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田雯※著。四卷。其中一、二卷为综论，评论各体诗歌发展源流；三、四卷为具体评论诗人、诗作及前人诗话。其主要精华在于评诗体源流部分。诗话能用简洁的语言，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既有总的阐述，又有各体诗的分论，源流清晰，线索分明。对重点作家评判公允得当，指出他们在诗歌发展中的作用。系统性之强、概括之全面，在古代诗话关于诗歌源流发展的论述中实不多见。
诗话开篇即论《诗经》，认为“今之作诗者皆可神明变化而学之”，指出其“源”的地位。诗话论《诗》突破了传统观点，主要用艺术观点去评述，认为《诗》具有“含蓄无尽”、“景在目前”、“用意婉厚、妙不容说”的特点，即使《颂》、《雅》也认为具有“诗人宛转之致，风人温厚之辞”的美学特征。接着评论各体诗歌的发展概况。先论五言古诗。诗话认为五古之祖乃汉代乐府及《古诗十九首》，至建安文人时，盛于一时，其中的三曹，使五古“有正有变”，特别是曹操“往往以汉末事叙入，别是一格”，曹植又是其中突出的一位诗人。至晋开始走上形式化的道路。至晋末、南北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人各具特色，“作者林立”。至隋唐，“文体遂变，气格遒迈，一洗靡丽锢习”，陈子昂、李白等人继承建安传统，特别是李白“奇矫豪宕，殆又过之”。总之，五古“高曾于苏、李，根柢于汉魏，神明于彭泽，规摹于鲍、谢，何、庚”唐代承此发展，各具特色。但缺少对杜甫的总结，杜甫的五古如《五百字》、《北征》别有成就。次论七古，“《沧浪》擅其奇，《柏梁》弘其质，《四愁》坠其隽，《燕歌》开其靡”，是为七古的开端。六朝以“鲍照为最优”。初唐“王、杨、卢、骆汗漫长篇”。李白以“纵横之才，俯视一切，《蜀道难》等篇，长短句奇而又奇，可谓极才人之致”。杜甫“沉郁顿挫，七古之能事毕矣”。中唐后，同学杜甫七古，韩愈之奇，李商隐之隐，白居易之俗各有特色。宋金时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元好问及“江西”诸人，也各具特色。诗话又从立意、选材、作法、语言等方面总结了七古的美学特点：“以纵横豪宕之气，逞夭矫驰骤之才，选才豪劲，命意沉远；其发端必奇，其收处无尽，音节琅琅，可歌可听”；再论五言律诗，诗话认为齐梁骊句为五律之祖，而其中盛唐五家，“已概括五律之善”。这五家是：杜甫“登峰造极，诸法具备”，王维“恬洁精微”，岑参“句琢字雕，刻意锻炼”，李白“作近体如作古风，一气呵成，无对待之迹，有流行之乐，境地高绝”，孟浩然“佳处亦整亦暇，结构别有生趣”。此外，白居易、张籍、陆游等人五律也各有特色。四论七言律诗，诗话把杜甫放在第一，认为“杜之七律，百美毕备”。接着又举刘禹锡、王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陆龟蒙、白居易、张籍、刘沧、许浑、陆游诸人，对他们各自不同风格作了评析。其中认为李商隐“唐人实无出其右者，不独七律也”。此评价太高。末论七言绝句，认为七绝“起自古乐府，盛唐遂踞其颠”。其中李白、王昌龄“无以加矣”。接着论述唐宋金元一些大家的特色。特别以王之涣“黄河远上”一诗为七绝代表，指出七绝的美学特色：“二十八字俱有关合，乃成一首”。以上论述，概括精当，要言不烦，与我们今天的诗歌史论述大致相合。三、四卷具体评论部分杂碎且新意不多，兹不赘述。
《古欢堂杂著》据《清诗话续编》校点者富寿荪介绍有原刻本。今见郭绍虞选编、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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