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
陈简斋《无住词》未臻高境。惟《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词例】:
临江仙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解析】:
“大苏”指苏东坡。白雨斋评陈与义《临江仙》词时说它“笔意超旷,逼近大苏。”这说法其实在宋代就有。南宋黄昇就说:“陈去非……有《无住词》一卷,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从其“识者”云云的口气看,只怕这话的来历还要早。后来明人杨慎《词品》也重复了黄昇的话:“(陈词)语意超绝,笔力排奡,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非溢美云。”由此可见,白雨斋的评语不仅代表他一人之意见而已,更代表了无数词作名家和词学名家的共同的看法。所以,要弄清陈与义如何“逼近”了“大苏”,就得首先弄清苏词如何,陈与义词如何,然后才谈得上其它。从上引诸家说法中已不难发现人们将二者相提并论的根据,那就是二者的共同特征是“笔意超旷”或“语意超绝”。正是这“超绝”(“超旷”)才使苏词成其为苏词,也正是这“超绝”(“超旷”)才使陈与义“逼近”了“大苏”。那么这“超旷”(或“超绝”)在苏词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大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剖辨清楚的。苏轼染指于词的初衷如何,不得而知,但他给当时和后世之人留下了许多可供聚讼不已的话题倒是实情。但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比较一致的看法则是苏轼“以诗为词”。这话原本不错,可惜还未说到根本上,尤其这“以诗为词”的说法让人多半联想到苏词的形式如何如何,这就难免不唐突了苏词。其实,影响一个人生活态度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他的人生价值观,影响一个人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东西则是他的审美价值观。从苏轼一生看,他基本上是“儒”于中而“道”于外,儒家思想是其内在的灵魂和血肉,道家思想则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所以他那最为冷漠超脱甚至是滑稽诙谐的外表,常常包裹着最为炽热执着而又严肃认真的情感。这些东西表现到文学创作上便是既执着又旷放,他执着的是理想,是美的境界,是“绝去笔墨畦径间”的无与伦比的创新;他旷放的又是不粘、不滞无所拘束,“如行云流水,初无定止,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这些才是苏词“超旷”的本质内涵。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只开头一句“大江东去”,就足已雄视千古了。词中所咏之人、之事似乎都包含着正反的涵意,比如:虽然是“风流人物”,但又已被“浪淘尽”,这是由喜而悲;但反过来看,虽然已被“浪淘尽”,但毕竟流传千古,仍是了不起的“风流人物”,这又是由悲而喜了。再比如咏周郎,虽然是“豪杰”,但那也只是“当年”的过眼烟云,今已尸骨无存,这是悲;反过来说,周郎虽已成尘,但在“当年”毕竟“雄姿英发”了那么一回,所以仍是“豪杰”,这又是喜。这一进一退或一退一进都是真实的苏轼,不过“进”才是他骨子里的东西,而“退”只是他的外表,是其旷放的表现形式,可是他的全词又恰是以旷放超迈作特征的:那“风流人物”也罢,“三国周郎”也罢,都是陪衬他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的,所以他慨叹自己“早生华发”,可是到了词尾他不是以“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又一笔全抹倒了吗?文字形式上的抹倒恰恰是抹不倒,但又毕竟是文字形式上的抹倒,这正如超旷恰恰不是超旷,但又毕竟是超旷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事实,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苏轼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
再看陈与义,其《临江仙》词也正是在这些特征上同苏词有相通相近处。词的上片是“忆旧”。“忆昔”二句是何等豪迈!而“长沟”三句又有多少低回往复!下片是“感怀”。“二十余年”二句是惊是喜?是苦是甜?实非一言所能尽。“闲登”三句则又作旁观人语,又是何等冷漠超脱!词中拿得起放得下,上片的忆旧之情用“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带过,下片的感怀之意又以“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放开,确实够“超旷”的了,但真能带过、放开吗?词人的内心是火一样炽热。所以陈与义的“逼近大苏”并不只是语言的清奇,也不只是意境的阔大超绝,更有比这形式上多得多的东西在。当然宋词诸家“逼近大苏”的不只陈与义一人,南宋的辛弃疾便是更为杰出的一个,不过南宋民族矛盾的加剧,致使词人的笔下少了几许飘逸清奇,而多了几许沉著激烈,这则是“逼近”了“大苏”而又离开了大苏。到后来国势式微,词人的内心世界愈益局促,不复有苏词的格局和气度,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逼近”什么苏词的“超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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