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崔述※著。四卷。文字按内容列大标题与小标题。此乃考证、评论《毛诗》之《十五国风》的专著。作者不仅精通经史，学问深厚，而且不囿旧说，故甚见功力，颇多新义。书前作者先表明此书论《诗》的态度与方法。体现出独立思考的精神与实证方法《诗》本有齐、鲁、韩、毛四家，《毛诗》后出，由卫宏作序，而多“傅会”，欺世之言，“学者不加细考”，从而注之笺之。由是《毛诗》盛行，而另外“三家”渐微而亡。宋朱熹作《毛诗传》“未能尽改《诗序》”之误。崔氏鉴于此，自称其“论《诗》，但主于体会经文，不敢以前人附会之说为然”，此书“于《国风》，惟知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意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即主要依据《国风》之原文加以研究、探讨，而不盲从前人成说。这种评《诗》的精神与方法十分可取。书中对《毛诗序》多加考辨，如考证作者“为后汉卫宏作”，否定了“子夏作”、“孔子与国史作”诸说，很值得参考。又认为《毛诗序》无大小之分，亦与众不同。其批评《毛诗序》“强不知以为知”，特别是好歪曲原意，多傅会为“刺时刺其君者”，堪称卓识。崔氏认为：“夫诗生于情，情生于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乐之异，岂刺时刺君之外遂无可言之情乎!”又举例说：“况《邶风》之《雄雉》，《王风》之《君子于役》，皆其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念之之诗，初未尝有怨君之意，而以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锻炼也!”这不仅恢复了《雄雉》、《君子于役》之本义，更指出了《国风》非“刺时刺其君者”的原因。书中大半篇幅是对《十五国风》逐首加以笺释、评说，皆出自己意，且考释详实，有理有据。如评释《周南》第一首《关雎》，即正确揭示“本篇为君子求良配”之本义；以反驳“毛、郑以为后妃之德，欲求‘淑女’与共职事”的傅会之说。并“即词以其求意”，逐章分析论证。最后又指出“盖先儒误以夫妇之情为私，是以曲为之解”；又由此生发开来：“不知情之所发，五伦为最。五伦始于夫妇，故《十五国风》中男女夫妇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则为贞，好色者则为淫耳。”此论虽然本于“五伦”之说，但肯定言“男女夫妇之情”为《十五国风》的本旨，实是正本清源之论。此著体现出乾嘉考据学风与诗歌批评相结合的特点。当然，其考证、评说仍以正统观念为基础。此著收《崔东壁遗书》中，崔述弟子陈履和于道光四年刊行。今见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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