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齐永明年间，由沈约、周顒等人创立的关于诗歌创作中声调音律的理论。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阐发了声律论的具体主张：“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宫羽”，此代指平、上、去、入四声。所谓“宫羽相变”，就是指语言中高低、轻重不同字音须相间运用，以造成诗句语音上的节奏感，产生和谐之美。“浮声”，指平声；“切响”，指上、去、入三声，即仄声。沈约认为，诗句之间须前边用平声，后边应之以仄声，即所谓“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平声和仄声间隔运用，“音韵尽殊”，“轻重悉异”，富有变化，才能产生韵律谐和，才能有音乐美。
上述关于四声的运用，是一个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的内容是讲究病犯。诗歌创作上在具体运用四声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病，沈约等人为之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了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几种病犯。李延寿《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群谢朓、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积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
永明声律论是当时诗文日益追求音律美在理论上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前人音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诚如钟嵘在《诗品序》所说：“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声律论的创立还与当时音韵研究的长足进展有关。声律论的创立对诗歌创作的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能帮助作者自觉地掌握语音规律，使诗歌形式更臻完美，且为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这是主导的方面。但另方面，声律论确系带来了拘忌声病、束缚思想、有伤自然的副作用，也助长了形式主义文风的发展，这是声律论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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