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钟秀※著。四卷，分别以“诗原”、“诗体”、“诗派”、“诗声”为题，对诗歌的本质、体制、流派、声韵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杨应钊《序》称：“举历朝之升降，诸家之异同，义蕴之浅深，音韵之离合，莫不引据之，断制之，直若聚古人一室，以有声之诗为无声之话。”
《观我生斋诗话》以“诗原”为总纲，以复古求正的诗学思想来观照历代诗歌。“诗原”卷分“志、品、理、情、境、气、识、趣、神、学”十则，诸多命题涉及诗的本体论、创作论和鉴赏论。其中提出为诗当以“言志”为本，须“领会风人之旨”。钟氏认为“诗所以导性情”，只是特别强调要“取情之正”，极情之“真”，而且“天下无理外之性情”。诗人惟腹笥厚实，“读书穷理”，方能积蓄真气，提高人品，方能“独抒己见”，随处遇佳境。而诗之“神妙”和“古趣”也就自然得见了。”“诗原”一卷正是通过阐述这十要素的有机联系，为进一步评论各代各体诗歌定下了基调。《诗体》卷主要分古诗、乐府和近体诗两大部分，对不同体裁诗歌的遣词用语、起承转合、音节气韵、格律对仗等作了详尽细致的辨析。著者于古诗、乐府倡导风格高古，即表现为浑朴自然，“浩气鼓荡”；于近体诗的评论则偏重在形式，要求格律严而谐，炼字新而活，对仗适中，声调入妙。此外对“杂体”诗的各种形式作了解释性的罗列。《诗派》卷是著者诗学观的具体发挥，是其“持论明允”，遵循孔门“无邪之旨”(见袁瓒《观我生斋诗话序》)的集中体现。该卷以诗歌流变为经，同代各派各家的不同面目为纬，勾勒了一幅由古及近的诗坛群像图。著者首先确认《三百篇》的开创作用，认为“诗至《三百篇》，已无美不备，实千古骚坛之祖也。”对汉魏诗的“纯古深厚之风”也加以肯定，其后之诗，则有“日趋浅薄”的迹象。钟氏着重剖析了唐诗的成就及其得失，对初、盛、中、晚各体作手的风格特征和诗坛建树推举有加，同时也指摘了各家的不足，言之有据。他的结论是：“初唐首开风气，似太璞未雕，盛唐雕矣而未巧，中唐巧矣而未纤，晚唐则纤者杂出矣。”而宋诗虽间有合于古法者，总体上终失之“直”、“纤”、“生”、“靡”，元诗“音清气薄”，明诗“比拟字句”，更难比肩唐诗。所论沿袭沈德潜※以《三百篇》为正体，以学唐为正轨的诗学观，为学诗者指明《三百篇》而汉魏、而盛唐的正统诗歌的衍变脉络，并揭示了世代升降、人品优劣对诗运、诗品的制约关系。《诗声》卷从音韵学的角度，对诗歌的外在形态作细致深入的研究，探讨古、近诗的音乐美特性。
《观我生斋诗话》一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虽对本朝诗人不作论定，但从其评骘古人得失时显现出的正统色彩、复古倾向，可以看出意在“力矫流弊”，即匡正袁枚※《随园诗话》※问世后带来的“风雅扫地”诗坛局面。此著体例上有独到之处，分门别类，脉络清楚，前后诗歌的相承关系有迹可寻；先总后分，排比对照，同代诗人的风格个性突出。当然，尊唐抑宋，重意轻词等片面的诗学理论，毕竟为《观我生斋诗话》的正确性、科学性带来了负面后果。
《观我生斋诗话》有光绪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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