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诗菅蒯
清代吴雷发※著。一卷。后有杨复吉跋，“疑属未竟之业”。“菅、蒯皆草类：菅可制帚，蒯可织席，此用《左传》‘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语意，盖自谦琐语，或可作说诗采撷之用。”(郭绍虞《清诗话·前言》)全书只三十九条诗话，评诗、论诗言简意赅。关于诗歌创作主体的主观条件，吴氏提出诗人应“胸明眼高”与“虚心下气”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胸明眼高”，是从大处立论，指诗人应具有深宏气度；这样作品才会充溢无所束缚与敢于创造的“磊落而雄放”的精神。“虚心下气”则从小处入手，因为“胸明眼高”并非目空一切、徒有壮志，它尚须辅之以广采博取的“虚心”态度。诗人欲具备良好的主观条件，尚须“洗心”※。他认为诗人只有“洗涤俗肠”或者说“先治其心”，才能“治其诗”，这就揭示了“心”与“诗”的主从关系。吴氏对诗人的主观条件还注重“才识”，这也是与拟古者背道而驰的。《说诗菅蒯》在阐述了诗人创作的主观条件之外，对于具体进行艺术创作又提出了两方面要求：一是个性化，二是自然。这两点同样是针砭拟古之药石。“诗格不拘时代，惟当以立品为归※，诚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篱下?”“立品”即是立自己的诗品、诗格，这其中就有个“自成一家”、富有个性的问题。《说诗营蒯》为反拟古，又进而阐发诗歌创作“尤贵自然”的美学思想：“大块中景物何限?会心之际，偶尔触目成吟，自有灵机异趣”。“自然”说重视诗抒发感情不可矫揉造作，贵在真实。“自然”说还体现在艺术表现上的浑然天成，所谓“诗贵
入，尤贵自然”※。“自然”是炉火纯青的艺术造诣，并非信口而出，脱手即成，它与“
入”实为相辅相成。这是一部反拟古的诗话，颇多精义，后来袁枚※标举性灵说※，不少观点与之相承，值得重视。
《说诗菅蒯》有昭代丛书本。后为丁福保收入《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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