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四十余年前，程晋芳在其《怀人诗》中，便曾对《儒林外史》作出过如是评价：“《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如果将这算作是《儒林外史》研究的最早评论，那么，迄今为止，其研究历史，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半世纪的漫长历程。综观全程，我们认为可大致划分为三大阶段：(一)十九世纪末期以前为第一阶段，是为无意识研究期。本阶段的研究，或只言片语偶带连及，或文人雅士茶余饭后为消遣做评点，既少专论，更谈不上明确的学术研究意识。(二)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跨度极大，内容比较复杂，但从总体看，则多出于服务政治文化运动需要之目的，如十九世纪末严复、梁启超之倡导小说，鼓吹小说的社会价值，乃以为小说可宣传改良，为其维新政治服务；而本世纪初陈独秀、胡适之诸公推崇宣扬小说，则借助于小说中离经叛道的内容与其通俗浅显的白话形式行其“托古改制”之革命，进而服务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文革”十年，以《外史》附会政治需要，作“批儒评法”之工具，已堕恶趣，又离学术远矣。虽然如此，本阶段中所取得的成就却也不可抹煞，如胡适《吴敬梓年谱》、《吴敬梓传》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有关内容等，均开一代研究局面。而五十年代学人的一些研究及在此前后有关资料的开掘发现，也功绩不小。(三)1977年以来，为《儒林外史》研究的第三阶段。本阶段，《儒林外史》研究方始走上了真正的学术轨道，其表现为：专家诞生，研究群体形成，恢复了客观求实的学风，出现了全面系统研究的特征，《儒林外史》及吴敬梓研究相对成了显学，而大批专论的刊发及系列专著的问世，更显示了本时期的研究成就的辉煌。
新中国建国后的《儒林外史》研究，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为界，形成前后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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