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以其博大的思想内容与精湛的艺术成就为世人瞩目，并以此成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顶峰杰作，然而，它何以会诞生在清代中期，并由吴敬梓而非他人所创作，这是一个饶有趣味又极为重要的文化课题。本次会议中，与会代表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收获颇丰的探讨。
陈美林《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一文认为，《儒林外史》所以由吴敬梓创作出来，这与他的家世影响大有关系。《儒林外史》在题材选择、人物塑造、情节提炼等方面，都受到了作者家族传统的影响，其中颇有类似他的先人的某些事迹。自作者高祖吴沛以下，历代先人，均以科举出身谋得官职，而作者选择清代初期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遭遇为其小说的题材，正与其先人的仕宦经历不可分开。在情节上，作者也常掇拾其家族中发生过的一些真事写入作品，如有关立嗣、夺产的描写，泰伯祠大祭，堪舆之士相看墓地等等。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又常糅合进自身遭遇及其亲人的事迹，加以移置、改造、概括、提炼，以而使其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意义。从《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与批判特色等方面，也可看到家世对作者创作的影响。吴敬梓的先人由科举发迹后，大都担任教职，他们关于教育、科举方面的言论颇为不少，而《儒林外史》中有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等方面的描写，就明显保留有其先人的思想主张的痕迹。如吴国对的尚实学与吴国龙的崇经学，讲究有裨国治民安的实际学问，与八股的空疏无用相对立，在小说中，则正面人物无不重视实学，蔑视八股。其先人还主张士子要培养自己孝悌忠信的德行及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修养，这在小说中，表现为正面人物无一不有孝行，而对伪孝，却严加抨击和辛辣嘲讽。在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态度上，作者也同样受到其先人的某些影响，如作品对盐商典当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有力的鞭笞，便和他的封建地主家庭传统分不开；又如虽对官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谴责，却又对以武力劫饷的赵大式的人物进行更加严厉的笔伐，这也与其先人的思想主张有近似之处。此外，小说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时所采用的讽刺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家庭教养传统的影响，全椒吴氏对六经之一的《诗经》，研究有素，其美刺精神传统，不仅影响到吴敬梓的治《诗》，著《诗说》，对其《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产生了影响。最后，陈文指出：“《儒林外史》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着特定的现实土壤和我国文学的讽刺传统，但这些因素，又都是通过作家吴敬梓独特的生活实践才发生作用。这其中，他也只接受了先人从宦经历和家庭教养的传统的一些影响。”陈文考论结合，以材料说话，立论坚实客观。这是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为研究作者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朱泽吉《吴敬梓的交游和〈儒林外史〉的创作》一文，则就《儒林外史》创作原型摄取过程中，其友人行事经历对作者的影响，作了深入探讨。朱文认为，吴敬梓在创作小说时，曾将其友人的生活原型作为素材进行了典型加工，写进了作品，如荀玫收场，即其友人卢见曾的事迹，萧云仙因功取罪，忠而获咎，破产偿官，也与慧士奇及卢见曾遭遇相类。通过这类事迹的采撷化入，对清王朝政治现实与最高统治者封建帝王的阴谋权术，作了讥弹，对封建朝廷的阴鸷贪酷进行了揭露。而从其友朋生活经历中选取素材，揭露朝廷所谓广开贤路、延揽人才的欺骗性实质，如书中博学鸿词之类描写，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文中的这些分析，对全面认识《儒林外史》的产生，尤其是对认识其创作选材，不无意义。
苗壮《承前启后和空前绝后：谈〈儒林外史〉创作的承启问题》一文，通过对《儒林外史》问世之前中国文学史上几部具讽刺意味的作品的纵向考察，特别是通过对明末清初几部世情小说的分析比较，指出《儒林外史》的产生，正在于有较为丰厚的讽刺艺术基础，而吴敬梓所以能在讽刺艺术上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也主要是他善能广泛吸收借鉴文学史中既有的经验，又有新的开拓发展，故能独树一帜，成为古典小说史上讽刺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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