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胡仔※著。是书为综合性的诗话汇编，共一百卷，分前后两集，约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撰成于宋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四十卷，撰成于宋乾道三年(1167)。从其前集序中可知，此书是胡仔继阮阅《诗总》※(后人改编为《诗话总龟》)而写，“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此书在体例上不同于《诗总》的有两点：改《诗总》按内容编排体制而为以时为序、以人为目，补以事类的编排体制；改《诗总》以记事为主而为评论为主，多附辨证考订之语，使内容更清晰、系统，便于检阅，发展了综合性诗话的汇编体制，较之《诗总》前进了一大步。
胡仔的诗论主张，约略地说有下列几点：一、写诗要“创新”、“自出胸臆”、“有所感而作”，做到思维精密、用语工整、不落俗套。“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自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也有清愁鹤发翁”(天随子《自遣》诗)，这样的诗，他的结论是“思新语奇，不袭前人”。二、诗要写得有意趣，又要合乎情理。“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魏野)他认为“虽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而“得食阶除鸟雀驯”(少陵)，“为鼠长留饭，怜蛾不点灯。”(东坡)他认为“皆当于理，人无得以议之矣。”三、用好典故、托物寓意(“贵含蓄”)，反对穿凿附会。宋子京的“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认为是用得好而精确的“诚可法也”的典型。而“诗人咏物形容之妙，近世为最”，尤其是苏、黄的咏花诗，胡仔认为“皆托物以寓意。比格尤新奇。”四、诗人应该有思想涵养、诗艺修养。欧阳修与苏东坡比，“虽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然而“一经贬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而东坡“平时胸中所养”，“过退之远矣”，挫折面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该是永叔所缺少的。诗人还应有诗艺修养，“旧说梅圣俞日课一诗，寒暑未尝易也。圣俞诗名满世，盖试说之效耳”。而“诗文不厌改”、“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此生精力尽于诗”，屡屡为胡仔所称赏，也实在是他“自少至老饱谙此味矣”的写照。诗艺修养还包括胡仔着重提出过的要炼字，有一二字工夫，广言之凡是以诗名世者应该有脍炙人口的一句或一联或一篇才好。“如‘池塘生春草’则谢康乐也”(一句名世)，贾岛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名世)，白乐天有《琵琶行》一篇名世，等等。五、胡仔论诗侧重在“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又特别提出“以子美之诗为宗”，“师少陵而友江西”，而且明确说出“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目的是为了使宋朝的诗坛兴旺起来。六、胡仔论诗喜作聚类比较(“连类而及”)，再加品藻，如咏花诗、听琴诗、下棋诗、题画诗、折柳曲，还有“九日诗”等等，一组组欣赏、品评。七、纠谬校实、揭示剽窃。凡古来谬误处，必指出，即使是心目中十分推崇的杜诗，亦非顶礼膜拜、盲目推崇，诸如《江南逢李龟年》，经他悉心考证、周密思虑，文学史上第一个断言“此非子美作”。一言既出，历八百余年，当代学者仍著文称许(见《杜诗论稿》李汝伦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仔的学术眼光不可谓低。对剽窃者，必揭示之，如前集五十二卷、五十四卷都有这类例子。
《苕溪渔隐丛话》在诗评发展史上的意义：一、完善了北宋一个朝代的诗话理论研究工作。如果只有《诗总》的话、那么元祐以来作为北宋诗坛盟主的苏东坡、黄庭坚的诗评资料阙如，则是大不完善的，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述《苕溪渔隐丛话》继《诗总》之后概括道：“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这是符合实际的。二、胡仔不仅汇集了《诗总》未收集的，最可贵的是用“苕溪渔隐曰”这一按语形式亮出自己的观点，类乎“太史公曰”似地秉公执言论定是非，这较之《诗总》仅仅是直录前人诗话而无己见，诗学价值高多了。所以，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考》中说：“阮书仅有排比之劳，胡著则有撰著之功，难易迥殊，效用亦大有径庭”。三、考订真伪，保存、宏扬优秀民族文化上的贡献。由于种种原因，千百年来诗歌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以讹传讹、良莠杂生，而辨定真伪加以订正，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那些点石成金之精华，一经考证凿实，更见灿烂光华。诸如“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身轻一鸟过”等，书中有不少论述。再说胡仔所推崇的杜诗，他手头所拥有的版本就有八家，还准备“继当访之”，而“其语凿空无可考据，吾所不取焉”，可见治学态度是极严谨的。这样，一遇到碑本《子美画像》诗，他敢于断定“子美决不肯自作，兼集中亦无之；必好事者为之也。”对于杜甫《解闷》诗中“孟子论文更不疑”的“孟子”俗人以为是孟轲，而他根据拥有的杜诗版本的自注，论定是“校书郎孟云卿”。这些为读懂杜诗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包拯为官清正，胡仔称颂他守正不回之余，还为他保存了一副好楹联“直杆终为栋，真刚不作钩”，使诗与精神共同流芳百世。四、为当时爱诗、学诗、写诗、论诗者开了一代新风。胡仔在文学史上是把北宋以前的诗话汇编起来加以论评优劣的第一人，影响不小。后来继续从事综合性诗话汇编工作的有魏庆之※(编《诗人玉屑》)，计有功※(编《唐诗纪事》)，尤袤(编《全唐诗话》)，虽然各人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或多或少地继承了《苕溪渔隐丛话》的分类形式和某些体例。宋末唐宋近体诗《瀛奎律髓》的编者方回曾作《苕溪渔隐丛话考》，说对此书“回好之，……昼夕窥观，学诗实自此始。”可见此书曾经产生过较好、较广泛的影响。
《苕溪渔隐丛话》的版本，据郭绍虞先生的考证，旧时有海盐杨传启依宋本重刊本，绩溪胡氏耘经楼仿宋刻本。其列入丛书中者有《海山仙馆》本、《四部备要》本，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今人廖德明校点的新版本，1980年5月北京第二次印刷本在原校点上作了补正，可说是目前较完善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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