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一九九二

《儒林外史》研究的腾飞与全面突破在“文革”结束之后。南京师范大学陈美林教授自七十年代初开始潜心研究吴敬梓与《儒林外史》，在“四害”肆虐的时代，他夹缝中求生存，四处奔波，寻觅查阅有关资料，曾撰写了一批在当时没有机会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1977年之后，学术解冻，他的这些论文相继刊发，如《吴敬梓身世三考》、《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吴敬梓修先贤祠考》、《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吴敬梓和戏剧艺术》、《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吴敬梓家世杂考》等，这系列高品位具有开拓意义的学术论文，对开创新时期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它本身，也标志了科学的《儒林外史》学术研究已经出现。

进入80年代，有关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的专著次第推出，有：王俊年《吴敬梓和儒林外史》(1980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陈汝衡《吴敬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2月版)，孟醒仁《吴敬梓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陈美林《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11月版)，陈美林《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版)，孟醒仁、孟凡经《吴敬梓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版)，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张国风《浮世画廊——儒林外史的人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版)，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纵览》(天津教育社1992年版)，陈美林《吴敬梓和〈儒林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这些著作，其撰作目的各有区别，结构内容也各各不同，但它们的出版问世，对全面繁荣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在上述著作中，陈汝衡的《吴敬梓传》是第一部吴敬梓传记。是书凡12余万言，共分七章，分别就吴敬梓的家世、生平及《儒林外史》的创作等有关内容作了介绍，此《传》的优点在重点突出，眉目清晰，又吸收了当代研究成果，加之为第一本推出的吴敬梓传记，在当时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美林的《吴敬梓》稍后于《吴敬梓传》面世。此书凡5万言，字数不多，乃限于丛书体例规划使然。从内容看，其特色十分鲜明：首先，它体现了陈氏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心得，虽限于篇幅，许多问题未能展开，但不难看出其充实丰富的蕴含，新意颇多；次之，家世一节，尤见著者功力，而传主生平大事选取上，更见其重点所在；第三，结尾附《吴敬梓生平大事年表》，实即著者自编吴敬梓年谱的浓缩，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全书浑然一体，周密严谨，已见出陈氏完整研究体系之一斑。陈氏此书，被海外学者誉为中国大陆“文革”后《儒林外史》学术研究之第一部力作。

孟醒仁、孟凡经合撰《吴敬梓评传》，凡28万言，较之简传，其内容显然已大为充实。此传不乏新意，如传主出生之具体时间，传主部分交游及《儒林外史》的写作过程等，均为作者之一孟醒仁研究的成果。而书中能广泛综合吸取当代研究成果，材料较为丰富，也为其特色之一。此《传》之缺憾则在于：一，体例上，次、重点安排中详略有欠妥当，分目过细，不便读者接受，也未能很好突出传主一生重头。二、具体内容叙写上，于传主生平事迹叙述间，想象臆测嫌多，从而影响了它作为学术性评传的科学严谨性。三、评传需传、评结合，观此书，一方面理论稍显贫乏，使其论而失简洁明快，评而未能准确中的，又加之叙述间文采较弱，从而在史才、史识双方面都不尽如人意。

陈美林《吴敬梓评传》是一部大型传记，全书40余万言，共分五章，从吴敬梓的时代、家世，到其生平、思想及创作，做了深入详密的传评。从总体内容看，“家世”一章，探幽发微、无论材料抑或观点，均体现了当代吴敬梓家世研究的新成就；而家族文化的探讨，对深入研究吴敬梓思想的形成及一代大家的诞生等重大问题，均有一定意义。吴敬梓生平一章的叙写中，新意同样很多，新观点新材料时可见出。陈传以传主为中心，对其生存的周边环境即他生活其中的具体的各个小社会，都作了详笔细描，这对揭示出传主思想演变之原委及其小说创作中人物的原型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在框架上，是书借鉴史书结构，有纵向叙述间夹评议，也有横向评论，专题剖析，评传或合或离，总据实际需要而安排，重点突出，丰富详赡。评论中，既不为传主掩恶，也不作虚美之辞，实事求是，客观辩证。其叙介明快，评亦精当，诚为一部具很高价值的学术评传。

