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庞垲※著。分上、下两卷。每卷都是先综论诗之源流发展、美学特征及作法，然后再结合具体诗人诗作评述。每卷论前均有类似“序”的总说，交代论诗主张。他持论的总观点是坚持传统“言志抒情”之说，批评不讲内容、只讲形式的诗论，故曰：“固说”。并戏称“说虽固哉，而叛道离经，从知免矣。”诗话开首即认为诗的特质是“内达其性情之欲言，而外循乎浅深条理之节”，“作诗本意在‘诗言志’内”，“感于心而形于言”，因此语言文字形式只是使意“辞达而已矣”，是诗意“由浅入深，借宾形主”的工具。这里，他抓住了诗于言中见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本质。由于时代局限和传统诗说的影响，庞垲把诗歌内容限制于“性情礼义”之中，这是因袭《毛诗序》“发乎性情，止乎礼义”观点。但他在具体论述中主要还是着眼于“性情”，这是注意到了诗歌艺术特质的。他把这特质称之为“诗之道”，且认为诗歌“其体虽变，而道未常变也”。本着这一精神，他从各方面论述了诗的具体作法。首先是命题立意。“因意标题，以词达意”※，“题目既定”，接着“句以成篇，字以成句”。在内容结构安排上，“诗文之道，一开一合”，“段落尤须匀称，少则节促，多则脉缓，促与缓皆伤气，不能尽淋漓激楚之致”，妨碍了情感表达。而应该“直抒胸臆，一意始终，而字圆句稳，相生相续成章”。凭着诗之感情一气淋漓而下。而“后人不知大意，专以粉饰字句为诗”，或者只抓住“风云月露”，而使“性情礼义隐”。这里，强调了诗歌根植于内容感情，表现于言语章句的特色，那么，“自有天地以来百千万年矣，四时百物，方名人语，经沿袭之余，皆故也”，生活中题材、语言都已被人们写熟了，又如何做到“新”呢?庞垲对“新”的理解主要是内容感情上的，认为大下没有相同的人，没有相同的感情，“吾性之固有，由性而有情，由性而有词”，所谓新，“在人心发动处及时中内，人心起灭不停，时景迁流不住，言当前之心，写当前之景，则前后际自已不同，况人得而同之耶?不同于人则新也。”如果只在“字句上求新”，那“一人出之以为创，众人用之则成套，何新之有哉!”这种基于“性情”之说而对“新”的理解，确是深谙艺术之道的。对于“奇”，他认为“能将日用眼前，人情天理说得出，便是奇诗。”在具体对诗人诗作评价上，他也从“性情”出发去要求。如评论七言古诗的美学特征时，强调自然流转，一气呵成而又含蓄蕴藉：“七言古一涉铺叙，便平衍无气势。要须一气开阖，……如黄河之水，三伏三见，而皆知一脉流传；如云中之龙，见一爪一鬣，皆知全身俱在。”论述诗的境界时认为：“作诗任真而出，自有妙境”，只要“题前题后，题内题外，原有现成情景在，只要追寻得到，情景自出耳”。但过分强调，有时也会显得理解太偏颇了。如认为杜甫诗“五言古别为一家，佳者可入汉魏，唯好牵时事入诗，遂有参差不成章者”。这里的“好牵时事入诗”，正是杜甫“诗史”的特色，使诗有深度，而作者认为与“性情”相乖了。这都是从“性情”出发的。
《诗义固说》在一些目录书中均未见著录。今本见郭绍虞主编、富寿荪校点的《清诗话续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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