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帝王们都把人才问题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维护和巩固其封建政权的基础，是关系到国家盛衰兴亡的大问题。因此，都强调和重视对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并在前代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整套符合其自身利益的科举考试制度及考试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许多具有相当规模的考试场所——贡院。

贡院一词大约出自于宋代，宋太宗赵匡义淳化三年(992)就有苏易简“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1)之说。所谓贡，在科举制度时期，是指各地方政府定期向朝廷贡举人才，院乃是贡举、评选人才优劣的地方。“贡院亦曰‘棘院’，亦称‘棘闱’。古代考试时，围墙之外，遍植以棘，使内外人无能逾越，故有此名。”(2)清代全国有两处最大的贡院，一处是位于现今南京的江南贡院，另一处则是位于现今北京的顺天贡院，又称“南闱”和“北闱”。目前，北京的顺天贡院已无迹可寻，而南京的江南贡院虽经历史沧桑，至今遗址尚存，而且还留有部分遗物，供后人观赏。

江南贡院在南京市秦淮河北岸，夫子庙附近。创建于明朝代宗朱祁钰景泰五年(1454)十一月初十日，完工于景泰七年(1456)初，于“景泰七年八月，内移于本处开科。”(3)时称应天贡院。明以前，那里曾是宋朝府、县试的场所，占地范围很小，据《南窗纪谈》载：建康考场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9)，因占地小，遇考生增多时，则借僧寺举行考试。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定都南京。朱元璋是元末农民起义中产生的封建阶级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对于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作用，对于开科取士极为重视，因此，开国后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1)下诏告示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庭，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4)这年京师和各行省都分别举行了乡试，但京师的乡试并非在现今所遗留的江南贡院内举行，而是由此至景泰年间四易其地。因朱元璋刚平定天下，在南京尚未建立起一个较具规模的贡院考场，而宋代的建康考场又难以容纳众多的考生，所以只得暂借它处，开科取士。由于场小人多，给当时的科举考试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明朝正统年间的一次考试，因考生众多，应天府不得不借南京京卫武学作为乡试考场，但还是不能把所有考生容纳于内，又不得不将仪门墙垣等处拆倒，尽数搭盖号舍。每处用芦席30000多张，竹木5000余根。考试完毕后，这些拆卸物又无处堆放，损坏很多。“凡遇开科，重新置办，且拆倒仪门墙垣，又要照旧修筑补还，实是虚费财力，贻累民难。”(5)此外，也因为人多稠密，语言相闻，难于防犯作弊；况且地窄又无处誊写，“将各生俱于斋房誊录，如是遮弊黑暗，昼夜点灯抄录，值阴雨温热，人多生病。”(6)在这种情况下，景泰年初，应天府尹马谅等奏请在秦淮河之北新建一所相当规模的贡院考场。这样，应天贡院在“洪武初，以北城演武场为之，地甚缅也，而艰于建置。永乐中，移于郡学之文墀官，其饬也，而防于明祀。正统间，复陡武学之讲堂，便供给也；然士多地隘非辟庑毁垣不足以改容焉。景泰初，府尹马公谅将修述职之典于朝，乃进耆夙而咨之，咸曰：‘秦淮之阳有地廓，为前武臣(7)没入废宅也，鞠为氓隶之圃久矣，若葺而理之，可办也。’公曰：‘诺。’即具本以。”(8)之后，应天贡院终于诞生，它为明代的考场建制奠定了基础，“贡举有院，内外通制也。南京应天府为天下贡举首，其制度亦必为四方所取法。”(9)可见其在当时的重要性。至此，应天贡院一直被后代作为江南的乡试场所。

