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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与客观意蕴

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主题与客观意蕴


思想主题研究,向来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之热点,而有关《儒林外史》主题意蕴的探讨,在本次会议中也为讨论的重要话题。潘君昭《论〈儒林外史〉的主题和结构艺术》一文认为,作品的主题要通过人物形象来揭示,《儒林外史》中,作者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出读书人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应举业、取功名,而是通过礼、乐、兵、农达到富国裕民的政治主张。泰伯祠大祭,尊崇贤君,是为了成就人才,以适应当时“经世致用”的需要,并非无谓之举,作者的这种理想,在萧云仙青枫城治绩的描绘中也得到了表现。作品对封建社会的讽刺批判确实很深刻,但其思想价值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作者正是通过这部“稗说”,寄托了他富国裕民,作育英才的理想。

王永健《〈儒林外史〉是突出“儒林丑史”的讽刺小说》一文旧论新提,指出论《儒林外史》在内容上强调它为“丑史”,在艺术上突出其“讽刺”,并非贬低其思想价值及艺术成就,恰恰是抓住了它有别于其他名著的主要东西和价值,“丑史”、“讽刺”集中体现了《儒林外史》总的倾向,吴敬梓正是以高超的讽刺手段,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及结构艺术,重点描绘和揭露了封建末世的“儒林丑史”,让人由充满喜剧或闹剧式的情节和人物行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悲剧性及其某些本质。《儒林外史》的主要价值与永恒的艺术魅力,也由此而奠定。

杜贵晨《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一文认为,闲斋老人所说的“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语,既道出了全书的主题,又点明了此书结构的主线,吴敬梓正是以对这四字的不同态度来安排人物、布局全篇的。杜文不赞成以礼仪或反对科举为《儒林外史》结构主线的看法,他认为“礼仪”实质上是对功名富贵四字的否定,反科举的内容实质,归根结蒂也是否定功名富贵。

欧阳健《史外之史,传外之传:从小说和历史的关系看〈儒林外史〉的真义》一文认为,吴敬梓正由于不满于正史“儒林传”之体,始另创“外史”,以补充纠正乃至取而代之。《儒林外史》所描写的人物,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本身可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儒林外史》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儒林传”回避或忽略的这一面的叙写,来抒发其正面理想;二是本身为儒林中分子,但却难入“儒林传”的人物,这是《儒林外史》的主体,作者通过“儒林传”根本不曾触及的方方面面,来表达他对现实的道德与审美的评价;三是本身便非儒林中人物,这是对正史的变异,也是《儒林外史》最具生气的部分,寄托有作者矇胧的理想。这种描写对象的层次性,正表现了吴敬梓观察和反映生活的独特角度与整体观念,显示了他的胆识与独创精神。

李汉秋《从泰伯祠大祭看〈儒林外史〉的传统思想和艺术构思》一文则以泰伯祠大祭为切入点,对《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传统思想观点作了探讨。文中认为,泰伯祠祭祀大典明显表露了传统儒家的礼乐思想。泰伯是儒家理想中的礼让化俗的圣贤,是礼的化身与象征。作者对礼的认识,上承孔子,下绍颜元,将古礼奉为经邦济世、教育人才的根本,推尊泰伯,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与他的家世及亲友的影响有关。由于为时代局限,他虽不满于当时的政治及理学思想,却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结局便只能到远古传说中,到正统的儒家思想那里,借被理想化了的所谓古礼古乐,作为他批判现实的理论根据,但泰伯祠的破败,最终又表明作者礼乐理想的幻灭。

戴燕《从马二先生到四大奇人:〈儒林外史〉对封建文化的深刻批判和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一文,以“马二先生讲文章举业”、“杜少卿著《诗说》”、“四个大奇人”为线索,对《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作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及其对新文化的模糊向往作了论说。文中指出,马二先生的形象塑造显示了吴敬梓对于封建文化深刻的怀疑批判,杜少卿身上则表现出了作者进一步的叛逆精神,然而,就是杜少卿们,却也竟然集资盖起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进行隆重祭奠,那繁缛、陈旧、迂腐的一套礼制和谦恭、拘谨的态度,与其平日悠闲挥霍的生活方式与进步的叛逆思想反差极大,极不谐调,这表露了作者虽然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病,对之痛恨愤怒,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观念,因此,有破无立,有批判而无建设,他的满心希望也不免是海市蜃楼,当他要建设新的理想国时,却依然坠入了现实大地,而现实的思想水平又没有超出封建思想、传统文化的范围,因此一方面杜少卿等人身上表现出与社会的坚决对立,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企图挽救它的没落。作者又曾隐约察觉到了一股微弱、崭新的力量,“四大奇人”便表现寄托了他对未来的希望。又由于生活的隔膜,作者对市井间新生市民的生活并不了解,于是在作者笔下,他们虽生身市井,却染有浓重的文人气,从而失却了原本具有的勃勃生气,而如杜少卿们一样软弱无力。文章最后指出,《儒林外史》是对封建文化严肃的反思,日益没落腐朽的封建文化毒害和麻醉着中国士大夫,马二先生比范进等人更深刻地体现了封建文化的反动,杜少卿们尽管是下意识的但仍然不可忽视地代表了一种亦新亦旧思潮的崛起,人们一方面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文化深入骨髓的侵蚀,但又是在憧憬着朦朦胧胧的未来,四大奇人的出现便说明了这点。

陶诚《冷静地反思与执着地探索》一文认为,吴敬梓以严肃、冷峭的写实主义,冷静、清醒的自省态度和执着、炽热的探索精神,塑造了系列“无不可取以自镜”的艺术形象,令士人可从中看到自己的容貌、心灵,去痛苦地思索其形象及灵魂遭到扭曲的原因,进而去探求其必备的品格和应走的道路,这便是作者的主观命意与作品的客观意蕴。

此外,在讨论中,还有学人提出《儒林外史》是一部讲才学、讲人才的小说,反映了一种改良思想。另有学人从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中看《儒林外史》反映再现的江浙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生活,或从民风、民俗谈《儒林外史》为长江三角洲的一部乡土文学,这些论点,多也具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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