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林外史》最早的评本也是目今可以见及的最早刻本为清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其后，大约在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有黄小田评本，但黄评本完成之后在长时间内未曾刊刻，后虽与张文虎评本“合梓之”，但大量评语都被删落，仅保留三条批语，署名“萍叟”，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方始被辑录面世。在卧本问世之后七十年左右，即同治十三年(1874)同时有齐省堂评本和张文虎批评。不过，张氏评本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方始被采入申报馆第二次刊印的《儒林外史》中。他的第二次评本更迟至光绪十一年(1885)方始由上海宝文阁出版。因此，在卧闲草堂评本问世之后，论及《儒林外史》的评本则当推齐省堂本了。
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为五十六回本，一如卧本。惟撮入已略有改动的闲斋老人序为原序，另有惺园退士所作序，并附有增订“例言”五则。至于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所出《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石印本，则删去闲斋老人序，而撮入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惺园退士序为原序，另有居世绅所作序，署“光绪十有四年岁次著雍困敦余月东武惜红生叙于侍梅阁”，东武惜红生即居世绅。所谓“增补”，是从四十三回中间起到四十七回上半回止，中间插入四回，成六十回本。此四回所叙“事既不伦，语复猥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定非吴敬梓《儒林外史》原本所有。“增补”本所插入的四回文字，全无眉批回评，其余各回的批评均承袭“增订”本，因此在论及《儒林外史》齐省堂评本时，只就“增订”本而言，不涉及“增补”本。
《增订儒林外史》除将卧闲草堂本全部回评阑入外，补写了卧本原缺42到44、53到55等六回的回评，并于13—16、20、23、30、32、34、41、46到47、50、56等十三回另行写有回评，还有为数不少的眉批。
除对小说进行批评以外，齐省堂“增订”本还对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作品本身做了一些“修订”工作，大体包括如下内容：一、修订回目文字。齐本评者认为卧本中“往往有事在后而目在前者”，并举第二回为例，认为该回情节只叙写到周进游贡院撞号板为止，而回目已有“暮年登上第”字样，“殊非核实之意”，因此按照“总以本回事迹，联为对偶”这一原则“代为改正”，将卧本回目“周蒙师暮年登上第”改为“周童生乡闱观坐号”。这样的改订，回目联语与本回情节就更吻合。二、弥补情节“罅漏”。齐本评者指出卧本一些情节有不合情理之处，并且“代为修饰一二”。例如，他举出万里捐中书，“不及半月”，而捐官知照已到浙江抚台行辕，“断无如此之速”。对这类“罅漏”一一予以弥补。三、更改人物位置高下。齐本评者认为入“幽榜”的人物，“去取位置，未尽合宜”，因此“辄为更正”。上述各点为齐省堂增订本改动原作面貌的大概。总的说来，原作的“冗泛字句”，经齐本评者“稍加删润”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更趋“简括”，但也有原作较为精采的描写，被齐评者无端删落，这些“修饰”就值得商榷了。不过，从这些“修饰”中也可觇知齐本评者的文艺见解。
至于齐本评者为谁何?书中未有明白交代，笔者疑即为增订本作序的惺园退士。他在序中说：“余素喜披览，辄加批注，屡为友人攫去。”又说：“偶于故纸摊头得一旧帙，兼有增批，闲居无事，复为补辑。”可见其先已有自己“批注”，后又为“旧帙”“补辑”，闪烁其辞，欲盖弥彰，正说明批评文字出自其手。
在齐省堂评本之前，有卧闲草堂评本，其后又有张文虎评本。研究《儒林外史》的学人大多重视卧评及张评，对齐评则常予忽视。其实，细加研究，齐评颇有可取之处。诚然，其所作回评很少，大多为眉批。但究其原由，乃在于齐本评者同意卧本回评所言，他在增订例言中就极为推崇卧评，说其“论事精透，用笔老辣”。因此，齐本评者只对卧本缺少的回评的数回增写评语，对卧本回评“寥寥数语，亦多未畅”的数回加写回评，以求“阙者补之，简者充之”；至于为数甚伙的眉批则是卧评所无。本文结合增订例言，对其回评眉批稍作论述，以期引起学人的更多注意。
二
