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朱彝尊※者，姚柳依辑。二十四卷。彝尊辑《明诗综》，于名人小传、辑评后，附以己作《静志居诗话》，或补诗人轶事，或评赏其佳句佳篇，或述诗坛风气，或阐发诗学理论。后人将此汇辑单行。书前有赵慎畛、曾燠序。
《静志居诗话》的内容，除像一般诗话选摘诗人佳句、佳篇作评点式鉴赏外，还补充了不少诗人的轶事逸闻，以及与诗人有关的时政大事。如评柳应芳，记其“乔居金陵之杏花村，每出行吟，俯首沉思，触人肩而不自觉，语所知曰：‘作一诗必离魂数番，乃得称意。’”可见其苦吟之情状，正是这种苦吟，才形成了其诗独特的风格。评胡闰，谓：“长陵靖难，受祸者莫惨于正学先生，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三人。若胡大理之死，郡志称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妻毙于狱，有‘把与狗吃了’之旨，载《奉天刑赏录》。”类似这样的记述，不仅交代了诗人的命运，同时也介绍了当时的社会环境，记载了正史所失载、掩盖的史实，以给后人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彝尊论诗，强调有为而作，其诗话中或记一传闻，或述一遗事，皆有深意在，非徒为撰述者。
彝尊评论诗人诗作，非常注意把其人的诗歌作品与其诗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研究，因此诗话中，屡屡引述诗人论诗之语。评方孝孺，引其《论诗绝句》三首，其中有：“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天历诸公著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抵熙丰作后尘。”明代诗歌，以纠宋、元之弊、力返唐音为主要特色，但其中也有少数人是宗宋的，方孝孺这两首诗就代表了这种观点。评魏璧，引其论诗之语云：“诗以达情，情贵极其所至，故乐必尽乐，哀必尽哀。由唐以前，诸家体不必相蒙，而其为至则一也。学者各尽其途径而入，入之愈深，见其畛域愈广，恣睢淫佚于其际者，久久乃始得其漭漾之乐。故涉猎众家，不若专致一家。一家之趣既竭，而后驰而去之，再适一家。其于一家犹是也，然后古人之长见，而我之长亦见。”这里论述学习古人的方法。古人各有其至，学古人必得其人之趣，这样就不是泛论涉猎所可得，必须专致深入。学得其长，再去学他人，这样才能集古人之长而为己之长。彝尊论诗，非常重视博学，再三强调要认真学习古人，反对师心自用。
明代诗坛，派别林立。诗话对各个诗派的宗旨、成员、其兴起的原因、其末流的弊端，都有所论述，评李梦阳，谓：“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其可识曲而听真者，陈白沙也。北地一呼，豪杰四应，信阳角之，迪功倚之，律以高廷礼《诗品》，浚川、华泉、东桥等为之羽翼，梦泽、西原等为之接武，正变则有少谷、太初，旁流则有子畏，霞蔚云蒸，忽焉丕变，呜呼盛哉!”这段话把前七子崛起时诗坛的背景，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七子派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等问题，都叙述得清清楚楚，指出前七子是为了纠正台阁体、理学诗之弊端，才应运而生的，它产生后立刻使诗坛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在评论其他人时，诗话对七子派的流弊多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病而呻吟，匪乐而强笑”，剽窃摹拟，不表达作者真实性情，因而造成“真诗亡”的局面。对其他各派，诗话亦多有中肯的批评。但对竟陵派，却贬抑过甚，斥为“亡国妖孽”，则未免失平。
彝尊论诗，对宋代以来理学家以议论为诗，以语录为诗的风气，深表不满。评汤显祖，记其事云：“汤义仍好填词，人或劝之讲学，汤云：‘仆终身言之，顾诸公勿省耳。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称道汤之语为“旨哉言乎!”并指出：自宋邵雍《击壤集》以后，理学家“遂若理学、风雅不并立者”。对于理学家诋毁诗人作品的做法，诗话也发出慨叹，认为：“古之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今之所谓‘发乎情，必戾乎理学’者也……吾诚不得其解也。”理学家的诗论、诗风，给诗歌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后来纪昀等人，也多次给予批评。
此书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扶荔山房刊本，民国间印本，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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