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顾炎武※著。三十二卷。这是一部读书札记。潘耒《日知录序略》云：“先生著书不一种。此《日知录》则其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作者曾以铸钱为喻，谓当先从“采山之铜”入手，广集资料，用力极勤。此书为其一生精力所注。这部分类编的札记，第十九、二十一卷诸条主要总结了大量卓有见地的诗歌理论，可视为诗话卷，集中体现了顾炎武关于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些看法。
在《日知录》第十九卷“文须有益于天下”条中，顾炎武曾明确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这里的“文”不仅包括学术著作，也指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创作。可见，以“经世致用”为其学术思想核心的顾炎武，在文学上完全主张文学为社会政治服务，反映现实人生。在具体涉及到诗学观点时，他也明确说：“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之旨失之远矣。”(《日知录》)卷二十一，“作诗之旨”条)顾炎武认为诗歌的根本是“言志”，即阐发儒家思想，表达个人的志向；观察民风，总结政治教化的得失：这是诗歌的作用。而这种讽刺当今政治，使人向古代“治世”看齐的诗歌要写得有文采，表达出悲愤哀怨之情，体现出国家政治兴衰的轨迹。他的这些看法与白居易的诗论观是一脉相承的。他盛赞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和关于“美刺”的观点。(同上)由此可见，对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顾炎武并不反对，但是，又主张“直言”：“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日知录》卷十九“直言”条)与此相联系，顾炎武又主张诗歌抒发诗人的真实感情，反对矫揉造作。在《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条中，他认为周朝士大夫为悲悼宗周覆亡而作的《黍离》，屈原所作的《离骚》，陶渊明所发的一些愤激之语，都是出自肺腑，发于真心，均带有诗人的真情实感。他又认为：“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性，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同上)这说明，顾炎武提倡诗歌创作要抒发真感情，也与他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是针对那些清兵南下时屈膝投降的诗人们而说的，对于那些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变节诗人，他极为讨厌；他认为那些人在诗歌中所抒发的感情是伪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阐发的诗歌理论是辩证的，他主张向古人学习，但是，他又反对一味崇古好古，模拟古人，以致陷入复古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失去自己的真面目、真精神。(见卷十九“文人摹仿之病”条)在反对模拟的同时，他又主张诗歌创作应独出己意，能够创新；他要求诗歌创作一定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见卷十九“著书之难”条)。这种创新观点的具体化便是该书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条所阐发的“诗体代降”的文学进化观。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还对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诸如用韵、修辞句式等都有涉及；对古代诗人诗作也有具体论述，且时见新意；还对我国古代的诗体渊源与特点，诗歌流派等做了探讨，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日知录》起初以八卷本行世，后经作者删改增补为三十二卷，书中错误之处，曾经阎若璩等订正，黄汝成著有《日知录集释》最为通行。《日知录》流传的刻本曾被删改很多，后人得其稿本，编成《日知录之馀》四卷。近人黄侃据传钞本，著有《日知录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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