陈美林1984年出版的《吴敬梓研究》，是迄今为止在吴敬梓研究方面出版的唯一的个人论文专集。本书凡收录著者所撰论文21篇，分别就是吴敬梓的思想面貌、治世态度、身世、行实和交游，《儒林外史》的讽刺、结构艺术、吴敬梓与鲁迅的比较，胡适研究吴敬梓的得失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其中，既有开拓性填补空白之作，也有以新发现辨证旧误的文章。是书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突破，其价值，已为海内外学人公认，勿庸细述。

1981年出版的孟醒仁的《吴敬梓年谱》，也是一部较有价值的著作。是书凡8万余言，分谱前、年谱及谱后三个部分。谱前介绍谱主家世，除继承了胡适20年代所编《吴敬梓年谱》中合理部分外，又采纳了陈美林教授70年代有关吴敬梓家世研究的系列发现与考证结论，较之胡适所编年谱，显然已更加详细完备。正谱对谱主一生系年，较胡“谱”，发展也极明显，在胡适之后学界许多新的考证成果及孟氏自己有关谱主交游的材料，此书中均得到利用，从系年到材料，孟谱都较胡谱丰富。从目前看，孟谱之中，有待增补或更正处仍有不少，其材料引用中的错误也有一些，但它毕竟是建国后唯一的《吴敬梓年谱》，应有其特定时期的功绩。

从版本史角度看，在新时期，《儒林外史》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是书以卧闲草堂本为底本，以多种版本作校本、参校本，同时还辑录了卧闲草堂评，齐省堂评、天一、天二评、萍叟评(3条，原夹天一、天二评中)、潘祖荫评、华约渔评、石史评、平步青评。此本的出版，为人们了解《儒林外史》有关评点资料，提供了不少便利。

黄小田评本的发现，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也应该一提。在前举李汉秋“会评”本中，黄小田评语仅有三条，且是夹杂在天一、天二评中。其实，黄小田的评点也“极为详备”，十分繁富，且有专本行世。1985年7月2日，《光明日报》刊发麦若鹏《初揭闲斋老人之谜》一文，据作者文中披露，他“于前年在安徽省博物馆古籍保管部查阅了一部同治八年己巳(1869)秋排印的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发现有黄富民(署名“小田氏”)的题记两则”，此本其实正是黄小田评本。后来，李汉秋将此整理，1986年10月由黄山书社出版了黄小田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的价值，诚如陈美林《新近发现的〈儒林外史〉黄小田评本略议》一文中云：“在继承卧评的基础上，对《儒林外史》篇章结构、情节转换、人物登场，语言个性等方面作了更为细致的批评，颇多精辟之见。”“在小说观念上，黄评无疑要较卧评更为切合近代的见解。”“黄小田不仅对小说《儒林外史》进行批评，而且对最早批评《儒林外史》的卧评也进行了批评。”黄小田评本的价值由此可知。

1989年，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出版，这不仅体现了当代《儒林外史》整理的成就，而且，他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批评，为《儒林外史》版本流变史上当代这一环，增添了当代人自己的品种。正因此，“新批本”的面世，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香港《大公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十余家报刊发表书评，作了极高的评赞。在校点上，“新批本”以现存《儒林外史》最早刊本卧闲草堂本为底本，以古今各种刻、印本为校本、参校本，正误纠谬，选择取舍，堪称精校。在批评方面，他以“前言”综论与回评、夹批细评相互照应配套，与旧评主观随意的评点不同。首先，陈美林多年潜心于《儒林外史》研究，对作者吴敬梓的思想内涵及其一部大书的是是非非，早已烂熟于胸，“前言”姑置不论，即如其细节性夹批，都能做到前后贯一，滴水不漏。其次，陈氏为当代学者，他既承继了中国传统治学的路数，又精于现代文艺理论的体系，故其评点，不仅体现了现代文艺理论思维的系统性，也体现了以现代文艺理论为武器对古典名著的审识。“新批”的价值在今天，更在后世，它为后人研究我们当代的《儒林外史》批评，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儒林外史》的校勘整理与有关专著的出版，均体现了当代《儒林外史》研究的实绩，而大批论文的刊发，同样也说明了当代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繁荣盛况。从1977年到1992年，各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400余篇，涉及到了作家与作品的方方面面，由中可见其深入发展。

