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出生于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1754)，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享年五十四岁。
吴敬梓出生时，上距满族统治者福临自沈阳迁都北京(顺治元年，1644)已近六十年，明末清初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已逐步趋向缓和，经过玄烨(康熙)、胤禛(雍正)、弘历(乾隆)的苦心经营，政权有所巩固，生产不断发展，被史家称为“康、雍、乾盛世”，是清朝二百余年历史中最强盛的时期。但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也已进入了晚期。明中叶以来，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清初虽一度实行锁关政策，但也未能全然阻扼这一发展趋势，封建社会正在逐步解体，日趋崩溃。在吴敬梓去世后不足百年，中国封建社会就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以说，在吴敬梓所生活的“盛世”中，依然潜伏着种种危机，败象也不时显露。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其实正是我国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前夕。
吴敬梓时代的历史特点是：从政治上看，玄烨继福临为帝后，在位六十一年，孜孜求治，内平三藩之乱，外拒沙俄入侵，收复台湾，统一全国，巩固和发展了清政权，为“盛世”的繁荣奠定基础。胤禛继位十三年，进一步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弘历上台后，继承父祖衣钵，宽猛相济，使得封建主义政权空前稳固。吴敬梓时代的历史特点是：统治集团内部也不断发生朋党之争，但同时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君主独裁也达到极点。例如康熙中叶，就有满人大臣明珠与汉族大臣徐乾学之党争，乾隆朝也有满州大臣鄂尔泰与汉族大臣张廷玉之党争。由此可见，终康、雍、乾三朝，朋党之争从未稍歇，这就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的离心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从经济上看，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封建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将明王朝藩王宗室的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永为世业”(《清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同时，又广招流民垦荒，给予优厚的减免租税待遇。此外，在赋役制度上也做了些改革，康熙五十年(1712)下谕“自后所生人丁，不征收钱粮”；雍正即位后，又“令各省将丁口之赋，推入地亩输纳征解，统谓之‘地丁’”(《清史稿·食货志二》)。这一时期，还大力兴修黄河、淮河、运河以及江、浙、皖内的海塘。总之，通过这种种措施，促使农业生产的日渐恢复和发展。由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而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和兴盛，诸如纺织、印染、冶矿、煮盐、制糖、陶瓷等等手工业都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这就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商业交易活动日渐活跃，城乡关系更趋密切，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不断沟通，这就触发了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长足发展。但是，由于生产发展而获得利益的却只是地主官僚、盐商典当，例如大官僚徐乾学就以白银十万两借给盐商项景元，月利三分(《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十月)。他们牟取巨额财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如北京的祝、查、盛家(《啸亭续录》卷一)、江苏泰兴的季家(《觚賸》卷三)、扬州的汪、黄、程、方、吴、江家(《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他们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广大劳动人民受益极少，生活仍然十分困苦，农民特别是佃农，要将收获的五成、甚至七、八成交给地主，还得向封建官府交纳田赋。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负担极为沉重。由于两极分化的日渐明显，在整个康雍乾三朝所谓的“盛世”中，小规模的农民抗租斗争时有发生，从未止息，农民的武装反抗也连绵不断，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从文化学术上看，这一时期在文化学术领域同样存在着繁荣和凋敝两极发展的现象。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弥敌对情绪，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组织不屑出仕清朝的有影响的文人编纂图书，一方面可以羁縻那些不驯服的士人，另一方面又可向天下显示新朝政权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形象。《明史》的纂修就吸引了一批高级学者，甚至连反清十分坚决的黄宗羲，也让其子和门人参与其事。虽然清朝统治者大规模编纂图书是为着巩固政权的目的，但大量典籍得以保存流传，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也产生了至为巨大的影响。不过，在编纂过程中，统治者又大量销毁、删削不利于他们封建统治的著述。据《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起序云，乾隆朝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由此可见，大规模修纂图书，固然有集中资料繁荣学术一面，也有篡改历史歪曲真相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无异是一次文化“浩劫”。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看，怀柔与镇压相结合，一方面恢复科举、尊孔读经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二年(1645)七月，渐江总督张存仁就曾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世祖实录》卷十九)，毫不掩饰地申言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即在于牢笼广大知识分子，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福临允其所请，同年即举行乡试考举人，次年又实行会试考进士。从此广大知识分子大都沉溺其中，穷毕生精力以求一第。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科场案以迫害进步的知识分子。文字之狱，几乎“盛世”三朝无朝无之。约略统计，康熙朝有十余起，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却增至二十余起，乾隆朝又多至八十余起，三朝累计至百起之上，越到“盛世”后期越趋频繁。弘历虽自诩“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史稿·谢济世传》)，偏偏其在位期间文字狱案次数最多，真可谓欲盖弥彰了。至于科场案虽然是惩罚考试纳贿行弊的官员士子，但实际上有着威逼广大汉族士子的用心，如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科顺天、江南乡试，即因发生行关节、营贿赂的情况，两闱处置轻重极为悬殊，北闱正、副主考曹本荣、宋之绳降级，同考官李振邺等处斩；南闱正、副主考方猷、钱开宗以及十八同考官全部处死，妻小家产籍没入官，甚至有行贿之嫌者也被流放宁古塔，“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小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藉，长流万里”(《研堂见闻杂记》)。南闱处置较北闱严厉多多，此乃因江南地区最后才被清朝征服，广大士人中颇多抗清义士，清朝统治者正借此案加以镇压威逼，用心极为险恶。
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学术上与知识分子政策上，都存在着许多向两极发展的现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而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的存在，无疑是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的极大讽刺，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才为吴敬梓创作以公心讽世的杰作《儒林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没有这样的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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