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是第一回的主要人物，是作者理想人格的具体化身。作者开篇就点明，“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但王冕却嵚崎磊落，能看破功名富贵，作者把他作为立品矫俗的楷模来写。王冕原是元末明初著名的画家诗人，元徐显在《稗史集传》里曾给他作传，明宋濂和清朱彝尊也都作过《王冕和传》。这些历史记载，都把王冕作为有真才实学却绝意仕途的狂傲名士来写，对他富裕的生活环境、屡次应举不中的经历以及与京城大官们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有所暗示和记载。小说中的王冕是作者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看出作者肯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
王冕形象的塑造，可分三个阶段。首先作品写了王冕成才的过程，从幼年写起。历史上的王冕，并不是幼年丧父，也不曾替人家作牧童，而是迫于父命为自家放牛，因放牛时读书，几次丢失了牛。而作品中的王冕，幼年丧父，从小生活在贫困中，十岁就给人家作牧童，既勤于学习，热爱劳动，又品行出众。当他母亲要他牧牛时，他说：“我在学堂里坐着，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去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放牛快活显然是宽慰母亲的话，带书去读则显示了他志向不凡。“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块荷叶包了来家，递与母亲。”先母后己，表现了他诚朴的孝心，这是作者自始至终所推重的。王冕潜心攻读，得益甚多，“心下也着实明白了”。特别是七泖湖畔的湖光荷色陶冶了他，“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这段清新可爱的景物描写在自然淡雅中充满着自由活泼的生机和高洁的情趣，不仅提供了王冕学画荷花的契机，而且烘染了他清纯高洁的思想情操。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外射，作者这样写，导源于他对“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的企慕。在宋濂的《王冕传》中，王冕隐居在九里山，“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并且，“善画梅，不减杨补之，求者肩背相望”。作者对这一本事作了重要的改写，让王冕生活在荷花盛开的湖塘边，苦心学画荷花，“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象，只多着一张纸，就象是湖里长的；又象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荷花是清新、高洁、质朴无华的象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污泥而不染”。在小说中，荷花是王冕高洁品格的物化。历史上的王冕是韩性的弟子，而小说中的王冕却自学成才。他画艺出众，一县的人都“争着来买”他的画；他“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而且他性情与众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
在用白描的手法叙述了王冕的成长经历以后，小说又用细腻的笔墨描写了他惊世骇俗的举止，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在原来的传记中，王母要回老家，王冕让她坐在牛车上，而“自被古冠服随车后”，作者特意将这一孝性色彩较浓的行为改成闲适色彩较浓而又富有叛逆精神的举动。王冕的衣冠是仿效屈原的，这表明他对在污浊的政治环境里“九死不悔”而自葆高洁品性的历史人物的向往，更说明他的行为绝非怪癖、无聊的矫饰之举，而是以傲岸品性为内核的高尚行为。在貌似狂放不羁的行为中表现出了王冕愤世嫉俗的叛逆性格，这与杜少卿携妻同游清凉山使观者“目眩神摇”的遗世忘俗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第二阶段，作者将王冕鄙视功名富贵的品格作为描写的重点，通过王冕与危素及其下属的冲突来展开他的性格。本来王冕学成后，凭自己的文才与画艺，交结权贵，猎取功名是轻而易举的，可他蔑视功名富贵，他对官吏的态度集中体现了他这种淡泊的胸怀。开始他初出茅庐，还不够成熟，所以时知县请他画荷，他“屈不过秦老的情”，“用心用意地画了二十四幅”，“时知县又办了几样礼物，送与恩师危素，作候问之礼。危素见了荷图，“爱玩不忍释手”，并从画里看出了画师的才气和见识。于是想与王冕相会。作者点明危素此举并非出于识才重才，而是预料王冕“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时知县命翟买办下乡请人，没想到王冕不愿去。秦老以灭门的知县相劝，但王冕以春秋贤者泄柳闭门不纳鲁穆公，战国隐士段木干逾墙逃避魏文候的拜访为榜样，毫不妥协。为了在“老师”面前博个“办事勤敏”的名声，时知县苦思冥想，自编自演了一幕“屈尊敬贤”、以图“万古千年不朽”的丑剧。