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创作方法到底是否批判现实主义，一九八四年四月下旬，曾由《光明日报》发起并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本次会议上，周林生、苏海提交了《〈儒林外史〉》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吗?》的论文，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否定意见。文中作者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这三个方面，将《儒林外史》的产生时代背景及内容一一比照，得出了《儒林外史》不能被划入批判现实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文学之中的结论。文章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较大发展而出现，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其内容特色，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其主要思想武器的资产阶级文学，与之相比，《儒林外史》产生于封建经济极为庞大，资本主义对它还远远未能构成严重威胁的历史时期，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占主导地位优势的是个体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乃是封建社会的儒林生活，揭露、讽刺、批判的基本上还局限于封建科举制度及由其带来的文人看轻“文行出处”的后果，作者所用以批判生活的理论武器又是正统的儒家思想，由此观之，《儒林外史》的创作方法只能是古典现实主义。
周中明《“以公心讽世之书”——〈儒林外史〉的显著特色》一文认为，用批判现实主义来概括《儒林外史》的特色，显然盖住了它独有的光彩，而讽刺艺术，也不足以代表其创作特色，“以公心讽世之书”，鲁迅此语，正是《儒林外史》的个性特征，也为其显著特色。
关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特性，何满子《文学的觉醒》一文指出，在经典性的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才摆脱了传奇的性质，成了表现人人所密接的平常生活的艺术，在这部小说中，人物已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出于万万人之上的奇人，他们的行为也不再是英雄式、超人式或带有异常光轮的传奇人物的态势，从肖像到内心都是人们在自己的周围所习见的人。而使小说挣脱因袭的传奇性质，将艺术视野扩展到更广阔，和人们的日常见闻更密迩的人生现象，从而使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更为融合，这不止是一次艺术内容的变革，更应视为体现在一个作家身上的整个文学领域的新的觉醒。在文体上，《儒林外史》也显示了现代小说的特征，它不象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歌文赋的缘饰，除首尾各以一首词起结外，完全免除了这种文体上的滥套。在结构上，它也独树一帜。为了面向现实，面向贴近在读者身边的生活，吴敬梓尝试用一种新的形式，不象传统小说那样有头有尾，环绕着主轴演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探索一种将流动着的生活呈示给读者的创新的表现方法，这种方法前所未有，某种意义上颇象当代艺术中的“生活流”，这实在是和他的使小说内容脱离传奇性质相应的形式上的突破。
鲁德才《论〈儒林外史〉的叙事观点》一文，从小说作者叙事角度的衍变，对《儒林外史》所体现出的古典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作了系统探讨。鲁文指出，宋元话本奠定了“看官听说”的叙事观点，叙事者是全知全能的；到《水浒传》，一方面较多地体现了“看官听说”的观点，另一方面，作家写出来是为了看而不是为了说，小说家已开始从“看”的角度来考虑叙述故事的技巧；到《儒林外史》，叙述者的调子更有了新变化，作者把自己隐蔽得更深，叙事手法更加多变，突破了说书人叙述故事的传统形式，由作品中的人物充当叙述人，展开情节，但又巧妙地运用了作者观察的观点，从外视的角度描写事件和人物，这几种观点，又根据情节的需要频繁转换，其叙事方法更接近于现代小说的美学要求。
另外，刘烈茂、李世英等，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儒林外史》的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分析。刘文认为，《儒林外史》是以平淡的笔墨，写平凡的人事，但却有着尖锐的讽刺、深邃的意蕴、独特的性格与灵魂的透视，这一切，均表明它的白描艺术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吴敬梓无愧于古代小说史上的白描大师。李文指出，《儒林外史》对人物形象的刻划，笔触不止于表面，而是深入到了灵魂的深处，不是静止的心理分析，而是由动态化的场景与人的行动举止中加以表现，它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就，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仍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潘君昭在《论〈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和结构艺术》一文中指出，《儒林外史》的结构布局，也是服从于主题的需要，通盘考虑，精心安排的。前半部许多人物活动并非“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迄”的前后不相连贯的“短制”，而是与后半部有着密切关系，从反面来烘托主要人物，进而说明本书主题思想。作者以伏线揭露封建社会，也揭露统治者怀柔之外另有高压的反动策略，从而深化了主题。在结构上，两者明暗起伏，表里相辅，前后呼应，配合得十分巧妙。这是《儒林外史》别具一格的结构艺术的主要成就。
宋常立撰文认为，作者以功名富贵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作品围绕这一中心，千变万化地写出各为段落的人物故事，它们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这一结构布局之法，有利于不断转换读者的审美注意中心并很快构成完整的社会意象，从而圆满地实现作家的创作意图。
吴圣昔则在综合分析了肯定否定两种意见的基础上，认为吴敬梓吸收汲取了前代长篇、短篇小说结构形式上某些因素，且融化进了《儒林外史》的整体构思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结构形式，这一形式，与它所表达的内容和谐统一，应予肯定，但作为一种创新，不免也有不足，如在结构上的松散感，对此既不必掩饰也毋须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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