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讽刺艺术 作为卓特的讽刺名著，《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手法及风格，在本次会议上也成为讨论热点。严云受《〈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写实性与客观性》一文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具有鲜明的高度的独创性，同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讽刺名著相比，吴敬梓笔下的讽刺艺术形象，闪耀着别是一家的异彩。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描绘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污浊、丑恶、黑暗的真实图画，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某些方面，它所给予人的印象是构思的朴实与造型的精确，具有高度的写实性。客观性，这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又一重要特色，其具体表现特征首先是对讽刺对象的客观特征的高度尊重，避免了脸谱化、表面化、片面化诸弊端；其二，作家总是让人物以自己的语言与动作来展示内心的隐秘，不直接评论笔下的人物与事件。而倾向性同客观性的结合，便形成了它婉而多讽的艺术风貌。
赵齐平《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一文则认为，仅从真实性、典型性等角度来说明文学艺术中的讽刺，特别是用来评论《儒林外史》这样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讽刺小说，恐怕是不够的，只有紧扣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这一基本特征，去认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那么，即使象真实性、典型性等问题，也许就可以分析、了解得比较深入一些了。在对整个作品内容作总体扫描以及对正文人物进行了具体分析之后，赵文又指出，由于这样，我们在读了《儒林外史》以后，不是有着厌恶情绪得到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内心的沉重与精神的压抑。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就是这样既包含喜剧性又包含悲剧性的形式与内容的完整统一体，而这，也正是其所独有的讽刺艺术特征。
鲁德才《小说掺合了戏剧因素：〈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美学风格札记》分析了戏剧因素在《儒林外史》中的渗透，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其讽刺艺术特征及手法进行了探讨。鲁德才认为，吴敬梓是把中国古优讲说滑稽故事，并受古优影响而形成的讽刺喜剧、笑话和相声艺术的艺术手法掺合进小说，构成了《儒林外史》既有小说的容量，又有戏剧化的特征。《儒林外史》不仅在表现手法上和笑话、戏剧紧密相关，就是在格调上也是如此。它是以滑稽、幽默和讽刺为其特征的。这些喜剧性因素，又与悲剧性、隐喻性有机地融成一个艺术整体。戏剧性突转手法，在《儒林外史》中运用得很普遍，也极成功，在人物身上，在场面描写中，均可见出。此外，古优常用的反语和诡辩手法乃至戏曲形象的插入小说，在《外史》中也有表现。《儒林外史》在运用戏剧因素及手法上的成功，实与作者之深谙戏剧艺术特征及其种种技巧并进而融化引入小说创作之中有关。
(二)结构艺术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褒贬不一，言人人殊。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一文认为，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这种独特的结构形式，主要是为作者所要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服务的，是作者深思熟虑，严密构思，精心布局的产物。事实上，它有一条极为明确的思想线索，足以把全书复杂繁复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构成一部结构谨严的巨大整体，而这条思想线索，也便是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而《儒林外史》的这种结构，给人物塑造带来了新特点，即捕捉最具性格特征的典型意义的语言、行动，以白描手法加以刻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美学效果，即丰赡繁富，异彩纷呈，饶有风趣。
滕云在《世相、人情与人物：读〈儒林外史〉札记》一文中，于《外史》之结构也有涉及。文中认为，《儒林外史》不是以写人为中心的结构，而是着眼于写世相的结构，写人是为揭示世相，此一世相需要此一类人物及事迹去写照，彼一世相则需要彼一类人物及事迹去反映，世相回转，人物就招之来，挥之去，于是，全书结构，自然头绪繁复，而无主干，情节则若断若续。
此外，王祖献《〈儒林外史〉与谴责小说》及平慧善《从比较中看〈儒林外史〉》文中，也谈及《儒林外史》的结构得失。王文认为，《儒林外史》无中心人物、事件，缺乏有机组织结构，自有一定局限，但在内容上，它却并非散漫无中心，这一中心即是反对八股科举、功名富贵，人物事件均围绕中心而来。这种结构，有利于表现众多的人物及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平文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全书只有思想线索，而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与完整统一的故事情节。
