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云：“或问比与兴之别。余曰：宋德佑太学生《百字令》，《祝英台近》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如王碧山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陈氏认为“比“不仅作为修辞方法譬喻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必须以深刻的内涵，含蓄的蕴意，委婉曲折的形式，自然天工的表达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存在，是从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整体着眼来认识“比”的实质和功效的。至于“兴”，陈氏继而论道：“若兴则难言之矣。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求之两宋，如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妩》(新月)、《庆清朝》(榴花)、《高阳台》(‘残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陈氏对“兴”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兴”不同于一般的比附和寄托，其原因在于“兴”的目的是要达到喻更深的意，树更厚的义。所以他解释“兴”为“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强调了“意”和“神”在“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将“兴”的表现形式和特点都描绘出来了，认为这些表现形式和特点最后都归根于“忠厚”，这样才能“兴”得深刻，“兴”得正确，陈氏对比兴的论述对于理解文学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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