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一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乾嘉时代著名金石学家、经学家、考据家、诗人。有《复初斋诗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石洲诗话》八卷、《小石帆亭著录》六卷等。《石洲诗话》八卷，800余条，写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前五卷品评唐、宋、金、元诗，第六卷为“渔洋评杜摘记”，七、八两卷分别解说元好问和王士祯的《论诗绝句》，是一部比较系统的古典诗歌理论批评著作。今有陈迩冬校点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排印，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亦将《石洲诗话》辑入其中。翁方纲对王士祯十分推崇，但对神韵说之流于空虚也有所不满。他在《神韵论》中说：“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因而创为肌理说，用以救神韵说之弊。所谓肌理，兼指诗歌的义理和文理。他主张作诗应当神理与实际并重，做到内容质实而形式雅丽。《石洲诗话》中多有这方面的探讨。在义理与文理中，他更重视前者，特别强调作诗应以学问、经术为根底。例如他对宋诗的评价就体现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宋诗妙处在实处”，“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各自读书学古中来”，“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甚至认为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情况，“莫不借诗以资考据”。这些看法，都体现了当时学问家、经学家的观点。对格调说之“以临摹字句为主”，翁方纲也有所不满，但他并不反对格调，他在《格调论》中曾说：“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泥格调者病之也。”可见，他只是反对“泥于格调”，而对于格调本身，他不但不反对，甚至认为“格调即神韵也”(《神韵论》)，“渔洋先生所讲神韵，则合丰致、格调为一而浑化之”，他企图把神韵、格调、肌理熔为一炉。至于对当时颇为流行的性灵说，他则持反对态度，视之为“直率逞快”，“横逞才气”，颇为不满。《石洲诗话》的前五卷，就是基于这种认识，对唐、宋、金、元诗分代、分人、逐首、摘句进行品评，其中确实不乏卓见。翁氏论诗，确比神韵说实际，但归根结蒂仍是为了宣扬正统的封建观念，同时由于过分强调学问义理，而对诗歌的形象思维规律有所忽视。袁枚曾有诗嘲笑他是“误把抄书当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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