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比较研究始盛行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与其他中外文学家文学作品的比较研究，在本次会议中，也为重要内容。
(一)关于鲁迅与吴敬梓的比较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赞誉欣赏已为学人所熟知，而其创作中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确也是铁的事实，陈美林《鲁迅与吴敬梓》一文，对鲁迅与吴敬梓之间的异同及其创作上的前后继承发展，作了翔实的论析评判。陈文指出，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前后不同时期的杰出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有着类似之处和借鉴关系，是由于他们的时代、生活、思想有类似、迹近之处而形成的，首先，他们都生活在不重视小说作用的时代；其次，从生活遭遇、家庭变化来看，二人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三，从他们生活时代的社会现象看，也有近似之处；第四，二人都十分喜爱魏晋、六朝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一时期文化学术思想的影响。由于上述近似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出身于知识阶层，对同阶层士人的生活、思想都十分熟悉，吴敬梓就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儒林外史》，鲁迅的《孔乙己》、《白光》等等，也是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短篇小说，这就可以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但鲁迅毕竟晚于一百八十年，尽管在批判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等方面，两位作家有相同或近似之处，但并非全然一致。首先，吴敬梓虽生活在封建末世，但康雍乾盛世，曾一度呈回光返照，虽产生了一些先进思想，却也不同程度带有封建烙印，同时，还要受到文字狱的严厉镇压。鲁迅在时代，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些客观条件，均为吴敬梓没法具备。其次，二人虽都出身于破产的封建书香门第，但对待这种破落的地主家庭，两人的态度却全然不同。再次，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也不全相同。在条分缕析，逐层比较的基础上，陈文最后指出，鲁迅小说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当然是《儒林外史》不能望其项背的，但《儒林外史》的贡献，也自不可磨灭，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杰出成就，至今仍是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对吴敬梓及其作品，正是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作者的局限和作品的缺陷，另一方面，也即在主要方面上，对《儒林外史》作了充分肯定，并总结其创作经验特别是讽刺艺术的经验，作为自己创作的借鉴。
李厚基《遐想：〈儒林外史〉·讽刺·鲁迅的小说》对鲁迅小说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及区别，也作了专门的比较研究。李文认为，虽然鲁迅的谈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并没有谈到他受吴敬梓及《儒林外史》的影响，但在一些方面，却又不能不给我们联想，如在立意、主题、艺术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及作品的倾向方面，与他评说《儒林外史》的特点极象；在创作思想方面，在其创作《呐喊》、《徬徨》之时，也正处在其小说史讲授与撰写前后；从作品的社会影响看，他指出《儒林外史》的伟大不被人懂，而其《呐喊》，他自称也并不风行；鲁迅颇为激赏《儒林外史》的真实，而他称自己的《呐喊》，所写也即真实；从身世看，鲁迅与吴敬梓均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故有心会相通之处。从鲁迅的小说与《儒林外史》比较，李文又认为，首先，它们都用辛辣的讽刺的笔刀来解剖黑暗的时代，敢于撕破社会的一切伪装，还它们以丑恶的本来面貌。全部《儒林外史》和《呐喊》、《榜徨》二十五篇中至少有二十二篇，是地地道道用讽刺的手法写出来的。吴敬梓和鲁迅这两位现实主义艺术巨匠，深深懂得对于统治者、压迫者和对待被压迫者、被吞噬者，该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感情，两种态度，也懂得造成这光怪陆离的种种丑恶可笑而畸形现象的根源在于社会，因此，始终把讽刺的锋芒对准它。在结构上，《儒林外史》的长篇小说与鲁迅的短篇小说，都有似散不散的特征，两种小说类型，在两位作家笔下的结构，有奇妙的勾通。就形象塑造言，吴敬梓和鲁迅都在自己的小说中塑造了永不磨灭光辉的被讽刺的典型人物，而把他们强烈的爱憎情绪置在形象的后面，隐而不显，含而不露，“穿入隐微”，只把活生生的现实生活略加夸张地集中一下，端出来给人看，这种写法，只通过典型的细节对比着、映照着让人物自己行动起来，来嘲讽自己，在平庸、平凡、平淡的生活情景中，体现出令人感到惊异的讽刺力量，这种近乎白描的手法，也恰是两位讽刺艺术家创造人物形象的共同特色。