新建时，应天贡院的占地范围也并不十分大，只有至公堂，以及正副主考、同考、监临、封检、对誊等官员的办公及住房建置。至公堂位于贡院正中，至公之意为秉公办事，不循私情，为国效力。“凡论才之道，惟公惟明，惟清惟精；精以备事则不烦，不烦斯清；清以空神则不惑，不惑斯明；明以照幽则不眩，不眩斯公；公以普扬则不私，不私斯人说而事成；惟其示人以大公也，是以有至公之堂。”(10)堂前面平而势整，东西两向建有号舍3000余间，由南入贡院，重门萦行，护以棘丛，用来严防搜捡；又在四周筑高墙二百余丈。整个工程共费银2000多两，完工后曾建碑记事，曰：“大明——克肖天德，全覆区宇，演祚无极。运启高皇，聪明圣智。既戢武功，大修文治。列圣相承，九十余年。礼乐明备，人文敷宣。于惟应天，实施贡举。制度文明，外邦是轨。謄兹京闱，试士所资。屡易其所，迄无空规。时有哲尹，乃相佳丽。百墙俱兴，群构斯备。帘分中表，堂匾至公。树以丹楼，俨手檐宫。惟惜号舍，仅以容膝。今也裕也，正衿几度。秦淮汤汤，环琪而流。多士至止，如步瀛洲。大易有言，云龙夙虎。运化所乘，孰不快睹。咨尔多士，逊志勿讹。工歌鹿鸣，其乐如何。联步同升，载鏖载捷。黄甲超登，尚有夔契。敬以持己，忠以事君。毋忘题名，永光斯文。”(11)

建成后的应天贡院，为十里秦淮增添了一大景观。嘉靖十三年(1534)，府尹紫奇，府丞郭登庸，治中章诤等人再次倡议，对应天贡院进行增修。扩至公堂一间为9间，并在其正北向又建衡党7间；衡之意在于“惟其眎人以至明也。”(12)至公堂和衡堂为主考官办公的地方，衡堂旁另建房屋10间，为主考、同考官居住的地方。衡堂之后，又有一堂3间，为憩息之堂。至公堂向南，新建一楼，取名“明远楼”，明远二字出自于《大学》中“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矣”的含意。明远楼两侧增建号舍3700余间，再向南有房屋32间，其中10间为外大门，门外有碑坊，坊南有街；街南拓池临秦淮河水。由此可见，嘉靖十三年的应天贡院已具规模。万历六年(1578)又重修了应天贡院，这次重修开工于万历六年，于次年七月完工，费时仅一年。“凡为堂室之更置者330有奇，为砖舍之新甃者5000有奇。”(13)鉴于贡院建设尚有许多不如人意处，象新建号舍处于低洼之处，寒冷濡温，“贡院道由巷入，南濒河(秦淮河)，皆庐舍障塞，狭隘不足容多士。”(14)入帘后，“与阛阓仅隔一垣，鸣吠喧嚣，声闻帘内……突烟人迹薰丞，襟还浅迫暗汤，不利校阅，往往有不能其启处而病者。”(15)等，万历二十八年(1600)又进行了大修建。明代从洪武三年起至崇祯十七年(1644)止，大约开科乡试80次，其中通过应天贡院考试，而闻名于世的不乏其人；最有名，而且是妇孺皆知的，恐怕莫过于唐寅，即唐伯虎了。

除了唐寅外，清代也有不少名人出自于江南贡院，象郑板桥、姚鼐、翁同龢、张骞、李鸿章等，就连近代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陈独秀先生，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从安庆抵南京，参加这年的江南贡院乡试，当时他只有18岁，其《实庵自传》对此有详细的叙述。