强调和宣扬小说、戏曲的教化作用，是儒家思想在小说、戏曲领域中的重要表现形态。明清以来，许多小说、戏曲的作者无不将教化民众作为自己创作的目的，而旧时一些研究者也将此奉为圭臬。即以《儒林外史》的研究而言，首先出现的卧本评者就如此，闲斋老人序中即明言小说作者的创作目的是：“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在这一目的驱使下所创作的小说作品，就能做到“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的要求，而读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其后，黄小田批评该书时，同样强调它的教化作用，在闲序后所写的识语中，黄氏告诫那些“不善读者”，勿仅“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而要了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在有关回评中，黄氏又一再强调“此等文章真作者救世苦心，切勿随意看过”(第十五回)、“……无非教孝之深心，读者切须玩味，勿谓小说惟以讥讽诙谐为能事，庶不负作者著书本意”(第十六回)。齐本评者未必看到黄评，但确实研究过卧评。和他们一样，他也十分强调《儒林外史》的教化作用。
齐本序言中就说《儒林外史》其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因而“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能够起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作用。可见，在肯定《儒林外史》的教化作用方面，齐评与卧评、黄评均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卧评或是黄评均强调读者之“善读”，如卧本序即云“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黄评则从反面指出“不善读者”的负效应。总之，这二家批评都是从读者是否“善”读《儒林外史》来强调它的教化作用的。而齐本批评却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感化力来立论，在序言中就说：“士人束发受书，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博观约取，曾有几人?惟稗官野乘，往往爱不释手。其结构之佳者，忠孝节义，声情激越，可师可敬，可歌可泣，颇足兴起百世观感之心；而描写奸佞，人人吐骂，视经籍牖人为尤捷焉。”明白无误地表达出他的见解：形象思维的文艺小说，其诱导民众的作用远较逻辑思维的经籍为快捷迅速。可见，齐本评者已从文艺作品本身的特点来研究它的教化作用。此种观念，在小说正文的眉批中也有表露，如第四十回写及萧云仙将自己“半生事迹”的“卷子”交与南京文人武书，请其“或作一篇文，或作几首诗，以垂不朽”时，武书慨然应允，齐本批道：“文人之笔重于山丘，往往正史所无，一经妙笔描写，反津津在人口角者，正是这个意思。”这就表明文人的“描写”较“正史”更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道，因此，它的感人、育人的作用也就自然地浸润、薰染读者。此外，在四十四回的回评中，虽然仅就“葬论一段”立论，却宣称“莫作寻常稗官读也”；在第三十九回眉批中，针对郭孝子劝导萧云仙一段话，又强调“字字正大，岂可作稗官读耶”!这些批评其实都是从“稗官”“牖人”的功能立论的，这正显示了齐本评者对文艺教化作用的识见。较之卧本评者要略高一筹。
自然，就其教化内容而言，齐评亦如卧评、黄评一样，仍然离不开教忠教孝的范畴。齐本序言中明确表示“可师可敬”的内涵在于“忠孝节义”。这在正文的批评中也有多处表现，如宁王破了南昌，“王道台也抵当不住”，齐本评者以讥讽语气批道：“那会‘抵当’?自称‘抵当不住’耳。”(第八回)。又如，匡大说将“预备着娘的衣衾棺木都把与”郑氏“用了”，匡二听罢说“这也罢了”，齐本评者同样以嘲讽的口吻批道：“孝子口气如此。”(第二十回)这些批语，流露了评者对不忠不孝言行的不满。从整体上看，齐评表彰忠孝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处世为人方面着眼的，例如萧昊轩临终教导儿子萧云仙时说“为人以忠孝为本”，齐本评者即批道：“语简而大，可敬可佩。”(第四十回)又如郭孝子劝说短路为生的木耐，齐本又批道：“到处劝化后生辈，可见孝子必有仁心义气，匪但愚忠愚孝也。”(第三十八回)的确，评者品评人物的标准并非一味着眼于愚忠愚孝，而更多的是着重人的品行，这就大大突破了忠孝二字范畴。他主张衡量人物高下的标准应是先品行后艺能，在第五十六回回评中，他以设问的语气写道：“既曰采访儒修，则应皆是读书之人，何以进士、举人、生员、贡监之外，又兼及武职、布衣、女子、释道?虽云其中不乏能文之士，而品流不太杂耶?不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录长略短，皆可勿遗。”