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对王安石《兼并》诗的评价。他在《诗病五事》中说：“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作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乃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苏辙为维护“富民之利”，站在保守的立场，攻击新法，斥责王安石《兼并》诗，显然是不对的。但他这番议论，客观上说明了诗歌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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