关于吴敬梓家世的探考，在本时期有了很大的突破。陈美林《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基于新的材料发现，排比考辨，分别提出了吴敬梓18岁进学、两个父亲(生父吴雯延、嗣父吴霖起)等新说。其中，于吴敬梓家族兴衰内幕及财产纷争性质等内容，也都根据大量材料，作了深入的考证分析，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又确切可靠的结论。在《吴敬梓家世杂考》文中，陈美林以吴敬梓《移家赋》所提供线索，对其中一些疑窦也作了破绎，如“羡延陵之子”，“”字前人多释为“季”，不通，陈氏结合有关材料，参之古代字书，提出此为“君”字；如“迨转弟而让袭”，陈氏结合史书所载，提出让袭，“只不过是对先人自然失袭的美称”，实质上则是其先人“永乐时‘从龙’有功，被封为骁骑卫户爵，传袭几代之后，因没有再立军功，自然也就失去袭爵资格”；如赋中写到曾祖辈后跳过祖父一辈略而不写，对此疑窦，陈氏认为同程廷祚为其姊所撰《金孺人墓志铭》中“于‘其本生祖以上不具书’的表达方式有某些类似之处”。“吴敬梓在写《移家赋》时，按照封建宗法制度，在历叙几代先人事迹之后，对于嗣父吴霖起的思想言行不能不加以赞扬。这样，恪于礼制，就不便再同时表彰生父吴雯延的事迹。心虽有所未甘，也不能不如此。但再推到上一辈，他就干脆略而不写。在赞扬嗣父霖起的道德文章之后，再去表彰嗣祖吴旦的孝行和文采，则非吴敬梓本心所愿，但如果径直赞扬亲祖吴勖，又将给嗣父吴霖起以难堪。在这样两难的情况下，对祖父一辈的事迹只是一字不提。这正流露了作者的难言之隐，并非漏笔。”此外，文中还考出吴敬梓的族兄吴檠也曾出嗣，吴敬梓共有四子：蘅叔为第三，名煐。《康熙〈全椒志〉中有关吴敬梓先世资料》是陈美林对吴敬梓家世研究的又一力作，文中所辑吴沛《题神六秘说》、《作法六秘说》、吴国龙《请议科场则例疏》及“吴敬梓先人诗辑”中吴沛、吴国鼎、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等人诗作的辑录，对进一步研究吴氏家族的思想传统等，具有重要价值。

吴敬梓生平事迹与行踪交游的考证，是本时期研究中的又一大的收获。

在吴敬梓生平中，“应征辟”是件大事。吴敬梓曾参加鸿博三级预备考试，这有他应学院、抚院和督院三试所做的赋与试帖诗数首为证，现存《文木山房集》中，的无疑义，学者也都承认。问题是，吴氏终未参加廷试，原因是“以病辞”，然此病为真病抑或伪托，却有争议。“装病”说在第一时期的研究中为不少学人接受，在本时期的早期著述中，如陈汝衡《吴敬梓传》等也持此说，孟醒仁《吴敬梓年谱》也以为是“旋以小病，借口辞去‘博学鸿词’科廷试”。1982年，陈美林在其《吴敬梓》一书中，则持异议，认为此时吴敬梓“病情加重”，而所患为糖尿病，他的未赴廷试，是“因病辞却”。之后，陈氏在其专著《吴敬梓研究》中，另著专文《关于吴敬梓应征辟问题》，对此专作考证。文中，陈氏结合吴敬梓诗词文创作，根据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了其学老师唐时琳所作序文中关于敬梓真病不能往赴廷试记载的可靠性。此说今已为大多数学人接受。

参与修筑先贤祠，这是吴敬梓生平中又一件大事。对这一问题，先前尚无人作专门探索，在本时期，1978年，陈美林刊文《吴敬梓修先贤祠考》，对此进行了深入考证。记载吴敬梓“倡捐复其旧”，参与修复先贤祠一事，见金和《儒林外史跋》、顾云《盋山志》及后出的《全椒志》，早期资料及志书并未提及，然而，陈文认为，“这并不排除吴敬梓曾经赞助并捐款修葺先贤祠的事实”。“在吴敬梓的朋友中就有主张修先贤祠以祭祀吴泰伯的人，如在吴敬梓移家南京前早已数代定居金陵的程廷祚，其父程京萼就曾有此主张。”“吴敬梓于雍正十一年(1733)移家南京后，从与程廷祚的交游中知悉程京萼的主张是很自然的事。”而《儒林外史》中倡导祭祠的迟衡山，其原型樊圣谟之伯父“早岁为普德寺僧”，圣谟也“以是侨居金陵”。敬梓与樊圣谟、程廷祚常探讨礼乐问题，樊“鉴于普德寺后山先贤祠的倾圮有倡议修复之意，并为吴敬梓所知悉从而积极赞助，也同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此外，陈文还从清初时代政治背景中考察了官方推崇泰伯以遏制释道的情况，又结合吴敬梓、程廷祚的贬斥释道佛老，进一步论证了此事的真实性。