这就表明了他臧否人物的准则。虽然，他所谓的“品行”自不能离开忠孝二字，但已与愚忠愚孝有所区别。他的所谓“品行”在他的批评文字中具体化为一“正”字。如“正论，卓然可敬”(第八回)、“两公子性虽牢骚，语却正大，自是贤者”(第九回)、“这一席话却是正论不磨”(第十三回)、“语极正大”(第三十六回)、“立身待物，能见其大”(第三十七回)、“字字正大”(第三十九回)、“此是正论”(第四十九回)。由此可见，齐本评者的见解显然属于儒家思想体系，不仅序言中所云“见贤思齐”出自《论语·里仁》，而且“正论”、“正大”云云，也与《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渊源有自；《大学》第一章更说得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皆由“心正”而衍发。齐本评者正是抓住这一“正”字，对小说中的人物进行月旦的。
齐本评者这种观念从其对马二、匡二的评论中也可窥知一斑。马二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齐本批道：“这一席话却是正论不磨。”以此开始，齐评不仅在眉批中对之颇多肯定，如说“马二先生又有血性，又有担当，此种朋友实不多得”(第十三回)、“如此存心真是古人气谊”、“大有蘧伯玉不欺暗室之意”(第十四回)、“此是马二先生好处”、“马二先生自是热心人”(第十五回)。而且接连在第十三、十四、十五三回回评中予以表彰，称赞其“古道热肠”，不但“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而且能“曲突徙薪”，救助他人，“化风波于无形”。从这些评语来看，齐本评者显然认为马静乃一正人君子。自然，对马二的迂腐、“念念不忘”功名等性格，也不曾忽略，而予以适当批评。这正是“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礼记·曲礼上》)思想的体现。至于对匡二的批评，当他感慨于自己“要孝父母又不能”时，齐本评者指出他“此时原有赤子之心”，并未一开始即予全盘否定。可是当他考取秀才不肯认“教官”为老师时，齐本评者及时点出“便变了气质，真是快速之至”(第十七回)。其后，则不时对之讥刺有加，如“真是聪明人”(第十八回)、“好孝子，好名士，竟会如此，真是‘通才’”(第十九回)、“诈伪无比”、“居然有架子矣”、“竟是严贡生口气，何天下之秀才都会说谎”、“此人真不可相与”、“还该先访拿自己”、“好货”、“亏他一副老脸皮”(第二十回)等等，而且在第十六回回评中总结性地评道：“文行判然二途矣”、“如是而文行安能并驾齐驱哉”!齐本评者显然认为匡二乃一势利小人，言行均不可谓“正”。如此品评人物，仍有其一定意义。当然，齐本评者对人物的品评也自不能不烙上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的印痕，有些见解也并不可取，如对鲍文卿某些落后言行却予以称道，说什么“大有见识”、“异哉此人”(第二十四回)、“语语本分”(第二十五回)等等，这又显然暴露了批评者自己意识的落后。由此可见，他的批评固然有值得肯定的成份，但也有消极因素。
三
齐本对《儒林外史》思想内涵的批评在数量上不仅少于卧评，也少于它自身对艺术特色的批评。这是由于齐本评者在对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上，大都赞同卧评，因而较少落笔。偶或有不同卧评之处，则另行添写若干评语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尽管齐本批评涉及内容的文字较少，但也分明地表达出评者对这部小说思想内涵的理解和评价。他的一些见解，对我们深入研讨这部小说仍然是有着启迪作用的。例如对于这部小说的主旨，卧本所刊闲斋老人序中首先提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的观点；在卧评中一再申说此意，如第一回回评云：“‘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齐本评者对此是十分赞同的，在“楔子”开篇前的《蝶恋花》词“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句下，即批道：“全书主脑。”可见，同卧评一样，齐评是紧紧抓住了这部小说主旨所在的。在科举社会中，一个士子必先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方可出仕，而一旦出仕不但可贵而且可富。因此，功名富贵四字是紧密相联的。小说中对这“四字”的批判就是从批判科举入手，焦点又集中在功名的具体体现“官”之上。