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体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创“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之说，未言有中唐体。自高棅《唐诗品汇》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之后，其说大行，而各家于时间上之断限则颇不一致，今人大多以代宗大历至敬宗宝历(766-826)为中唐。在此六十余年中，诗人辈出，各擅其长，高棅《唐诗品汇序》有云：“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宗元)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高棅所谓“晚唐之变”之诗人，今人视之，皆属中唐。可见中唐诗风甚为复杂。时至宪宗元和时期，诗人之创作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可谓面目各异，前此未有。元和以前(包括中唐前期之大历十才子)除少数大家外，诗人之艺术个性不甚鲜明，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等时代特征或盛唐边塞诗、田园诗等流派特征自较明显，而作家之个性特征仍不甚清晰。故中唐前期与后期诗风颇不一致。欲用“中唐体”一以概之，实有难处，仅能论其大概。高仲武选肃宗至德至代宗大历间诗为《中兴间气集》，于《序》中申言选诗标准云：“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仲武最推崇钱起、郎士元，其评钱起诗云：“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评郎士元云：“右丞以往，与钱更长。……两君体调，大抵相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可见高仲武所标榜者乃风雅、清新、清赡、闲雅，此为大历诗风之主要特征，与殷璠《河岳英灵集》中所强调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之盛唐诗风大异其趣。故胡震亨云：“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薄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涂。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即殊，于喁非远，命旨贵沈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群覆杯，是其调之同。而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耑诣五言，擅场饯送，此外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耳。”(《唐音癸签》卷七)许学夷亦云：“盛唐诸公五七言律，多融化无迹而入于圣。中唐诸子，造诣兴趣所到，化机自在。然体尽流畅，语半清空，其气象风格，至此而顿衰耳。”(《诗源辨体》卷二一)足见大历时期诗风特征乃格调舒宛，音节流畅，理致清新，遣词省净，风格闲雅，韵味悠长。然风骨不举，气象颇衰，与盛唐诗显属两途。严羽所谓“大历体”，大抵就此而言。自德宗建中至贞元20余年间，前期诗风承大历余波，后期诗风滥觞元和，时代特征不甚明显。至元和时，诗人辈出，争奇斗巧，各立门户，艺术个性得以充分表现，诗风随之而大变。白居易曾云：“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原为自诩之辞，然亦适用于整个诗坛。故许学夷有云：“大历以后，五七言古律之诗，流于委靡。元和间，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诸公群起而力振之，恶同喜异，其派各出，而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诗源辨体》卷二四)由于各人风格迥异，难以觅得共同点，故时人李肇于《国史补》中以“元和之风尚怪”概括。如将李肇所言之“怪”理解为诗人就其个性特点，殚精竭虑，努力创造自己特有之风格，则颇符合元和诗坛之实际。此可视为元和诗风特点之一。正因刻意为诗，虽才大如韩愈，奇险豪纵，颇有骨力，然终乏浑成之气，自然之致。亦即人工斧凿之痕至为明显，虽貌似平浅如白居易，其不少作品亦难免此病。此乃元和诗风特点之二。无论元、白，抑或“韩派诗人”，其所作往往快心露骨，少蕴藉之致，不仅与盛唐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大相径庭，即较之大历之“沈宛有含”，似亦有所不逮。此乃元和诗风特点之三。严羽批评北宋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此种倾向在元和时期已露端倪。故北宋诗人如欧阳修、苏轼等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元和诗风之影响。此可谓元和诗风特点之四。可见中唐之时，大历诗风与元和诗风颇不一致，殊难用“中唐体”概括之。故前人论诗，虽亦将元和称中唐，而在具体论述之时，则往往径称元和而不称中唐。彼之所谓中唐，实乃专指大历而言。如胡应麟云：“大概中唐以后，稍厌精华，渐趋澹净，故五、七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诗薮》内编卷四)许学夷亦云：“中唐诸子，才力既薄，风气复散，其气象风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畅，则气格益不能振矣。”(《诗源辨体》卷二一)可知传统诗学之所谓“中唐体”实际上是专指大历诗风而言，相当于严羽所谓之“大历体”。参见初唐体、盛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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