关于吴敬梓的交游，孟醒仁刊文《吴敬梓交游新考》(《安徽大学学报》1981年3期)在前人基础上又作了一些新的考证。陈美林《陈古渔〈所知集〉中有关吴敬梓交游资料》(《江海学刊》1982年6期)一文，则以清代雍、乾之际南京诗人陈毅诗集中所提供的有关吴敬梓家世、交游的材料为线索，对吴敬梓的朋辈如洪月航、徐紫芝、朱卉、黄河、姚莹、涂逢豫、周榘、戴瀚诸人的生平行事作了进一步的开掘探考。陈美林另文《吴敬梓与甘凤池》(香港《大公报》1984年1月1日)一文，则就吴敬梓与其《儒林外史》中人物凤四老爹之原型甘凤池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较之前人研究，在材料开掘上也再进一步。对吴敬梓交游的研究，陈美林新著《吴敬梓评传》，可谓体现了最新的研究水准，也体现了本时期的最高水平。

关于吴敬梓的思想渊源及其具体内涵，在本时期的研究中，得到了全面深入的开掘认识。

吴敬梓的思想内涵及渊源，在50—60年代的论文中，已有涉及，然多偶带论及，语焉不详，且因确少具体论证，显得直观多于理性。在本时期的研究中，这一缺憾得到了弥补。

综观有关研究成果，对吴敬梓的思想内容，有如下几点已达到共识：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陈美林《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4期)、范宁《〈儒林外史〉中的伦理思想》、孟醒仁《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忠孝观》(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儒林外史〉研究论集〉)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以专文就吴敬梓身上所具有的传统儒家思想及忠孝伦理观念进行了探讨，从而显示出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益趋深入细腻的特色。而陈美林在其大型传记《吴敬梓评传》中，也以专节近万字的篇幅，对这一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陈著认为：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而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再从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也可见出他的这一儒家正统思想。在吴敬梓的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1981年，陈美林率先刊文《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群众论丛》第5期)，就吴敬梓思想及创作中所受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作了探讨。他认为，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魏晋六朝时期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吴敬梓极其倾倒和仰慕的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出与处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嵇康皆然。吴敬梓移家南京后，在愤世嫉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吴敬梓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生活时代的思潮及其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他个人的特色而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稍后，李汉秋也刊文《吴敬梓与竹林名士》(《江淮论坛》1981年5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析。李文认为，嵇康《养生论》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用自然来批判名教。他们把自然归结为人之本性，他们所讲的自然是人性的自然，反对一切违背人之本性的强制，强调要注重本性、顺乎本性，这已经具有反封建束缚、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吴敬梓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民主思想，在纵心肆志、恣情任性的魏晋风度表现形态里，注入更多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吹进明清时代的新鲜空气。魏晋六朝称扬隐逸，在吴敬梓亦然。但吴敬梓之称扬隐逸，首先是出于对丑恶世俗的厌弃，对黑暗世俗的厌弃、对黑暗政治的回避，因此，内心充满忧虑、痛苦和忧世抗俗的情怀；其次，与提倡“文行出处”、针砭功名富贵结合在一起的，他称美鄙弃八股、淡薄功名，逃避富贵的高人隐士，以他们立品矫俗，反照名利场中狼奔豕突之辈；再次，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意趣和淳朴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明清之际始盛行于北方尔后南传的颜(元)、李(塨)学说，对吴敬梓的思想形成，曾产生过一定影响，而当时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其得到熏染。1977年，陈美林刊文《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首先系统深入地就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作了专门的探索。陈文首先通过材料考证，发现了吴敬梓与李塨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指出：首先，全椒吴氏与李塨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吴敬梓曾祖吴国对不仅曾在他主持的府院试中将李塨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并且，他还因喜爱李塨的文章，为之“开雕行世”，扩大它的影响；其次，敬梓长子吴烺，为李塨再传弟子；其三，敬梓的好友程廷祚，为李塨的学生；此外，李塨于康熙五十九年冬南下江宁，南京一些学者前往请教问学，时吴敬梓侍父南京，且往来大江南北，他也有可能前去聆听李塨的讲学盛举，即使未去，也当从亲友中知悉详情。如此，他受颜李学说的影响，便并非偶然。吴敬梓受颜李学说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有如下数端：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人才，吴敬梓关于教育与政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形象有所表现。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其主张对吴敬梓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当然，吴敬梓的见解也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在许多方面，他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学说，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如对待人民的态度，对待妇女的态度。

