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傅若金※撰，一卷。是书论及到诗之六义，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诗歌与诗人的品性、才学的关系、唐、宋诗之别，元代的诗坛，诗的从政专对的作用以及诗的作法等问题。其中虽有承袭前人的见解，然也不乏有一些值得肯定，具有积极意义的论述。如说：“魏晋以来则世降，而诗亦随之。故载于《文选》者，词浮靡而气卑弱”，而“唐海宇一而文运兴，于是李、杜出焉”，所以，作者认为唐刘禹锡说的“八音与政交通，文章与时高下”是可信的，正确的。诗歌的发展变化是与时代的兴衰、风尚等等紧密相关的。另如书中指出：“诗原于德性，发于才情”，是诗人品性、才情的表现，那么不同的诗人“心声不同，有如其面”，因才情品性有别，他们的作品便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太白自有太白之诗，子美自有子美之诗，昌黎自有昌黎之诗”，“各自为体，不可强而同也。”又说：“作诗作文系其人所养如何”。这里不仅提倡发展不同的创作个性，而且强调作家要加强个人的“养”。谈到唐宋诗，作者认为“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于立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明确指出宋诗之弊。尤其对南宋诗坛“高者刻削矜持太过；卑者模仿掇拾为奇，深者钩玄撮怪至不可解：浅者杜撰张皇有若俳优”更为不满，认为“至此而作诗之意泯矣。”评论中肯可取。至于作诗之法，作者说：“作诗成法有起、承、转、合四字”，“又以一诗全首论之，须要有赋、有比、有兴，或兴而兼比尤妙”。“至若升降开合出没变化之妙，又在自得而非教者所能与也。法度既立，须熟读三百篇而变化以李杜，而后旁及诸家，而诗学成矣”。从不同方面论述，对于学习写作诗歌者也不无启发。此书收入《格致丛书》、《诗学指南》※卷一。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投稿及网络搜集，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联系QQ：37996619（同微信）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