平慧善《从比较中看〈儒林外史〉》一文，对鲁迅小说与《儒林外史》之间的继承关联也有探讨。文中指出，在社会讽刺的特点上，鲁迅小说继承了《儒林外史》现实主义社会讽刺的传统，它们均写平常事，平常话，在婉曲含蓄的艺术风格上二者也有联系。
(二)晚清小说与《儒林外史》 历史文化的积淀承传决定了后世小说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儒林外史》这样一部名著的影响，尽管这里有大小多少的区别。而晚清小说与《儒林外史》之间的关系，也屡为学人道及。蔡景康《晚清小说理论家论〈儒林外史〉》一文，对晚清小说理论家有关《儒林外史》的评论作了全面分析研究，而这些评论，对认识晚清小说与《儒林外史》的关系，显然是当代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蔡文指出，在晚清小说理论家看来，《儒林外史》为当时的社会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而《儒林外史》的“含蓄”、“有味”与“镜中取影”的艺术成就，也为晚清小说理论家批评时人社会小说的“病于过尽”，过于直露，提供了强有力的参照系。晚清小说理论家的评论中，还探讨了吴敬梓的创作思想、严肃的创作态度、《儒林外史》的结构、语言艺术及其描写人物方面的某些缺陷等等。
王祖献《〈儒林外史〉与谴责小说》则就晚清谴责小说与《儒林外史》之间的异同进行了分析。王文认为，《儒林外史》是开一代风气的讽刺小说，它的批判精神，对于抨击日益走向崩溃的封建社会是极为需要的，因而对晚清的小说家产生了影响。谴责小说继承了《儒林外史》反科举的思想，继承了由对科举制度进而对政治、吏治揭摘批判的内容，而对功名富贵的毒害人心道德的揭露，也为它们相同的内容方面。在艺术上，《儒林外史》所写人物，虽然大都有模特儿，但它绝非为真人真事写作传记，而是以原型为基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本质事物，又综合众多同类人物的特点而创作，其创造出的形象，不但有具体的历史真实性，更具有艺术的典型意义，而谴责小说也有这类典型性较强的艺术形象。在结构上，谴责小说也要展示广阔的画面，创作方法、主题、题材亦与《儒林外史》相近，所受影响颇为明显。《儒林外史》常常通过异常而典型的细节的夸张描写，突出人物身上最本质的东西，一下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谴责小说家也多在创作中运用这一讽刺描写手法。这些，均为二者间相近相同之处。不同处在于，从总的看，谴责小说在艺术上对《儒林外史》学习继承不够，它与《儒林外史》严肃的创作动机也不能相比，同时，它缺少《儒林外史》对美的事物的歌颂。具体说，谴责小说在描写上夸张失实，缺少含蕴；在结构上进一步发展了《儒林外史》结构不够严谨的特点；在形象塑造上，没有成功的正面形象，缺少光明与理想。
(三)西方小说与《儒林外史》 平慧善《从比较中看〈儒林外史〉》一文，将前后出现在英国的斯威夫特、俄国的果戈里与吴敬梓这三位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作了平行式比较研究。平文认为，或写实情，或写实事，此为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果戈理《死魂灵》及吴敬梓《儒林外史》这三部名著讽刺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在结构上，三部长篇小说为将“广泛的事实”都概括进作品，所取均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结构形式。从写作目的看，均非在骂世而为匡世。而作为不同国度的作品，三者间的不同也是客观存在，《儒林外史》的悲喜剧糅合，其讽刺艺术的创造性在于认识到现实矛盾的复杂性，从而把喜剧性和悲剧、性，可笑的和可悲的因素紧密地交织在情节里，甚至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里，这是与《死魂灵》不同的。在讽刺艺术的运用上，《格列佛游记》用的是怪诞的手法，那是夸张的发展，它将生活的面目变形；《死魂灵》用的是廓大，形象并非生活的原样，却是生活的反映；吴敬梓则是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来表现生活的，在讽刺描写中，不回避或渲染它们真善美的外表，然后逐步让它们露出假丑恶的本质，这是一种翻转的手法。悲喜剧的交织，在真善美的外表下逐步暴露出假丑恶，创造性格复杂的典型人物，归结到一点，就是按生活本来的样子表现生活，这是《儒林外史》的鲜明特色，现实主义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得到深化，在世界讽刺文学中，可算上独树一帜。
黄岩柏《吴敬梓与菲尔丁之尝试比较》则是将同时生活在十八世纪前期却处在不同半球不同国度的两位杰出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黄文认为，作为讽刺作家，吴敬梓与菲尔丁讽刺艺术的第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它们的“透刺性”，即透过人物，刺向道德；透过道德，刺向制度；透过具体制度，刺向基本制度。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光明性”，即它们的讽刺小说，都着力描写正面人物与正面理想，书中不但有正面人物、而且所占比重往往超过反面人物，共同特点之三，是“独创性”。当然，同中有异，它们又因具体情况而各具特色，各具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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