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林外史》思想内容与主题的探讨，也显示了与建国前的简单罗列排比有着本质的区别。论者已能自觉地由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思潮的分析中，从较深较高的层次，对《外史》的思想意义作出较为客观辩证的评价。
茅盾在开幕词中谈到，《儒林外史》所以影响深远，其原因还不仅在于它是白话写的小说，而尤其重要的是在于它无情地暴露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在“八股制艺”下讨生活的文人，特别是它热情地赞美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富于反抗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小人物”。这是对《外史》全书主要内容的高度概括。
关于《外史》的主题，吴组缃在其《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指出，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所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段，全面概括地阐明了这书的主题。吴文认为，《外史》书中，无论是写王冕以隐括全书，写辞却功名富贵、拒绝参加满清黑暗政治，不受满清外族统治利用之“中流砥柱”，或揭露现实政治吏治黑暗之处，等等，都表露了作者对满清政权的态度，表露了作者的民族思想和感情，虽然表露得隐隐约约，曲曲折折，但贯穿在主题，弥漫在全书。而在作品中，作者攻击揭露满清封建统治下的政治与社会，主要还是从士大夫阶层下手，即以士子们对功名富贵的问题作中心的。作品痛击八股制艺，集中地讽刺了士人们的热中功名富贵，揭露了功名富贵对社会人心与政治吏治的腐蚀作用和恶劣影响。对于妇女及两性关系，作者所持是完全不同于世俗的，清新自由的独特见解和人道主义观点，尽管这种见解并不彻底，有时也显得自相矛盾，但却有明显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意味。
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文中认为，《儒林外史》中确实表现了民族思想，而在文网严密的黑暗时代，在中国士大夫们的民族意识逐渐淡化的时代，吴敬梓能够在自己的著作中流露出和满清针锋相对的思想，流露出和王船山同样的见解，这正是作家的良心，这正是思想闪光的地方。书中所写卢信侯收藏《高青丘集》一案，也似乎有意暴露满清政府用恐怖手段钳制思想的一个侧面。《儒林外史》极其深刻地刻画出当时的社会风尚，读书人们的生活、作风和精神世界，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批判科举制度。揭发礼教的虚伪和违反人性，是《外史》另一闪着思想光辉的地方。《儒林外史》通过众多人物的创造，描绘出一幅明清封建阶级生活的缩图。吴敬梓以历史真实的反映，批判和讽刺了封建社会。
宋云彬《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文中指出：顾名思义，《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当然是知识分子。《儒林外史》作者不但深深体会到科举制度的弊害，还体会到封建社会“礼教吃人”的残酷。但由于那时候还没有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所以作者虽然看到了封建社会里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习俗，也预感到封建社会的趋于没落，却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因之，他虽然反对科举制度，看不起做举业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对。
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文中指出，《儒林外史》中用辛辣讽刺的戈矛，生动而又具体地涂出了无数颜色鲜明的漫画。在那些画面上，跳跃着交织着秀才、贡生、举人、翰林、斗方名士、八股选家、扬州盐商、官吏乡绅各种人物的脸谱。吴敬梓不仅刻划许多鲜明概括的反面典型，也表露出一些正面形象。吴敬梓不仅无情地鞭挞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普遍地嘲笑了那些不学无术的装模作样的知识分子，并且对于封建社会的道德观与吃人的礼教，也作了尖锐的讽刺。吴敬梓对于妇女的见解，也值得注意。由于历史的局限，吴敬梓的思想，并没有脱出旧时代的范畴，他对于封建制度，并没有基本否定，对于地主阶级还有相当的留恋。
徐中玉《〈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文中指出，《儒林外史》描写了明清时期封建社会中各个阶级的生活，写出了广大农民和地主官僚豪绅巨贾流氓恶霸这一统治集团的尖锐对照，写出了毁灭人性的礼教和科举制度对于现实社会的毒害，当时读书人的生活作风和精神世界，深刻地批判和讽刺了封建体系的庸俗、腐朽和丑恶。同时，他更能越过封建制度的高墙，感受到劳动人民的淳厚和质朴，在明显的对照下，表明了在精神和道德上真正高尚可爱的正是那些不识字不作官的农民、裁缝、小商人和戏子等等。
吴小如《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一文中认为，《儒林外史》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以三个角度综合地来看：首先，在《儒林外史》中能亲切而深刻地看到吴敬梓所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说，吴敬梓相当正确而且相当公允地把他当时的时代面貌及客观现实反映出来，此为《外史》的现实性。其次，通过种种人物、事件的客观描绘，作者无私地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实质，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极其进步意义的，它有启迪人民的作用，也有鼓励人民的作用；它是一种走在时代尖端的、含有大量民主成分的思想——这就给卦建社会的人民带来了莫大的同情与希望，把人民对当时社会厌弃、对统治阶级残酷不仁的统治势力的憎恶，以及对人民自己的估计的程度加强并加深了，此为《外史》的人民性。作者在书中，所讽刺暴露的对象与所表彰赞美的人物虽是一个个的个别的人，而其所抨击与所肯定的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制度、风气与不被当时人重视的市井阶层，这便是《儒林外史》里所表现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儒林外史》一上来就反映了封建社会统治政权的恐怖政策，包括文学狱在内。《儒林外史》的作者对满清王朝的羁縻政策是异常反对的，在作品中突出的表现为反八股、反礼教两方面，而反八股更是贯穿全书的主要思想。关于吴敬梓时代的经济情况，在《儒林外史》里也反映了不少。于农村农民的悲惨生活、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悲剧均有涉及。此外，提倡自食其力，尊重个人劳动成果，间接地反对剥削，这是吴敬梓更了不起的一面。
张慧剑《儒林外史及其作者》一文认为，《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作者比较正面、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的，乃是当时知识分子环绕在科举考试制度下所过的生活。作者的反对科举，主要是因为这个制度片面地以所谓“八股文”取士，而不问人的行为和品质，鼓励一般读书人抛弃了砥砺品行的原则，结果从这里出来的，就不可免地会是一批卑鄙、贪婪、暴虐的人物；让这批人成为社会上的支配者，不但毒害了社会风气，而且被统治的人民也要直接受到他们的种种毒害。作者也描写了其它方面的生活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许多矛盾，因为作者不很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在这部书里，写到处于主要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的地方是不太多的。
陆侃如《略论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文中指出：在《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书中，出现了一百几十位人物，从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办学堂讲起，一直讲到南京的四位市井中的奇人——做裁缝的、开茶馆的、卖火纸筒子的、会写字的。全书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思想贯穿在中间，那就是反封建。吴敬梓经过自己的体认和观察，深深感到封建社会的虚伪和腐朽，他拿文艺创作做武器，来戳破封建社会的脓疮，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吴敬梓反封建，首先就尖锐地揭露了旧礼教的吃人的罪行，也揭露了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的丑态。
综上可见，对《儒林外史》思想内涵及主题特征的认识，较建国前的研究，无疑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具有了质的飞跃，当然，由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新的理论方法对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加深领会认识，进一步熟练掌握的过程，个别分析，不免显得生硬机械，但成绩却是显著的，并且，这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充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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