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提出：“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 曰自然高妙。”并加诠释：“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前三种指艺术构思中，“理”、“意”、“想”的充分发挥及其“碍而实通”、“出自意外”、“写出幽微”的艺术效果，这是后一种的必要条件。所谓“自然高妙”，不但要排除奇险、雕琢之弊，更要脱略文字行迹，做到情理通达、构思巧妙、意致幽深，归于自然、平淡之境。这在“四种高妙”中为最上乘。
“四种高妙”说体现着姜夔对诗歌构思、意境、风格等艺术表现方面的最高要求，反映着他的审美理想。四者侧重于含蓄之美，与他在《诗说》中所提倡的“语贵含蓄”、“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的论点相印证。其“自然高妙”说，源于司空图“自然”品的“俯拾即是，不取诸邻”、“含蓄”品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中经梅尧臣、苏轼、杨万里等人的阐发，影响及于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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