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元初蔡正孙※编辑。又名《精选诗林广记》、《名贤丛话诗林广记》、《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新刊精选古今名贤丛话诗林广记》等，成书于宋亡后十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库全书》著录于集部诗文评类。
《诗林广记》主要是一部编辑而成的晋、唐、宋著名诗人诗作评论集。因为编撰者认为“诗之难言”、“有不可以一毫私意而臆度之”，所以他对诗篇的评论是通过采集、比排他人的诗作、诗谈而实现的。全书前后两集各十卷，前集选晋、唐三十位诗人的作品，后集选北宋二十九位诗人的作品。在所选诗后，附录相关的诗话和可资参校比照的诗篇。全书共选诗和附诗六百七十一首，称引诗话等资料书一百七十余种。这种别出心裁的体例安排，是该书最大的特色。这使它成了一本后世十分珍贵的资料书，同时还对于了解所选诗的典实和艺术性很有帮助，所以明代张鼐称誉它为“诗学之指南”。《诗林广记》选录的标准是当时“脍炙人口者”和有评语可辑者，因此选诗不一定都是诗人代表作，所录不一定都是全诗入选的评论，也不一定完全恰当。张宗泰在《鲁岩所学集·总跋诗林广记》中曾评论过入选的评论：“杜牧《赤壁诗》，牵连成文，具见运思遣词之善。乃引《许彦周诗话》※，谓‘杜社稷生灵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则谈诗堕入恶趣，全不解诗家兴趣之妙矣”。然而，《诗林广记》的最大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编排体例、选辑标准，而在于它辑存了后世散佚不见的大量的诗和谈诗资料。如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后所附的黄庭坚、刘克庄、谢枋得三首和诗，苏辙《足东坡赠姜唐佐》诗等，皆为孤家独传。又如被郭绍虞辑入《宋诗话辑佚》一书中的《王直方诗话》※、《蔡宽夫诗话》※、《艺苑雌黄》※，以及附于范仲淹《赠钓者》诗后的《翰府名谈》、《文酒诗话》※等谈诗资料，也赖此才得残存。
蔡正孙本人的谈诗文字相当稀有，而在这稀有的文字中，又有很多以“按”的形式而被用来综述、叙记诗篇中涉及的典实和本事。如书于王维《闻逆贼凝碧池作乐》诗后的乐工雷海青掷器恸哭，李白《咏鹦鹉》诗后的高力士脱靴等。不过这也隐晦地表明他对生活与艺术之间联系的注重。能真正显示其诗论主张的表述极为罕见，但一些穿插于辑引称录之中的简短评话说明，蔡正孙非常关注诗艺，如格调、用事、变体、风格、修辞等等。他曾说：“用事多填塞故实，谓之点鬼簿。如少陵此诗，未尝不用事，而浑然不觉其为事，可谓精妙者也。”在总的倾向上，他对诗的看法与诗教一致。他评杜荀鹤《时世行》诗：“此诗备言民生之憔悴，国政之烦苛，可谓曲尽其情矣。采民风者观之，其能动心否乎?”评杜甫绝句三首之二云：“‘门外鸬鹚久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言贫利小人畏君子之讥其短也。‘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言君子蒙以养正，瑾瑜匿瑕，山薮藏疾，不发其恶。小人未革面，谄谀不知愧耻心”。皆属言志、教化、讽谏、观风一脉，无理论上的创见。不过，蔡正孙评诗最大的长处是在他评诗的方法，即客观解诗法和比较解诗法。它们在体例上体现为大量称引他人诗论和辑录可资参比的诗篇，在具体行文中表现为详尽提供诗作之典实、本事和直接作对比的评述。关于对比评述，如他评李商隐《登乐游原》诗时说：“明道程先生《禊饮》诗末句，是用此意翻一转语。”又：“愚谓洪平斋此诗，非特引用乐天紫薇花事，而其意度闲雅，有乐天之风焉。”又评李白《鹦鹉洲》诗曰：“此诗联与崔颢诗格调同，而语意亦相类。”但蔡正孙自己未能自觉地从理论上提炼出这种方法意识。
《诗林广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是明弘治(1488—1505)年间张鼐刻本，通行的是弘治十年(1497)张鼐刻六卷本。今以常振国、降云的点校本最为详善，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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