至于吴敬梓所受时代研究科技学风的熏染，从而对形成其朴素唯物主义与初步民主主义思想所产生某些作用，陈美林在另文《吴敬梓和科学技术》(陈著《吴敬梓研究》)中，也作了深入研究。陈文指出，吴敬梓的长子吴烺是数学家，在其友人中也还有一些与乃父吴敬梓有文字交往而又钻研自然科学的人，如沈大成。吴敬梓与吴烺的老师、自然科学家刘著也可能有直接交往。其交游还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梅瑴成、周榘、严长明等。“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会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清代前期的吴敬梓，当然也会受到这种潮流的熏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儒林外史》中，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有力批判，对宗教迷信思想的揭露，及其对待历史持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均是这一熏染的具体表现。在《儒林外史》中，作者既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并且，作者还在作品中将科技工作者饱受迫害的不幸遭遇进行了形象的反映。显然，当时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陈文这一探讨，无论是视角还是内容，均新颖独到，堪称建树，这体现了新时期吴敬梓研究的深入与力度。

作为封建时代的作家，在吴敬梓身上，还具有鲜明的封建烙印，在某些方面，甚至显得迂腐可笑。陈美林《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明清小说研究》第四辑)一文，专就吴敬梓身上顽固的门阀意识的种种表现，作了深入分析。陈文认为，吴敬梓的门阀意识最为强烈地表现在他对自己的出身显赫、门第高贵的陶醉，以及对先人的功名仕宦和道德文章的赞美。以历史上吴姓闻人比拟自己的道德文章，这其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了一定程度上的门阀意识。夸耀自己的氏族，看重自己与友人的门第，这固然是吴敬梓门阀意识的一种表现，而对族人不顾自己世家大族身份去与盐典商人攀结姻亲感到无比愤怒并加以斥责，则更是他门阀意识的顽固表现。作者的这种落后的门阀意识，在他的《儒林外史》创作中，流露甚多。

客观辩证、历史发展地批判继承遗产，评价古代作家，从一定方面说明了学术的成熟与完善，同时，它也表现了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中学术独立品格已经形成，而这，又是保证这一研究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任何事物的发生均有其主客观两层因素，具体到文学创作，《儒林外史》所以诞生在雍乾时代，又由吴敬梓而不是其他作家创作出来，同样有着双方面的原因。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前言”中，便从发生学的角度，就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发。陈美林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极富讽刺意味的历史现实，这对于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如果没有这一现实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制造。具有讽刺意味的社会现象，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现实土壤；文学发展史中的讽刺传统，为他提供了养料和借鉴；家庭从政和治学的经历，也对他的创作实践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因素只有通过他的生活道路和社会实践从而促进了思想观点的发展、变化才能起作用。在陈氏的系列论文及专著中，也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这一看法。

1985，陈美林刊文《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第1期)，由鲜为人所探及的视角入手，就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儒林外史》创作的具体影响，作了深入的剖析论证。文中指出，《儒林外史》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提炼等方面，都受到吴敬梓家族传统的影响。首先，作者选择清代初期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遭遇作为小说的题材，就与他先人的仕宦经历分不开。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许多情节，固然大多是从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摄取而来，但作者也常常掇拾家族中的一些真事写入作品，这当然已经过一番改造与提炼。此外，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吴敬梓经常糅合进自身的遭遇和亲人的事迹，加以移置、改造、概括、提炼，从而使之具有不同程度的典型意义。文中又指出，吴敬梓的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还不仅仅表现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提炼和人物的塑造这几个方面，而且在这部小说的思想主旨和批判特色等方面也表现了出来。首先，《儒林外史》中有关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的内容等方面的描写，就留有其先人的思想主张的明显痕迹。其次，吴敬梓的先人和颜元、李塨一样，主张广大士子不仅应掌握理国治民的学问，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培养自己孝悌忠信的德行，具有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修养，而《儒林外史》中一些描写，也表现了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其先人重视培养士子道德修养的影响。再次，在对待一些社会问题的态度上，吴敬梓也显然受到其先人的某些影响。此外，《儒林外史》对现实问题进行批判时所采用的讽刺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他的家庭教养和传统的影响。

