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研究，总体而言，对作家思想内涵及其成因的探讨不多，间或涉及，也多只言片语，缺乏深入系统的探讨。在本次讨论中，这一问题却成了中心议题之一。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文中指出：吴敬梓自小受“孔孟之徒”的熏陶教养，他的思想虽含有许多新的因素，但并未跳出“名教”的范围，基本上仍属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对满清外族统治，他保有良知，抱着憎恨和反感，他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站脚点，以与满清统治下的现实社会与政治对抗，并且也以一个自以为正统儒者的观点，以一种热爱自己民族与社会的积极态度，欲罢不能地要对当时罪恶窳败的政治与社会痛加攻击和针砭。吴敬梓的这一正统的儒家思想，与明末清初思想界的复古运动思潮有关，其思想，一方面与顾炎武、黄宗羲一脉相通，另一方面，又与后起的戴震学说有共同之点。不同的是，因时代变迁，前辈大师们的反理学，至吴敬梓则具体表现为批判八股制艺；前辈大师们的经世致用，救民于火，匡复明社，到吴敬梓则主要表现为以“治经”而讲“文行出处”。而先辈大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为吴敬梓继承。吴敬梓身上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则直接渊源于他独特的身世经历。
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一文认为，吴敬梓是一位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家，通过他的亲身阅历，通过他对当时社会特别是庸俗无耻的士大夫阶层的深刻理解，使他变成了科举制度和斗方名士的思想战士。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必然使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同人民的利益接近起来，而成为封建制度的逆子。又因为当时人民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分不开的，所以一个同人民利益比较接近的思想家，往往或多或少的带有民族思想。吴敬梓的民族思想尽管不象上一代大师们那样强烈，但在《儒林外史》中也偶然流露一些，象火花一般地闪灼。吴敬梓受了清初大师们特别是顾炎武的影响，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对封建社会的若干重要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的身上，具有一定的民族思想，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斗争勇气。
吴小如《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一文指出，从吴敬梓的著作——特别是《儒林外史》来看他的思想，无疑是受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师的影响，从他所交游者如程廷祚来看，从他的行动有斗争性来看，则他受颜(元)、李(塨)学派的影响也很深厚。那种富有民族意识的遗民思想给吴敬梓的影响似乎并不很明显，而另一种从顾、黄诸师以来所日渐孳生的对统治阶级深感不满的思想，以及那种反礼教、反八股的重实学、尚致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那种从颜、李学派身体力行的思想所蕴蓄起来的斗争勇气，才是吴敬梓所具有的东西。关于吴敬梓生平中未应“博学鸿词”荐举入京应试之原因，吴小如认为，在此事上，吴敬梓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而他“以小病为借口辞却荐举”，最终不去应聘赴考，则是胸有定见的，这主要与他受乃父影响有关。
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一文指出，吴敬梓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人，而只是一个封建家庭的逆子，科举制度的叛徒而已。同时，他又毕竟是一个非常的人，他绝不因穷困而改变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向科举投降，向旧社会屈服。他能在常人不能忍受的穷困里，丝毫不怨恨不后悔，反而更坚强更稳定起来，把握自己的生命与精力，发挥劳动创造的热情，挥舞着他那锋利无比的讽刺的刀剑，刻划他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和观察到的丑恶的社会，在那艰苦的生活的搏斗中，完成了他的杰作《儒林外史》。在两百多年前，在那八股社会里，吴敬梓选择了白话小说的体裁，作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作为向旧社会斗争的武器，正显示出他的文学思想的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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