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迪
莫什莱夫丁·莫斯莱赫·萨迪(1208～1292)中古波斯著名的三大诗人之一。出生于名城设拉子一个清贫的伊斯兰教传教士的家庭，少年丧父，生活艰辛。青年时代进入巴格达著名的尼扎米耶学院攻读文学和经学等，写过不少抒情诗。因蒙古人入侵，战祸不断，社会动荡，他前半生颠沛流离，以行脚僧的身份漂泊异国，足迹遍及亚非各地，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256年，他返回故里，潜心著书立说，创作了多种形体的诗歌和著作，以抒情诗成就最高，素有“设拉子的黄莺”之称。他的代表作是举世闻名的《果园》(1257)和《蔷薇园》(1258)。萨迪以精湛的技艺开创了一代新的诗风，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去世时被奉为“诗圣”。
论帝王言行
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
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
否则你将失去你的奴隶，
尽管他平日戴着耳环。
你若想使外人倾心归附，
就应以恩礼使他心服。
暴君决不可以为王，
豺狼决不可以牧羊。
国王对人民任意榨取，
正是削弱国家的根基。
假如帝王欺压人民，
在危难中就会众叛亲离。
你若时时体念人民，
在战时才能无所畏惧。
因为君主如果英明有为，
全国人民便是军队。
《蔷薇园》写于1258年，是萨迪最重要的作品。全书分为“论帝王言行”、“论僧侣言行”、“知足长乐”、“论寡言”等8卷，多方面地描绘了社会现实，表达了诗人鲜明的思想感情，是诗人一生生活经验的总结。该作散文和韵文相结合，诗文并茂，以诗歌点明主题，阐明生活哲理，近乎民歌。这里节选的3节诗均出自“论帝王言行”之六，据文中记载，有一位波斯国王，“横征暴敛，残民以逞”。残酷的暴政之下，人民四处逃亡，人口锐减，国力衰弱，“入境的敌人”都“伺机入侵”。危难之下，臣下为之诵读《列王纪》，通过宰相与国王论天下民心之归附的对话，诗歌精辟地总结了作者反对暴君，同情人民的“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其中孕含着深厚的人道主义哲学。
萨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把同情心作为人的最高标准，提倡关心人、尊重人，并认为人生就是要行善。他对民间疾苦了如指掌，长期同人民保持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同情人民，关心人民成为他思想和行动的主旨。他在一首诗中这样说过：“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为人不恤他人苦／不配世上妄称人。”因此他痛恨暴君、暴政，并鄙视依附权势的恶徒。他曾拒绝做宫廷诗人，而宁愿闭门隐居，以宣传真理为己任，为人民创作可以当作“蜜汁”吸取的作品。为此，他直言不诲地写道：“萨迪，你的言词毫无畏惧，／既然你把剑举起，就向胜利走去。／把一切真理都揭开吧；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严肃的创作思想使他勇敢地正视现实，义不容情地揭露尖锐的社会矛盾，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暴虐的帝王和贪官污吏等。以上节选的这一组诗，就鲜明地表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暴政必然招致灭亡和“民为邦本”的重民思想。诗人着眼于帝王和人民、国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暴君”与“豺狼”等同起来，明确提出：国家之兴亡在于顺乎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于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完全取决于当政者对待人民的态度，如果背逆民心，忽略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欺压人民，就会“众叛亲离”，国家不得巩固；反之，若顺乎民意，爱民保民，危难之时，“全国人民便是军队”。这既是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是犯众失国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人所说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即在于此。当然，虽说萨迪看到了人民中间蕴藏的巨大力量，肯定了“天下的得失在于民心的向背”历史经验，但他仍寄希望于开明君主，力陈当政者要“待人以宽”，有爱民、怜民之心，以便使人民“倾心归附”。这种“仁政”，基本上还属于“君贵民轻”的思想范畴。然而在中世纪，诗人提出了“暴君决不可以为王”的思想，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萨迪一贯追求高超的艺术创作技巧，同时非常重视文学的教谕作用，但他从不堆砌典故，故作高深，也不雕饰词藻，哗众取宠，而是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运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叙事说理，给人以朴实无华的美感和深邃睿智的思想启示。正如他在《蔷薇园》中的跋所自我表白的：“我用美丽词彩的长线串着箴言的明珠，我用欢笑的蜜糖调着忠言的苦药，免得枯燥无味，使人错过了从中获善的机会。”正是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使得《蔷薇园》在世界文苑中春色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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