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儒林外史》的诞生，如前所述，是陈美林《儒林外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除上引文章外，在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对吴敬梓的影响》一文中，也涉及了该方面内容。此文认为，不仅从题材与思想倾向上看《儒林外史》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而且，即如《儒林外史》中的某些情节也是吴敬梓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出来的。另外，作为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还从该时期文学作品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

关于《儒林外史》产生的主客观因素，除陈美林作了系统研讨外，此外，如白鸿《试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朱泽吉《吴敬梓的交游和〈儒林外史〉的创作》等论文，也分别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论证。

在新时期，《儒林外史》客体研究尤显得丰富多彩。多方位、多视角、立体化、纵深化为本时期研究的总体特点。

关于《儒林外史》思想蕴含的研究，在本时期，所触及方面甚多，其中，对如下数端的探讨尤为深入。

(一)《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的批判内容，在第一时期已有文探讨，而在本时期的研究中，又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评价与见解。

1985年，陈美林刊文《试论〈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的暴露与批判》(《南京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从《儒林外史》的整个情节描绘来看，它显然只是嘲讽和抨击这一制度的种种积重难返的弊端，尽管其嘲讽十分尖锐深刻、抨击极为沉重有力，尽管他们程度不等地感觉到这一制度不够理想，然而他们并未能从根本上对这一腐朽的制度本身加以批判，从而达到全面否定的程度。从《儒林外史》内容看，首先，它反对不能有益政治的教育；其次，对八股科举的教育内容四书、五经、八股文，吴敬梓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嘲讽；其三，揭露和讽刺了严密繁琐而又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考试方式；此外，对八股科举制度所培养和选拔的士人、官吏，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抨击。这一分析，较之第一时期的一些评论，更见客观，更符合原著实际。

(二)对封建道德的批判，这是《儒林外史》另一中心内容。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在本时期也有着在深化基础上更趋客观辩证的特征。

1985年，陈美林刊文《试论〈儒林外史〉对封建道德的暴露与批判》(《明清小说研究》创刊号)，指出：《儒林外史》暴露了封建道德本身的不合理性，抨击了并不恪守封建道德的地主阶级成员的言行，揭发了口是心非的伪道学的灵魂的奥秘，同时，还极其深刻地表现了广大士人受其毒害而不自觉的精神状态。可以认为，《儒林外史》中对程朱理学鞭笞之猛烈，并不亚于它对八股举业的无情揭摘。另外，还要看到，《儒林外史》虽然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恶果有所触及，但同样并没有发展到与它完全决裂的地位，作者的封建道德观念依然十分浓重，在其创作中也留下了相当严重的“内伤”。

对上述两个问题的探讨，朱泽吉在其《吴敬梓对清代文化专制政策的批判》(《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2期)一文中，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文指出，《儒林外史》中一些情节表明，长期以八股取士，并不是因循守旧的消极措施，而是一种积极的，用来划一和禁锢读书人思想的专制手段，是迫使人们头脑日益僵化，认识必须定型的精神枷锁，这就是它的愚民政策的反动实质。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从表面事实上来理解八股取士的愚民政策的性质，因为吴敬梓对它的罪恶的揭露，实际要比这些更加深刻，更能鞭辟入里、击中要害，使人看到封建统治者的用心。《儒林外史》还着意描写了八股考试在推行文化专制方面的多种职能，它不但是用来束缚士人的愚民政策，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羁縻政策、收买政策。《儒林外史》还进一步抨击了封建礼教的残酷统治以及当时作为官方统治哲学的程朱理学。虽然吴敬梓基本上还是束身于名教之内的知识分子，但从他的全部生活和创作来看，他对封建伦理诸如父子、夫妇关系的看法，显然都突破了世俗的因袭观点，其《儒林外史》中有关描写，或表现了向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精神，或讽刺封建礼教主义者的虚伪，或揭露宋儒所鼓吹的节烈观的凶残本质，从而显示出作者吴敬梓思想的先进与可贵，说明他确是这种吃人的“精神文明”的强烈反对者，称得起是近代以至五四时期反礼教思想的先驱。

