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认为，《儒林外史》同《红楼梦》一样，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优秀文学传统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而《外史》的高度的讽刺艺术特色，向来对社会有特殊的影响。《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首先植根在严肃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吴敬梓接受了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具体运用在小说创作上，而加以发扬广大，其“对于人物的挖苦嘲笑，决不是对个人的人身攻击，相反，他对他们都怀着一种深切的同情。这就使我们在阅读中，觉得这些人可笑、可鄙与可憎，但同时又觉得他们处境很惨，十分可怜；我们忍不住要笑，但同时又不禁皱起眉头，沉下了心，觉得难过。因为书中揭露得很明显，不是这些人本身不可救药，而是他们的思想性格里体现了政治与社会的罪恶”。吴文此论，实际上已含有八十年代学人论著中“悲喜剧交融说”的主要内容。吴组缃又指出，吴敬梓的爱国主义是热烈深沉的，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是严肃的、高度的，因此，他的讽刺艺术也是无比深刻的。他总是从日常生活现象的体察之中，抓住事物内在的本质，透入人物内心的深微之处，总是从一些似乎是漫不经意的淡淡几笔描写中，饱满深刻地托露出发展的必然。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从对现实的处理方面看，是取传统的史家态度而加以发展；若从表现手法或技巧方面看，则可称为“史笔”。《儒林外史》的对话和神情动作的描写，看去很自然，很生动逼真，但也尽了集中与提炼的能事。尤其是对话，多是声态并作，活灵活现，深入隐微地揭出思想性格及精神内心的特点，差不多每一处都值得仔细寻味。对《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就吴文也作了高度评价。关于《外史》的结构，吴文指出：“它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这种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这样的内容；正和绘画上《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做‘连环短篇’。”其评价显然是持肯定的态度。
宋云彬《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一文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出色的讽刺小说，作者往往用细节的描写来达到他的讽刺目的。在艺术上《儒林外史》对当代创作也不无借鉴：①我们可以向《儒林外史》学习艺术的真实、理解人的深度和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的本领。②它的讽刺很有分寸，几种讽刺，态度各有不同，决不乱用讽刺；它的讽刺如果不是对敌人的话，却常常是善意的，含有一股热情，是“热讽”而不是“冷嘲”。③《儒林外史》是用明清以来的普通话写的。它有时也采用方言，但那些方言是全国读者都了解的。它不滥用方言，也不搬用社会生活中一些粗劣的或亵秽的语言。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宋文则否定多于肯定。他认为《外史》的结构不是有机的，仅仅是把许多短篇故事凑合起来。同时，他又认为，因其写的都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或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作者胸中又有一种激动的感情，觉得非写出来不可，所以它写的人物大都很生动，也很真实，能够激动读者。
刘大杰《〈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文中认为，《儒林外史》表现出了一个作家完整的艺术风格，更主要的，它也表现出了一个作家伟大的独特精神。《儒林外史》的最大特色，是巧妙地运用了讽刺文学的手法，对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与吃人的礼教，作了无情的抨击与斗争。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树立起来古典讽刺文学的丰碑。对《儒林外史》的结构，刘文也认为，作为长篇小说来看，它的缺点在于结构不严密，布局不完整，故事的发展与人物的组合，都表现出松驰和散漫，使读者感到没有系统的故事和中心的人物。
