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汉学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的译介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前苏联著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高级研究员伊万诺夫(汉名伊文，ИвaновA．A．1885—1942)博士所选译的《儒林外史》一至八回，即连载于1929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Meлодая Гвaлдия)杂志第18期(32—45页)、第19期(38—49页)、第20期(23—41页)和第21期(37—48页)。伊万诺夫还写过长篇文章《论〈儒林外史〉》(载《文学评论集》1940年第9期)，对《儒林外史》的时代背景、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作了概括的介绍与评论。因为伊万诺夫是著名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家，他的这篇论文特别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虚伪和腐败进行了广泛的探研。
到了五十年代，前苏联的许多汉学家由于有机会到中国深造和访问，更多地了解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他们怀着极大的热情纷纷翻译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名著，同时也形成了研究中国文学作品的高潮。在这一热潮中，《儒林外史》的俄文全译本由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明清小说研究家、高级研究员、现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华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BоcкpeceнcкийД．Н．1926—)翻译完成，并于1959年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631页)。这个全译本是根据1954年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十五回本译出的，译文质量高超，能传达原著风貌。书中附有程十发所作插图，以及华克生所作的长篇《序言》。华克生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专攻明清小说，由于他对《儒林外史》有深入研究，这篇《前言》颇见功力。他写道：“1754年12月的一天，在中国中部一个城市——扬州，卓越的讽刺艺术家吴敬梓悄然离开了人世，他的死，对这个城市来说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扬州市民很少有人知道他们身边住着一位有名的大作家，相识的人也只知道他是一个不得志的贫穷的诗人。然而，吴敬梓是可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他曾写过许多诗歌，足以代表他的艺术成就的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是作家卓越天才的里程碑，直到今天，它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范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内容很少离开作者本身的阅历，它的描写细腻而深刻。正像许多语言艺术大师一样，吴敬梓所提炼的文学语言是非常生动、鲜明有力的，他借助人物对话能够痛快淋漓地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我们听到贡生扬执中的谈吐，立刻就能判断出这是个骗子和无赖；我们听到周进或范进的谈吐，能够从不同角度感觉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渺小。吴敬梓广泛运用古代书面语言、民间口头语言以及谚语、俗语，刻画出不同人物性格特征。所以他的小说虽是在两个世纪之前完成的，今天仍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热爱。无疑地，通过这部小说，苏联(今独联体)读者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伟大中国人民的过去历史。”
自五十年代以来，前苏联和俄罗斯汉学家发表的有关《儒林外史》的译著有：柯切托娃(Кочeтовa С．M．)的《儒林外史论集》，这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儒林外史》一书的摘译，收入《文摘》(Peф．CБ)1955年第12期；华克生的《十八世纪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载《国际关系研究所学报》(Учeниe Baписки ИMO)1959年第1期；华克生的《十八世纪中国讽刺文学家吴敬梓及其小说〈儒林外史〉》，1962年由莫斯科大学附属东方语言研究所出版(364页)，为作者副博士论文；华克生的《十八世纪中国讽刺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载前苏联科学院《亚非民族研究所简报》1963年第63期；菲什曼的《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小说》(1966年出版)；波兹涅耶娃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讽刺对象及其理想人物》，收入《东方文学史高校学术会议论文集》(1970年出版)；华克生的《中国古代作家在情节和语言提炼上的成就》，收入前《苏联中国文学研究》一书(142—173页)等。从以上论著可见，在《儒林外史》的研究学者中仍以现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华克生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上述的几篇研究论著都不乏深刻见解。例如他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社会揭露性的文学作品，其矛头并不是针对个别人，而是指向整个官僚阶层和学界显贵，因此小说里的反面形象画廊显得特别丰富多采。华克生把《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和理想人物归为二类：即博通之士、新起的一代、来自民间的英雄人物。他分析王冕这个人物的形象时说，作家通过这个形象表达了要求精神自由的思想。华克生认为，吴敬梓的一些观点体现着儒家思想的本质，但儒家信条对吴敬梓来说又不是牢固不可破的，随着对生活的深入认识以及与当时先进思想的接触，这些信条在吴敬梓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动摇。谈到《儒林外史》的写作技巧时，华克生特别强调讽刺的典型化手法以及隐喻的运用，同时强调这部小说与以前的长篇小说相比有了许多创新的东西，这包括完全摆脱民间说书的传统形式、取消作者旁白、很少掺杂诗词，等等。