士子在通过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富贵的过程中，被引诱得自身品质日益堕落，从而又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齐本评者对此十分痛心疾首，在他所加写的为数不多的回评中一再予以斥责，如第十六回回评即云：“嗟乎!自有时文，而文行判然二途矣。士人居家敦行，只以自尽其心；及入世，则以文字为功名之阶，以功名为势利之的，群趋群效，不外乎此。向之所谓敦行者，曾莫之知，而亦自忘之也。如是文行安能并驾齐驱哉!”在第三十四回评中，齐本评者写道：“‘敦孝弟，劝农桑，乃教养题目中词藻。’此等说话，竟可大庭广众言之，时文取士之流弊，乃至于此!作者殆慨乎言之矣。”这些，都明白地表示出评者对时文(科举)导致士子文行堕落、社会风气败坏的深刻不满。除回评以外，在正文的眉批中更是多处谴责这一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对热中功名的高翰林的评价是：“以科举骄人，与鲁编修如出一口。”(第三十四回)而对鲁编修热中功名的批评，则又大都在对其女鲁小姐的批评中表露出来，如说她“以八股文为正务，以诗为笑话，此小姐真脱尽小说中之小姐窠臼矣”；“越是不中进士越要自称名士，若能中进士还要名士二字何用?小姐要二者相兼，未免苛求太甚了”(第十一回)等等，至于对一心追逐“肥美”差事的鲁编修本人，齐评更是紧紧抓住他已获得的官身大加挞伐，他的船舱有“翰林院”封条，是“官体”；他说的“肥美的差”，是“官话”；先“苦辞”后收受酒席的做法，是“官习”；认为有无学问全看功名中与不中，是“官论”；见客行事的气度，是“官派”；等等。总之，在齐评者看来，翰林编修鲁老爷全身心已被“官”字浸蚀，时时散发出“官”的气息。在这一点上，齐评似与黄评有相通之处，将“功名富贵”与“官”纽结在一起加以笔伐，这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这二者紧密相联的关系。
在批判科举时文、功名富贵等社会现实问题方面，齐评与前此产生的卧评和同时存在的黄评固然有血脉相通之处，但齐评识见亦有为卧评、黄评所不及之处。如“幽榜”回中对御史单扬言所上疏的批评。卧本、黄本乃至其后的张文虎评本对此疏均无一字批评，唯有齐本加了三条眉批，在疏中所云“三代之用人，不拘资格”之上，齐本加眉批道：“以古证今，从源头说起。”对疏中所云“资格之限制”，齐本眉批更有深刻含意，他批评道：“古今同慨。然不谋其生者举法，而反欲将死者旌赠，所谓作为无益，不过此书借作收科耳。”不为“生者举法”而将“死者旌赠”，也就是说不为活着的士人考虑，只是追认已死的士子，小说作者于此固有寄寓，而齐评亦大有深意，颇有细加玩味的价值。
除了对这部小说的主旨作了深刻的批评以外，齐评还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做了画龙点睛式的批评，流露出的一些见解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如批判世风日下，世途险恶，有“世之以无为有，以曲作直者，大率如是”(第十三回)、“说尽世途弊病，时至末流，欲其返朴还原，岂可得哉”(第二十六回)、“如此同志之人，尚要设计诓骗，可谓人心叵测”(第五十二回)等等。又如对人情冷暖、趋炎附势的批评，有“卖屋也讲势利，可谓奇谈”(第一回)、“如此小馆也有情面，也须奉承，可为一叹”(第二回)、“人生世上，势位富厚岂可以忽乎哉”(第三回)、“人情只有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第五十回)等等。
至于对时政的批评，尽管齐评着墨不多，但却有着卧评所不及者，如第五十三回一开始，正文道：“自从太祖皇帝定天下，把那元朝功臣之后都没入乐籍，有一个教坊司管着他们。”齐本即评道：“此是有明第一秕政。”这种直裸裸的揭摘，则是卧评所无。而齐本所批，也有史实为据，并非子虚乌有之词。明初大臣妻女被发送到教坊司之事并非小说家言，而是确有其事，并见诸史籍记载，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二“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大事”条，据明人王世贞《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记”引录永乐上谕云：“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又“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对于统治阶级如此酷虐的嘴脸，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叙述的语言轻描淡写地写出，其实是一种皮里阳秋手法；而齐评则以评论的语言直截明快地指出，更是态度鲜明。
