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轼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旋。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厌。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苏轼此诗究竟作于何时，考据家多有争议。有的认为作于熙宁四年(1071年)赴杭州通判任时；有的认为熙宁七年(1074年)由杭州通判赴密州知州时所作；有的则认为是元丰二年(1079年)移知湖州途经泗州时所作。总之，作于元丰三年乌台诗案之前，具体时间待考。此诗主要写登览泗州僧伽塔之所感。泗州僧伽塔，据《高僧传》云：“僧伽者，葱岭何国人也……(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示寂。归葬淮上。多于塔顶现小僧状。于是乞风者分风，求子者得子。”苏轼此诗即从“乞风者分风，求子者得子”的传说生发出对人生的感慨。
诗歌开始六句叙往事。诗人说：“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旋。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从“我昔南行”四字看，这是回忆往事，曾途经泗州僧伽塔，祷塔而风止。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兄弟二人护送其父灵柩归蜀，自汴京出发，途经泗州。此诗言“我昔南行舟系汴”，当指其时其事。
中间六句是议论。途次泗州而遇逆风，焚香祷塔，风向则转，确是灵验。可是，这只是通常人的见识，诗人对此却别有一番看法。他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一般人总是“我自怀私”，只要自己方便就高兴。耕种时盼着下雨，收割时喜欢天晴；去时顺风则高兴，回来逆风则抱怨。于是，人们都乞灵于造物者，保祐自己万事顺遂。对此现象，诗人风趣地说：假若人人都是一向苍天祈祷便可遂愿，那么造物者应须每日千变，那岂不是把他老人家忙坏了?其实呢，乞灵上苍是十分可笑的做法。“至人无心何厚薄?”“至人”，这里指佛祖释迦牟尼，《分律行事抄资持记》曰：“释迦如来道成积劫，德超三圣，化于人道，示相同之，是以且就人中美为尊极，故曰至人。”“无心”，佛教指解脱妄念的真心。《宗镜录》云：“所为无心，何者?若有心则不安，无心则自乐。故先德谒云：莫与心为伴，无心心自安，若将心作伴，动即被心谩。”诗人说，佛祖是无心的，他是不会厚此薄彼的。这里，既可以看出苏轼虽然喜参禅礼佛，但并不赞成对佛教怀有迷信，同时也体现了他通达的思想观念。
“我今身世两悠悠”以下四句，联系自身处境表明所持态度。清人王文诰评“去无所逐来无恋”一句说：“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为奉行新法之臣，是此官无可做也。此句是全篇主脑，却不道破。”这一分析是颇为中肯的。“今我身世两悠悠”，是感慨辗转不息的处境。“去无所逐来无恋”是表示随缘任运的心境。“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二句又归至阻风之事。行程为逆风所阻，能得以前行固然为我所愿，然而即便因风而滞留，心中也不沮丧。倘若每到一处便有求于神灵，那么神灵也会感到厌倦的。这些话，正体现了诗人受禅宗思想的启迪，呈现出身处逆境却并不悲观的通达心境。
最后四句复由议论转入“泗州僧伽塔”的题面。“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二句写寺塔也如人事一样，发生了变化。韩愈《送僧澄观》诗中曾形容僧伽塔“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意谓僧伽塔曾遭火烧水淹，毁不成形，而由于唐代僧人澄观重新修建，又巍然耸立云端。苏轼由眼前的僧伽塔而联想到韩愈笔下的僧伽塔，笔势变化莫测，纵横自如。最后两句归至自己登塔遥望群山之举。
本篇构思颇奇，本来是写登塔览胜，却不直写登临，而从回忆往事写起，继而抒写对宇宙与人生的认识，最后方结入登塔之事。全诗以议论为主，辅以叙事。然而，虽以议论为主，却并不显得枯燥。其原因有三：一是议论由叙事引出，显得自然；二是议论风趣幽默；三是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清人纪昀评此诗曰：“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由此可见苏轼高度纯熟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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