(三)形象塑造艺术 滕云《世相、人情与人物：读〈儒林外史〉札记》文中指出，《儒林外史》中形象鲜明的人物颇多，而这些形象，含有两种情形：一是有突出的特征性言行，这一情形又分两种情况，其一是有些特征性言行不但包涵着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且包涵着深刻的性格内容；其二是有些特征性言行，只代表了一种世相并无深刻的性格内容。情形之二，这些人物，之所以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原因是作品中反复皴染了他们的基本性格。总之，滕文认为，一者描摹特征性言行，一者渲染主要性格侧面，这就是《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所以能“现身纸上，声态并作”的基本原因，也是其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滕文中，还对《儒林外史》刻划形象中的败笔诸如因写人情而失去个性，使人物性格趋于类型化及因写人情而违背性格逻辑，使人物形象割裂等情况作了分析。
傅继馥《〈儒林外史〉里迂儒的喜剧形象》一文，则对作品中“迂儒”类人物形象的美学内涵作了分析。文中指出，《儒林外史》刻划了系列迂儒的喜剧形象，他们思想被禁锢而迂腐僵硬、智能被破坏而贫乏空疏，但其迂而不恶，仍然令人同情。而迂儒之空疏而令人同情，也是《外史》突出迂儒形象的喜剧性的原则界线，迂儒的喜剧性格，恰好适应了喜剧的审美特质。傅文认为，《儒林外史》里的迂儒形象，既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时代特点，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又适应了主题思想的特定需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也体现着喜剧艺术的特殊规律，具有卓越的艺术格调。
此外，李厚基《遐想：〈儒林外史〉·讽刺·鲁迅的小说》文中，对《儒林外史》人物塑造艺术成就也作了评价，文中指出，在《儒林外史》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中，称得起典型的不少，他们的思想、性格各式各样，个性特色也迥然不同，但却既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很容易碰到的活人，同时也是具有极大概括性的生动的艺术典型。
(四)美学特征与贡献 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儒林外史〉的实践》一文，正是由美学角度入手，对《儒林外史》的独创性及其美学创造成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评价。宁文指出，作为一种审美理想，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是人类审美意识史进入全面综合阶段的时代背景中兴起的，而《儒林外史》之溶悲喜剧于一炉，为一体，一方面是吴敬梓才能最突出最鲜明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小说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成果。这是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具有世界性意义。在具体分析中，宁宗一又指出，《儒林外史》之悲剧喜剧性溶合，特点之一，即作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悲剧性的社会本质，在这里，悲剧不是浮在喜剧之上，而是两者溶为一炉，浑然一体，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的片段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在《儒林外史》中，我们以吴敬梓所写的众多人物的每一个富有喜剧性的行动中，几乎都可以挖掘出隐藏在深处的悲剧性潜流。吴敬梓不仅把悲喜溶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物，而且还用之于正面人物。吴敬梓称得上是掌握了艺术辩证法的大师，其悲喜溶合美学原则的运用，开拓了人物的心灵深处，人物开始超越了固定的角色类型的框框，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两重色彩的。将悲剧性和喜剧性交织在一起，是吴敬梓对小说美学的新探索，为开掘人物丰富的性格美，为揭示人物的心灵辩证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苏鸿昌《论〈儒林外史〉中的“笑”的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则从两大方面即“笑”的美学特征与“笑”的美学意义对《儒林外史》中这一独特的艺术手段及其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价值作了探讨。文中认为，笑从真实中来，笑与真的结合，是《儒林外史》中笑的第一个美学特征。笑是为了“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这是其特征之二。该特征又分两类情形：一是通过对丑恶事物的现象和表现形式的夸张描写来尖锐地揭露丑恶事物的本质；二是通过对丑恶事物的本质的如实的描写来实出其丑恶的表现形式。《儒林外史》中笑的第三个美学特征，即寓怒骂于嬉笑，寓怒骂嬉笑于情节、场面、形象。而笑和悲的结合，则是其笑的第四个美学特征。关于《儒林外史》笑的美学意义，苏文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吴敬梓能正确地理解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既强调美的客观性，又强调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的人的审美能力。其次，吴敬梓不仅能正确理解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他本人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而且他的审美理想也是先进的。
从美学角度对文本的探讨，无疑拓展了《儒林外史》研究的范围，同时，也显示了向深度迈进，而与前此的研究路数比，则显然更强调了真正的文学艺术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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