一般说来，齐评大多同意卧评，而与黄(小田)评、张(文虎)评则时有相异处。例如在对待沈琼枝这一妇女形象的认识上，卧评与齐评的识见就远较黄评和张评为进步。卧本在第四十回回评中首先指出：“(萧)云仙，豪杰也；(沈)琼枝，亦豪杰也。”对此，黄本批道：“此评大谬”，并且专门写了一条回评，指责琼枝行为“大谬”，还批评卧评“不伦”，又对卧本第四十一回回评肯定沈琼枝的“英姿飒爽”批道：“此评似是而非。”无独有偶，张文虎也针对第四十回卧评批道：“不伦”，也加了一条回评，说：“如评者(指卧评)之意似欲以琼枝配云仙，谬哉!”同样，对第四十一回卧评也批道：“浮谈。”总之，黄、张二氏批评，既认定沈琼枝行径荒谬，又指责卧评大谬不伦。齐评则不然，首先在眉批中，与黄、张苛责沈琼枝的眉批相对立，表达出自己对沈琼枝的观感。当沈琼枝乘夜逃出宋盐商家，欲赴南京“卖诗”为生，心想“或者遇着些缘法出来也不可知”时，张批即疑其不轨，诘难道：“是何缘法?”而齐评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她的行为“真是奇特”。当她在杜少卿面前自诉来南京半年的际遇时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黄评居然认为“下一句或者有之”，张批更认为是其“自取之”；齐评却能设身处地为其着想，批道“正所谓可与人言无二、三”，表现了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特别是齐本又在第四十一回加写回评道：“沈琼枝一段，大为巾帼中人吐气。世之陷入圈套埋没终身者，比比皆是。而此写得生龙活虎，不可捉摸。”更是明白无误地认为沈琼枝之所以落入尴尬境地乃是宋盐商所设“圈套”使然，而对她“生龙活虎”般逃出牢笼，则又大加赞赏。凡此，均足以证明在对待妇女婚姻自主方面，齐本评者的观念较之黄氏、张氏远为进步。
总之，齐评虽然涉及这部小说思想内容方面的笔墨不多，其中虽亦有陈腐、不当之见，然而齐评所表露的一些识见，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四
齐本评者对《儒林外史》艺术特色的阐说，较之其对小说思想内涵的批评，更值得我们重视。首先，在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关系上，齐本评者的见解比较高明。《儒林外史》是一部文艺小说，作者所创造的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自然是采缬自现实生活中人物的言行，当然也剪裁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事迹，然而他们毕竟只是原型，在写入小说时，是经过作者“提炼”的，有一个典型化的过程。我们在进行文学研究和批评时，虽然也须了解艺术形象的原型，然而毕竟只是将他们作为研究时的参照，不宜以对原型的发掘替代对艺术形象的分析，或者将二者混淆。最早出现的卧评，闲斋老人在序中虽然认为“稗官为史之支流”，然而他却能将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区分开来，在卧本回评中仅于第一回回评中说王冕“穿阔衣，戴高帽，都是王元章本传内事”，但同时又强调它在被作者“用来都不着形迹”，而不是以历史人物的王冕去范围艺术形象的王冕。除此而外，全部回评再无以人物原型的寻求代替对艺术形象分析的文字出现。黄评本多处称《儒林外史》为小说(如第一回、第二回眉批，第四回回评等)，并且已意识到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将作者所塑造的艺术典型称之为“亡是公”(第二十回眉批)。因此，黄氏自然不会处处以人物原型去硬套艺术形象，唯一涉及二者关系的也仅仅是王冕学画一事，小说写王冕“学画荷花”，黄小田所加眉语云：“元章善画梅。此不过借荷花引出时知县耳。”这就表明黄氏已然明白文学创作在取材于现实生活情景和历史人物事迹时，必然有所剪裁，有所增饰，或予改造，或予提炼，不必也不可处处以史实苛求。
尔后同治八年(1969)金和在跋《儒林外史》中，却以大段文字指实小说中艺术形象的原型，说“书中杜少卿乃先生自况，杜慎卿为青然先生。……书中之庄征君者程绵庄，马纯上者冯萃中，迟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少保之为年羹尧，凤四老爹之为甘凤池，牛布衣之为朱草衣，权勿用之为是镜，……或象形谐声，或瘦词隐语，全书载笔，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若以雍乾间诸家文集细绎而参稽之，往往十得八九”。言之凿凿，流风所及，其后之研究者大率循此途径，或有纠误，或有补遗。例如与齐本几乎同时出现的张文虎评本这一倾向也极其明显，多次以历史人物死扣艺术形象。不妨仍以王冕为例，在第一回中，张评本不仅有多处眉批以朱彝尊《曝书亭集》和《明史》中的王冕传所记史实来对照小说中的有关情节，甚至苛责小说作者有“诬先贤”之嫌，而且还在回评中据《保越录》、《广舆记》等书所记，来纠正小说中的“传闻异辞”。对文艺作品作如是批评，显然是有悖于艺术创作规律的，也是不足称道的。
