，又具体加以说明：“丈量一事，正为阻二娄往萧山，使权勿用自来出丑耳。若写二娄真去，一径相会，既嫌直率；生出曲折，又易与杨执中事相犯，不如烦劳宦成一行矣。”(第十二回)。又如当沈琼枝去杜少卿家中拜见时，姚奶奶在杜娘子面前极力夸赞“沈姑娘出奇的针黹”，“对门葛来官家”还“买了一幅”，张氏即在“葛来官家”后批道；“草蛇灰线”(第四十一回)，这就提醒读者尚有下文。果然，在第四十二回中，葛来官家就有一出好戏演出。这种预示情节发展的批语所在多有，张氏时有点拨，如“欲往仍回，书中每用此法”(第五十三回)、“过接无痕”(第五十四回)等等。这些批评，不仅指出作者的艺术手段，而且分析了作者何以要运用这些手段。对读者的鉴赏、研究者的探讨，都有所启迪。
至于《儒林外史》的描写手段，张氏也多有评述，如“烘染法”、“烘衬”、“反衬”、“振起下文”等等，在他的批评中经常出现。此处只想就其评论写景与写人的言论略予介绍。近代一些学者，对《儒林外史》的景物描写颇多微词，其实小说中的景物描写颇有值得称道之处，如描写南京秦淮风光，张氏在夹批中赞美道：“写秦淮风景，百世之下犹令人神往。”(第二十四回)又如描写西湖的文字，在胡适看来小说中“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李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无非是四字句的“套语烂调”(《老残游记序》)。而张氏则不如此认识，在第十四回回评中特地指出“极写西湖之幽秀，风俗之繁华”，而其作用又在于“与马二先生之迂陋穷酸互相映发，形容尽致”。不但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景物描写，而且还指出这部小说描写景物乃是为了表现人物。这一见解，在小说叙及聘娘睡去而又惊醒的神态时又有表露，张氏批道：“写景入微。灯花之炸，吉乎?凶手?”再次明白地反映出他对写景与写人二者关系的正确认识。
此外，张氏还十分重视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多次剖析了小说中这一艺术手段，在回评、夹批中，都曾不止一次地将人物性格的类似、故事情节的迹近加以对比分析。在人物性格方面，有时通过相同人物前后言行的不同予以对照，如当“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时，他的“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张批即指出“与前文‘一个不来’相对”。而“前文”是指赵氏扶正时，“诸亲六眷”都到齐了，“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个亲侄子一个也不到”(第五回)。他们或到场或不到场，都表明这“五个亲侄子”对叔父、婶母的态度，也即透露了对叔父——应该是对叔父家产的觊觎。在不同人物之间，张氏更从他们的穿戴、谈吐、行为等方面找出不同而同、同而不同之处予以对照，如当作者写及周进与梅玖二人时，张氏即批道：“旧毡帽与新方巾相映。”(第二回)比较了老童生与新秀才的穿戴，从而暗喻出他们的身份和性格特征。又如张氏将严贡生与匡超人的谈吐比较之后，批道：“匡二口口‘作官’与严大口口‘乡绅’相对。”(第二十回)再如在王太太“怒气攻心”“望后便倒”时，张氏即联系小说前文所叙批道：“周进之跌倒以怨，范进母子之跌倒以喜，王太太之跌倒以怒；合而言之曰痰。”他们这些谈吐、行为，一经张氏批点而出，所显示的意义就昭然若揭。除了这些夹批以外，张氏还在第七回、第十八回、第二十三回、第二十六回、第四十九回等回评中，对有关人物和情节做了对比研究，写下一些极为精采的评语。这些，虽说是作者描写手段的高超，也实为作者生活体验的深厚；同时又显示了评者张文虎的识见和阅历。
在论及张氏批评风格时，黄安谨在为《儒林外史评》作序时曾有所评说：“旁见侧出，杂以诙谐”。这八字评语极为的当。细而论之，张评风格不同于三家评之处，有以原文批评、以反语批评、以斥责语批评等特色。如汤知县批准了两张告严贡生的状子之后，张氏的批语自己不出一字，纯用严贡生自我吹嘘的语言：“‘最好的相与’，‘凡事心照’!”(第五回)自打嘴巴，极为传神。又如当匡超人向冯琢庵等人吹嘘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时，张批即云：“至今读《儒林外史》者犹仰慕‘先儒匡子’。”反语嘲讽，极其辛辣。再如王胡子为鲍廷玺讹骗杜少卿钱财做帮衬时，张氏即以第二人称语气批道：“不过请你几顿酒，何苦尽口帮衬。”直面斥责、毫不容情。类似的批语，所在多有。这种“诙谐”风格与小说原作的“讽刺”氛围是极为协调、相得益彰的。
张评之所以能臻此境界，也非偶然。从《清史稿》、《清史列传》、缪荃孙为其所撰写的《墓志铭》等文献中看来，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但从刘咸炘所记来看，他又极喜读《儒林外史》，其实从他的批评文字来看，他不仅喜读《儒林外史》这一部小说，而且对众多的小说、戏曲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的评语中，不时出现：“写火势，从《三国》、《水浒》来，却无一语蹈袭”(第十六回)；“应伯爵声口”(第三十二回，按：应为《金瓶梅》中人物)等等，至于“倒不如兴尽还家闲过遣”的批语，更是《牡丹亭·惊梦》中杜丽娘的一句唱词，居然被张氏一字不改地移来作批语(第五十五回)。这是封建正统文人所不愿为的，而张氏却能放胆用来，可见他对正统文人所鄙视的小说、戏曲极为喜爱，并十分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儒林外史》的批评取得令人注目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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