(三)作为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的出路与社会理想，曾进行了步履维艰的探索，关于这一内容，在本时期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多讨论。

《儒林外史》中表现了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在第一时期，已为学人论及，在本时期，房日晰《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现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胡金望《〈儒林外史〉中的理想光辉》、王强《析〈儒林外史〉中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等文，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儒林外史》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求，陈美林《试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指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明确地表示出八股科举不能培养和选拔人才而只能造就庸才和奴才的同时，也在冷静地思考、不断地探索读书人应该走怎样的生活道路。在吴敬梓的笔下，正面人物形象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楔子”中即出现的王冕；一类是小说中部方始出现的以虞育德为主的几个人物；一类是书末出现的“四客”。这三类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走马灯式的转换，正表明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思想的日趋先进。生活在近三百年前的封建地主阶级出身的作家，已然在读书——做官的定势之外寻找读书人的新的生活之路的努力，在当时文化学术界还不多见。

有关《儒林外史》主题思想的探讨，则更显出多元并举，众识共存的态势。

在50年代曾为学人论及的“功名富贵”说，在本时期中仍不乏知音，如李汉秋《儒林外研究资料·前言》、杜贵晨《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论〈儒林外史〉的结构主线》等文，均据此说生发立论。

“儒林痛史”说，这是傅继馥《一代文人的厄运——〈儒林外史〉主题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一文提出的见解。傅文通过三个方面——思想被禁锢、智能被破坏、道德被腐蚀——的具体论析，明确提出，《儒林外史》乃为一代文人请命，写的是儒林痛史，而不是儒林丑史。打开第一回，迎面便刮来一阵可怕的怪风，传来一声惊心动魂的呼喊：“一代文人有厄!”这就是作者对全书主题思想的提示，并且确定了对一代文人遭遇厄运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一代文人形象的主要特征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

“富国裕民、作育英才的理想”说。此说由潘君昭在其《论〈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和结构艺术》(《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1期)中提出。潘文认为：《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的讽刺批判确很深刻，但其思想价值决不仅止于此。事实上，作者却正是通过这部“稗说”寄托他富国裕民、作育英才的理想。

《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探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命运的长篇小说，这是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主题的观点。此说陈美林先在其1982年出版的《吴敬梓》书中提及，尔后，在1984年所出版的专著《吴敬梓研究·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中，又结合《外史》之结构作了某些阐述，然囿于探讨范围，其中均未进行具体讨论。1986年，陈美林刊长文《〈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古典文学论丛》总第5辑)，就这一见解，专作论述。文中认为：《儒林外史》一书，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从而反映出在清统治者怀柔与镇压政策下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或受其羁縻，或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否定也有肯定。

关于《儒林外史》艺术的创造与成就，在本时期，如同对其思想意蕴的探讨，也是学人关注的热点。其中，对《儒林外史》结构得失与讽刺艺术的讨论，更显热烈。

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新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高度，从史的发展中，对公认的事实给以更充分的认识与更圆满的解释。1980年，陈美林于8月27日《光明日报》刊文《略谈〈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即动用归纳法，对《外史》的讽刺手法进行了十分具体的评说，继之，他又撰文《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收入其专著《吴敬梓研究》)，再从《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产生的时代社会背境、文学本身的讽刺传统及其家世治学从政态度对其创作公心讽世小说的影响等诸多因素，对《儒林外史》取得辉煌讽刺艺术成就的原因作了深入的论证。文中，陈氏还就《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色等进行了理论探讨。

此外，苗壮《试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严云受《论〈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特色》、赵逵夫《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等文章，也分别从不同的方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儒林外史》的结构，不同于对其讽刺艺术的认识，在本时期以前，包括第一时期的研究，往往毁誉不一，甚或微辞颇多。在本时期，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与讨论，到80年代，学人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对所谓“结构松散”说，多持否定意见，当然，在具体评价中，诸如《儒林外史》结构类型的归属命名及其中某些细节问题的得失等，尚存在不同的看法。