清代的科举制度沿袭明代。清入关后，于顺治二年(1645)秋八月首次举行乡试，三年(1646)春二月举行会试。并规定：“嗣后以子、卯、午、酉年乡试；丑、辰、末、戍年会试。奉特旨开科，则随时定期。”(16)清代的科举考试从此开始，自清顺治帝始至光绪帝止，各朝帝王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考试制度的健全和贡院的管理。康熙时合江苏和安徽为江南省，改明朝的应天贡院为江南贡院。雍正元年(1723)对江南贡院进行增修，撤除了旧号舍，更新了窄陋号舍，并新建号舍4000余间，至此江南贡院共有号舍17000多间。此外，将所有房屋都完固整好，“他如至公、衡两堂，左右经房及各所房舍，一一更新之极，其规模之大，尽其采藻之工。美哉，一代人文之大观也。”(17)这项工程共费银9100多两。同治十年(1871)又重修江南贡院。随着考生的逐年增多，原有号舍再次不能满足考试的需要，所以又在“东至平江府，西至西总门，凡增2812间，则房81所，官房4区，合旧为19812奇；自是两省之士庶无遗之憾。”(18)

江南贡院历经明清两朝的不断增修、重修，至清光绪年间，已形成东起今姚家巷，北至今建康路，西达今贡院西街，南抵今贡院街的规模庞大的考场。贡院大门外有东西辕门，均为木结构牌坊(东辕门在今解放电影院一带，西辕门在今六凤居餐馆附近)，高达2米，坊额上刻有“旁求俊乂”和“登进贤良”八字。正面共有三门，中门通人，左右两门平时木栅封闭，只有开考之日，考生从三门鱼贯而入。大门东西除一对石狮子外，还有石牌坊两座，额文为“明经取士”、“为国求贤”。贡院中门有房屋5间，左右为耳房，中开三门，正中门额悬朱红墨字“贡院”模匾，左右门上各悬“闢门”、“吁俊”匾。进正门后，左右各有一碑亭，左为“整齐”，右为“严肃”。东西又有官廨3间，供考试时维护考场秩序的官员休息；向前为二门，正南面有一大照壁，其正面为堆砌盘龙，背面乃张榜之处。二道门又分为五门，中门上方悬康熙御笔“天开文运”匾，东题“博鹏”、又东为“振莺”；西题“起凤”，又西为“和鸾”。至第三道正门为龙门。龙门本是地名，在今山西省河津县与陕西省韩城县之间的黄河河道上，《书·禹贡》中有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说法。“龙门之下，每岁季春有黄鲤鱼，自海及诸川争来赴之。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72。”(19)后来人们由此触发，把鲤鱼跳龙门比喻那些因社会名流推荐，或通过科举考试而提高了自身声誉与地位的人；“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20)据《三秦记》中载，鲤鱼跳龙门时“天火自后烧其尾，乃化为龙矣。”所以，历代考生都把考取举人，以至今后升官的时候，均要烧一道鲤鱼菜，以示盛大庆贺，这种庆贺宴会被称为“烧尾”。

过龙门后，直通明远楼，后达至公堂。明远楼是江南贡院的中心，也是整个贡院内最高的建筑。楼高三层，木结构，成塔形，总高13．2米，占地280平方米，底层四面各有一圆拱门，四檐柱从底直树至顶楼；北向檐柱边有一梯通向楼上；其顶成轩制，筒瓦压脊；四周梁枋交织，斗拱飞檐，檐角下遍悬“金马铜铃”；檐下坊额雕花绘彩，古朴秀雅。楼上四面阑槛勾窗，站在楼上，可以俯览整个贡院。二楼正面檐下悬巨匾一块，上有金字楷书“明远楼”。一楼内有康熙时文人李竺翁所题对联一幅：“距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器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考前3天，延僧道在明远楼上设坛打醮三昼夜，祝祷上界、阴间，并立祭旗，令士兵日夜更番摇旗呐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21)其目的在于告诫考生平日要行善禁恶，循规蹈距。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上楼监视，“白天摇旗示警，夜间举灯求援”，(22)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等。明远楼的两侧为号舍。号舍即是考生考试、食宿的场所，每号以《干字文》编号。每字号为一号巷，每号巷内有房舍不等，多则近百间，少则五六十间，皆南向成排。号巷宽约1．3米，容两人擦肩而过；巷口置有号灯(供考生夜间行路)和水缸(供考生饮水)。号舍外墙高约2．7米，号门高2米，屋顶盖瓦，每间隔以砖墙。号舍内深1．3米，宽1米，人入其中伸手可及屋檐。舍内砖墙两壁离地半米左右，砌成上下两道砖缝，以使上下承板；板可抽动，白天下层木板可坐，上层木板代替桌几伏案答卷；夜晚抽出上板并入下板，供考生就寝；其室狭窄，人只能蜷曲而卧。考生必须按号入舍，并自备油布作门帘以防风雨。吃饭在号舍对面墙脚顶留一凹处自烧，上面可放考生自备的小巧炊具，供给菜油作燃料。昔日考生不入号舍不知道，一入号舍方知考试的甘苦。《儒林外史》第二回写周进年过60，连个秀才也没有取，却非要去贡院看看，当“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

