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杨慎的诗学观点。“诗史”说原出唐人孟棨《本事诗》，宋人曾加宣扬，但杨慎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后世之所谓史者，左纪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人。……”杨慎根据他论诗的艺术标准，即注重艺术风格的清新天然，蕴藉含蓄，反对“诗史”之说，认为“诗”与“史”各自有体，诗不可以兼史。杨慎要求重视文学自身的特点，把诗歌和历史区分开来，这一点不容否定。但是他只强调“含蓄蕴藉”一面，而反对诗歌“直陈时事”，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把诗歌“道性情”与“纪时事”两种功能截然对立，这又反映出了杨慎论诗的失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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