但与张评同时出现的齐评本则不然，在增订例言中，针对金和《跋》文所指实的人物原型，态度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说：“窃谓古人寓言十九，如毛颖、宋清等传，韩、柳亦有此种笔墨，只论有益世教人心与否，空中楼阁，正复可观；必欲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且传奇小说，往往移名换姓，即使果有其人，而百年后亦已茫然莫识，阅者姑存其说，仍作镜花水月观之可耳。”这样的见解，既在回评中有所表露，如说“稗官虚虚实实，信笔游行，未可刻舟求剑耳”(第二十三回)，又在眉批中有所阐发，如说“姓名、籍贯本属子虚，不得以挂一漏万为讥也”(第五十六回)。因此，齐评对小说中唯一以真名出现的历史人物王冕，仅就其艺术形象加以分析，绝不以史实推究。如小说中王冕对吴王所说“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云云，齐评只说其“言简而尽”；张评则以《王冕传》对照，说此语为王冕答胡大海所询，小说中却用来以“为答太祖语”。这不同的批评正表现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不同认识。相形之下，在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关系上，齐本评者的识见显然高于张氏一筹。
此外，齐评还十分注意对人物形象的批评，惺园退士在序中即先行肯定这部小说形象塑造的成功，说“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也就是说《儒林外史》的人物有个性，“君子”不同于“不人”，每一个艺术形象都是“这一个”；而之所以能臻于此境界，乃在于作者之笔已超越“画”工之笔而达到“化工”地步。考察他对一些人物言行所作的批评中，也的确贯穿着这样的见解，如评述权勿用与范进“守制”而赴宴时，即云：“讲考究是头巾腐气，却与范进不用银镶杯箸不同。”仔细地辨别了他们同而不同。同时，又十分注意人物性格的不同而同，如针对张铁臂一番说话，批道：“此等话头又与权勿用歌诀异曲同工。”(第十二回)正因为此，齐本评者认为《儒林外史》作者在刻划的人物时颇多“传神”(第七回)之笔。
对于全书结构的完整、情节的变化，齐评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对最早刊本即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本的争议，金和跋语说最后一回“幽榜”为他人“妄增”，认为甚是“陋劣可晒”。齐本在增订例言中则不以为然，充分肯定这一回的作用，“籍以收结全部人物，颇为稗官别开生面”，对于“后人续貂”一说，仅表示“未知然否，姑不具论”，引而存疑。他的这一见解，在这回回评中再次有所表露，说“是篇为全书收结”，认定第五十六回应与前文为一整体。对于情节的变化，齐评也有极为细致的剖析，如第九回描写娄三、娄四公子访问杨执中的过程一再受阻，情节的发展曲折回环，悬念丛生。对此，卧本回评中已曾指出：“……且文字最嫌直率，假使两公子驾一叶之扁舟，走到新市镇，便会见杨执中，路上一些事也没有，岂非时下小说庸俗不堪之笔墨?有何趣味乎!”齐评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眉批的作用，在这一情节逐步进展中的若干关键时刻，要言不繁地分别点出，如“文情逐步而出”、“又生曲折”、“曲折有致”、“愈转愈深”、“愈曲愈妙”等等，这些批语可以使读者省识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段。另外，对于《儒林外史》“语语爽绝，如急雨芭蕉，清脆无比”(第五十回)的语言风格，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本领十分娴熟，无论写人叙事，均得心应手，能达到“真是画都画不出”的水平。这类批评，文中俯拾即是，此不详论。
总之，齐本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评本，它对后于它的张氏第二次批评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对汤知县处理“偷鸡贼”一案，齐评有“居然以一反三”，张评亦云：“此公可谓闻一知二”。严贡生娶媳，吹手“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齐评说“实在好听”，张评则云“绝调”(第六回)，等等，张氏承袭齐评之处所在多有，这一现象亦足以佐证齐评确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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