前苏联著名女汉学家、明清小说研究家菲什曼(ФищмaнО．Л．19191986)教授的专著《启蒙时期的中国长篇讽刺小说》(1966年出版)，全书共分五章，是从中外小说比较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讽刺小说，实际上着重探研了中国讽刺小说的发展历史。这部专著所涉及的中国小说有《西游记》、《西游补》、《钟馗捉鬼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菲什曼认为，中国小说体裁的演变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先出现幻想小说(《西游记》)，接着是生活爱情小说(《金瓶梅》)，最后才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而这个过程同作家的观念变化过程正好密切相关，当人们把周围世界看作有某种神秘力量支配时，只能创作幻想小说；稍晚时期，作家表现出对于人本身、对于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关注，自然就出现写生活和爱情的小说；最后，由于不满现实和有力图改变现实的愿望，便促使作家去写讽刺小说，而这正是社会思潮，特别是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菲什曼赞同中国史学家侯外庐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也出现了启蒙运动，她就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自《西游记》至《儒林外史》、《镜花缘》等一系列明清小说，特别是《儒林外史》和《镜花缘》两部小说的讽刺内涵。她说：到了启蒙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已经具有了新的特性，它提出的已经不是单个人的幸福，而是全社会的安宁。这样，只有在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人们才能普遍得到幸福。而吴敬梓、李汝珍同伏尔泰、卢梭的理想一样，正是追求这种“文明国家”或“理想的共和国”。《儒林外史》和《镜花缘》两部小说所批判的社会弊病恰恰是作家们力图加以改变的不合理现实。菲什曼这部专著在前苏联曾引起持续多年的热烈争论，后来菲什曼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参见李明滨著《中国文学在苏联》)
前苏联另一位著名女汉学家、中国哲学与文学研究家、莫斯科大学东方语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波兹涅耶娃(Поэднeeвa Л．Д．1908—1974)的《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讽刺对象及其理想人物》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吴敬梓的进步思想与早期启蒙主义者特别是李贽的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另外，作为前苏联高等大学教材的《东方文学史》四卷本，由波兹涅耶娃主编前三卷，此四卷本分别定名为《古代东方文学》(1976年出版)、《中世纪东方文学》(1970年出版)、《近代东方文学》(1975年出版)、《现代东方文学》(1977年出版)，《近代东方文学》的断代是从十七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即清代文学)，其中有论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专章，此专章的作者为华克生等。这部大部头的教课书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俄罗斯当代著名汉学家、中国俗文学研究家、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通讯院士李福清(Pифгин Б．л．1932—)的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一书中，亦有对《儒林外史》评论的综合介绍，此书由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图书馆前副馆长田大畏译为中文本，1987年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罗马尼亚文的《儒林外史》全译本，是由罗马尼亚著名女汉学家拉迪安·东妮(汉名蒋东妮，Radian，Toni，1930—)翻译的，1982年由布加勒斯特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蒋东妮1952年至1959年曾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回国后一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东方语言教研室教授汉语，对明清小说进行了长期的研究，1966年她的《聊斋志异选》罗译本由布加勒斯特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对她翻译《儒林外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她的罗文全译本《儒林外史》并得到罗马尼亚一些汉学家和留学罗马尼亚的中国女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玉珠的悉心帮助，故译文能忠实原作，且流畅优美，出版后引起了罗马尼亚读者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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