吴小如《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一文则从四个方面对《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作了分析：①《儒林外史》的体例颇有创造性，它受了《水浒》、《三国》长篇演义体与“三言”、“二拍”短篇平话体的影响，用长篇的结构网罗了若干短篇小说，但却既不同于“三言”、“二拍”的自成起讫，又不同于《三国》、《水浒》的首尾贯通，然而细按全书，脉络井然，主题极为集中。②《儒林外史》开了以真人为模特儿、以真事为题材的写作方法的先河，因为取材于真人真事，而又加以艺术典型化，所以《外史》中的人物大都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箭垛的人而是有血有肉、瑕瑜互见的普通活人。③吴敬梓写《儒林外史》用的是史官笔法，是所谓“微言大义”或“皮里阳秋”的“春秋笔法”，因此它的风格是“婉曲”的，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而不是“私怀怨毒，乃逞恶言”与“词意浅露，已同谩骂”的低级趣味，这是《外史》独有的讽刺。④语言上，《儒林外史》用的是以南京、安徽、扬州一带的语言为基础的普通话，而不是《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之类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
张慧剑《〈儒林外史〉及其作者》一文指出：《儒林外史》之所以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主要在于它根据了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况，历史地、具体地、典型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真实。这里面也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倾向。作者所刻意描绘的若干生活图画和加工塑造的若干故事、人物，都具有充分的典型性，特别是人物性格的创造上，作者表现了高度的概括能力。对于细节各方面的表现力求正确，这也是《儒林外史》这部作品的一大优点，因为作者坚持着细节的描写应该为主题思想服务的这个方针，所以在全书中的好多地方，细节不但成为最动人的部分，而且成为极有意义的部分。
姚雪垠《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一文指出，吴敬梓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表现在他对于人物的实事求是的看法。他从生活真实出发，并不套死公式。在情节结构上，姚文认为《儒林外史》不但没有完整的结构，而且事件不相连贯。
徐中玉《〈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一文，专门就《儒林外史》语言艺术上的成就作了探讨。徐文认为，《儒林外史》在语言上的卓越成就首先是由于运用了人民群众的口语，不但对话部分，就在叙述部分，甚至在描写景物时，都是用的极生动的口语。作者根据描写人物性格的需要，或为了展开作品的内容，采用了一些文言古语、职业行话，而其文言在当时也合于读书人的口语。《儒林外史》里绝少使用偏僻的方言，谚语歇后语则有一些，而其谚语歇后语，绝大部分都在对话里才出现，而且说这类话的人又绝大部分是差人和头役，小部分则是作者所要嘲笑否定的读书人，这也为刻划性格，或根据形象的身份实际而设。用普通流行的群众口语来做写作的基本材料，绝少使用偏僻的方言，不但在对话里这样，在叙述和描写里也是这样，使用谚语歇后语时，有明确的目的，决不滥用，这些都是《儒林外史》在运用语言上的突出优点。《儒林外史》语言的另一突出优点，是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它的对话，经常能非常准确、深刻、活现地显露出人物的性格。在《儒林外史》里，有维妙维肖的表现官僚名士乡绅们的性格思想的语言，也有维妙维肖的表现市井无赖或科场不利的忠厚老实人等性格的语言，而且就在这些同类人物的语言里，如果细加辨析，也还看得出种种的区别。《儒林外史》的对话随着人物身份、环境、思想的改变也有所改变，始终符合具体人物性格。《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丰富的、多样的，它灵活深刻地写出了各个阶级不同人物的复杂的性格。吴敬梓在用语言来刻划人物性格的时候，决不是纯客观地用速记的方法，乃是选择了合乎人物基本特点的典型的东西、而不是偶然的东西来描写的，所以从他笔下产生出来的人物，不会使人有概念化、简单化、模糊不清的感觉。吴敬梓在语言上的这种卓越才能，毫无疑问，是他对于所要描写的人物彻底熟悉，不但熟悉他们的用语，更是熟悉了他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自然结果。徐文还对《儒林外史》选词炼字作了分析，指出吴敬梓存心通过人物性格的刻划来表达出他的爱和憎，因而很少叙事，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总是一笔带过，决不多费笔墨。他的用字，能非常生动恰当地表现出人际的关系、人物的性格和事情发生当时的情景。他的一些句子，特别简炼而富有表现力，往往能用一两句话把几个人对于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写出来，同时也就非常鲜明地写出了他们各不相同的思想和性格。
总之，一九五四年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的举办及有关讨论，对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无疑是一次极大的开拓深化与促进，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这两三年间，各报刊刊发有关论文近六十篇，充分显示了研究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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