在有关《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研究中，平慧善先后刊发《试谈〈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艺谭》1980年3期)、《再论〈儒林外史〉的结构》(《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1期)、《〈儒林外史〉结构四论》(《儒林外史学刊》创刊号)等系列论文，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平氏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确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独创，有着严密的整体构思。其结构，有两大原则：一、力求符合生活真实的生活化原则；二、理想化原则。其结构艺术的特征，也有三点：一、分散的综合体；二、复合的统一体；三、不协调的协调体。

陈美林《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见《吴敬梓研究》)，也是一篇专门探讨《儒林外史》结构艺术的力作。陈文指出：《儒林外史》艺术结构的特色，颇为近似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内部的联系”，也与巴尔扎克所云“它的统一性就是世界本身”颇有类似之处。陈文最后概括指出：首先，可以同意胡适所说的《儒林外史》的结构是一种“新体”，但这种“新体”并未曾离开我国文学的民族传统，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非罕见，但同时又有吴敬梓自己的独创性。其次，这种结构样式已圆满地完成了吴敬梓所要反映的社会生活以及对它的评价这一任务，形式和内容协调。再次，无论在安排情节、刻划人物性格方面，吴敬梓都做到了精心设计，妥善安排，不能说“没有结构”、“没有布局”。

对文学进行美学的分析与评价，这并非一种新方法，但在中国大陆，它却主要是在80年代方始勃然兴起并为文学研究者普遍地运用。

1982年，宁宗一刊文《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儒林外史〉的实践》(《南开学报》1期)，指出：《儒林外史》溶合悲、喜剧为一体，把人们看来似乎对立的艺术因素兼收并蓄，不仅没有带来风格上的杂乱，而是给他的小说带来了哲学的概括和诗意的潜流，终于取得了艺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1986年，宁氏又刊文《吴敬梓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社会科学》4期)，从“小说观念的更新”与“宏观的历史反思”两大方面，就《儒林外史》所显示出的新的创作态势走向、新的小说创作观念及其深层的文化意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美学价值与贡献，进行了宏观的理论阐发。

其他，如王明居《〈儒林外史〉艺术美新探》(《艺谭》198年3期)论析了《儒林外史》中崇高美与滑稽美的结合妙用；赵齐平《喜剧的形式，悲剧的内容——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1982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版《儒林外史研究论集》)以悲喜剧观念，探讨《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美学特色，苏鸿昌《论〈儒林外史〉中“笑”的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同上)着重从喜剧范畴，分析其“笑”的美学特征及意义；何永康《狂·戚·谐·隐——试论吴敬梓的审美追求》(《名作欣赏》1985年6期)结合作者时代生平与《儒林外史》的具体描写，对吴敬梓的审美追求的不同变化作美学的探讨。总之，美学意义的研究与探讨，构成了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新的研究特色，也反映了新时期研究视野的拓宽与活跃。

在本时期，以比较方法研究《儒林外史》者也为数甚多，所取得之成就也颇令人瞩目。统观有关论文，有将与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比较者，如陈美林《〈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冯至《〈儒林外史〉的思想境界不下于〈红楼梦〉》，章培恒《杜少卿与贾宝玉》等；有将与现代文坛巨匠鲁迅对比探讨的，如陈美林《鲁迅与吴敬梓》，李厚基《遐想：〈儒林外史〉·讽刺·鲁迅小说》；还有不少文章，则将《外史》与世界文坛名家名著相比较，如平慧善等《吴敬梓与果戈理》、黄岩柏《吴敬梓与菲尔丁之尝试比较》、奚永吉《人物性格特征的审美探索——对〈儒林外史〉与〈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的尝试比较》。上述文章，无论是影响研究抑或平行研究，对进一步认识《儒林外史》的价值与贡献，对更具体地确定《儒林外史》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地位，乃至对探讨文艺创作规律、研究不同民族各自的文化特色，均大有助益，且行之有效。

新时期《儒林外史》研究具有多元化的特色，其研究范围，当然不止于如上所述，然而由上述内容巡视而来，我们已约略可知其发展沿革与大端，并可见出其不同时期各自的特色与不等的收获。总之，《儒林外史》研究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也取得了为人瞩目的显著成就，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未来，将显得更加辉煌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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