至公堂的建筑精巧，堂内悬有康熙御书“旁求俊乂”的朱红金字大匾，两旁有明朝杨士奇撰写的楹文：“号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堂前有回廊，设木栅周围，禁止闲杂人等出入。东西两侧为监临、提调厅。至公堂后为戒慎堂，其后檐墙门称为“外帘门”。凡监临、提调、巡察、掌卷、受卷、誊录、对读、弥封、分卷等官员的办公及食宿等都在至公堂与戒慎堂之间。戒慎堂后有一砖门，门外有池，池上有石桥，取名“飞虹”，过桥即为“内帘门”，内植各种苑圃；再向前就是衡堂，为主考、典试们的阅卷处；堂后是主司们的起居食宿及内帘监试房。飞虹桥是内外帘官的禁区，平时内外帘官皆不得逾越过桥，否则被视为通关节，而受惩罚。每逢中秋佳节赏月时，彼此也只得隔桥互相道贺而已。尽管如此，循私受赂，科场舞弊案时有发生，仍不能禁绝；最著名的有顺治十四年(1652)、康熙五十年(1711)、咸丰八年(1858)、光绪十九年(1893)等数起江南贡院舞弊案。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性已越加暴露出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下清醒过来，坚决要求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以求富民强国。在他们的不断鼓吹之下，清王朝不得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下诏宣布：“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23)至此沿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民国三年(1914)原江苏省长齐耀琳、安徽省长韩国钧等，借两省士民之意，在南京召开了处分贡院事等咨询省议会，订出十条处分办法。“规厥制，划巨道，剖其中而留明远楼及衡堂为方式存遗迹，以示未来。别存号舍若干间，以明前代试场之遗迹，余则辟市肆，利郡商”。(24)如此，江南贡院便肢离体散；所遗衡堂今已不存在，若干号舍于50年代移至南京大学，现也不存在，唯有明远楼、飞虹桥及明清的22块刻有江南贡院记事、题咏等的碑至今尚存在江南贡院遗址上。

1989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南京市秦淮区政府及文管会以明远楼为正门，辟1000多平方米，建起了我国第一家以反映古代科举制度为目的的专业性展览馆。其宗旨在于广泛征集和展出有关科举制度的实物和资料；同时又充分注意这座独特的专业历史展览馆的知识性、观赏性和娱乐性，使其在发展文化、文物和旅游中发挥积极作用。展览馆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明远楼为中心，东西两侧立有22块历代碑刻。第二部分为复建的号舍，共40间，里面放置17尊可动的模拟考生形象，有的考得得心应手，有的则腰酸背痛，有的苦思冥想，有的却在伺机作弊……人物神态各不一样，栩栩如生。第三部分为展示大厅，展出了反映我国科举制度的珍贵文献资料、文物、图片等近500件。此外，还举办参预性的娱乐活动——模拟乡试，观众可身着古装，亲身体验一下昔日考生的考试滋味，“考官”根据“考生”成绩，发给合格证书及纪念品。此项活动深得中外游客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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