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林昌彝论诗法的命题其《射鹰楼诗话》卷十六云：“诗有理趣而无理障者，如鹿木公(福山鹿松林号木公)《自题草堂》云：‘静看择枝鸟，闲放上竿鱼。’上句可以观智，下句可以观仁。”此诗作者能从客观世界的物景中提炼出富于哲理的诗味，在感性形象的描绘中寓理性认识，寓哲理于生动、形象的物景描绘之中，且涉理成趣，极富情趣，乃谓之“理趣”。林氏之谓“理”，即说理、意理；所谓“趣”，即情趣、趣味。林氏论诗，以为“诗之要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海天琴思录》卷一)又尚“意理”，谓“‘无求偏党人情厚，有命方知我志差。’此袁简斋诗也。二语虽浅，似有意理。”(《射鹰楼诗话》卷十七)则可推知，林氏主张，意、理、情、趣四者，于诗可以统一也即说，诗中说理，非所不宜，理语与诗歌，本可相合，但须寓物说理，寓理于景，涉理成趣，“以臻其妙”，诚如陆九渊所言，“状理则理趣浑然”(《答管子华论诗》)，或如姜夔听说，“叙事而间以理言”，“碍而实通，曰理高妙”(《白石道人诗说》)林氏评诗，推崇似“朱子诗”之“殊有理趣”(《海天琴思续录》※卷二)，或“真朴而有道气”(《射鹰楼诗话》卷十三)，或“字字从心坎中说出，与持身涉世之理都有关系”(《射鹰楼诗话》卷十一)的诗作。林氏主“诗有理趣”，而反对“理降”。宋代道学家以诗说理，却是“尚理而病于意兴”(严羽※《沧浪诗话》)※，“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刘克庄《吴恕斋诗稿跋》)。虽然，如朱熹的有些诗极富“理趣”，“寓物说理而不腐”(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三)，但一般道学家之诗，说理陈腐、枯涩，但存性理，毫无情趣，堕入“理障”。清嘉、道年间，学宋诗者，以诗说经，以诗考据，重蹈“理障”，此所以倡“诗有理趣”说之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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