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张戒最根本的诗学主张。他在《岁寒堂诗话》中说：“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古诗苏、李、曹、刘、陶、阮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张戒把“言志”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出发点，作为论诗的宗旨，比之“咏物”，后者只是“余事”。对于“志”，张戒的理解也不像汉儒那般狭窄；他引《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语，要求“情意有余”、“因情造文”，“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实际是“情志并举”，而情须是“无邪”、深厚淳真。“言志为本”也并不排斥“咏物”，只是反对为咏物而咏物，且以雕镌刻镂为工。张戒认为，诗人最关重要的是情志高尚淳厚，若“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达到“情真”、“味长”、“气胜”，虽不期于咏物而卓然天成，才称“咏物之工”，这仍得诗人之本意。这样，使“咏物”服从于“言志”，两者相兼，达到统一。张戒就以此“统一”为标准(实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之统一)，评论历代诗人，认为李、杜二者兼备，而潘、陆以后，专意咏物，只求雕镌刻镂之工，离开了《诗》、《骚》的创作宗旨。联系当时诗坛情况，张戒批评了江西诗派“专意于咏物”的形式主义，忽视诗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不良倾向。又尖锐指出：“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这种理论批评，对于坚持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有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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