可是，王冕依然避而不见。时知县想责惩王冕，又怕老师见怪，只好含怒另寻机会。可是不等他报复，王冕早已离开了诸暨县。临行前他公开表明自己的心迹：“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所以，决不相与。时知县和翟买办是一班倚仗权势欺诈百姓的群小的代表，危素是耀武扬威的达官贵人的代表，其身后是“皇上”，这些人组成了封建时代罪恶的关系网。王冕拒不接受礼请，一方面是不谋功名富贵，自葆高洁自由的品性；一方面是愤世嫉俗，抗拒邪恶。他的举动必然触及了整个封建统治阶层，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喻示着书中大部分肯定人物与否定人物间的尖锐对立。王冕与危素等人的矛盾是全书矛盾的缩影，作者通过王冕这一遭遇隐括了全书的基本情节。历史上，危素是江西金溪人，王冕在京城与之相见过一次。作者把他们安排为同县人，却始终不曾见面。对于危素，作者多用侧笔，主要从他的门生和崇拜者对他的奉迎中显示其熏天的权势，以他来陪衬王冕，显出王冕人格的高洁和对身事异族者的鄙薄情绪，本回结尾点出危素被发往和州守元代忠臣余阙之墓。这就是作者特意改动王冕和危素之间关系的创作用意。
王冕流亡北方，在济南府“问卜卖画”度日，后来他不耐烦给几个俗财主作画，看到“河水北流，知道天下自此将大乱”，便收束回家，奉养母亲。历史上的王冕，有过北行的经历，并且与京城大官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作者将王冕的北游归因于避难，避而不写王冕与朝官的关系，突出了王冕作为真处士的高洁无瑕的人格和品行。
从朱元璋来访到隐居山中，是王冕性格发展的第三阶段。朱元璋拜访王冕，问询平天下的良策，王冕不亢不卑地劝道：“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促膝谈到日暮，烙一斤麦饼，炒一盘韭菜，招待吴王。作者在这里用细谨的笔墨表达了对仁政的向往，对“为王者”与草野读书人之间良好和谐关系的向往。这是一种类似于刘备与诸葛孔明间的关系，更干脆地说是一种朋友关系，一种亦师亦友互为知己的关系。可见，作者并非一味提倡弃政隐退，儒林士子亦可以参政议政，但所议所参的一定要是仁政，并且不以介入政治作为谋取功名富贵的手段。作者通过王冕躲避危素、接待吴王的情节，简括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应持的态度。有关王冕的历史著作中都说王冕与朱元璋似曾有过关系。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传者亦不甚清楚。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借助于史书的记载而展开想象，靠着内心的一点理想之火，充满感慨地演绎出来的。
洪武四年，“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一针见血地对秦老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如果说作者在前文通过危素与时知县之间的“老师”与“门生”关系对科举制度的流弊只作了侧面揭露的话，那么，这段议论便是对科举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及其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毒害作了正面的批判。这段议论，可谓全书之纲。全书三百七、八十人物，不论是肯定人物还是否定人物，都可以用是否注重文行出处这一块试金石加以鉴定。如果说王冕的隐逸情趣、对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和对理想政治的向往有更多的传统色彩的话，那么，这一对科举制度的直接发难则有更多的时代超前性，更能体现王冕思想的独特价值。原型人物并无反科举思想，而且屡应进士举不中。作者从全书的主题出发，赋予王冕这一独特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吴敬梓的艺术创造精神。作者特别强调“文行出处”，所谓“文”，就是实践学问，儒家的术语叫做“道艺”；“行”指的是好品行，是实践工夫；“出”指的是做好官、立功业；“处”指的是在野在家的生活。“出”和“处”就是《论语》上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是儒家所倡导的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这四点，是历代理想的“士之道”，作者把它拿来作为读书人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和生活准则。这段议论之后，作者又描写了一幅星夜怪景图，“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象征牢狱的贯索星座侵犯了象征文运的文昌星座，预示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坑害了一代文人。又见天上纷纷落下百十个小星，王冕叹息：“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表现了作者对维持文运尚存一线希望，但在神秘和阴惨的气氛中流露出浓重的悲怆情绪。
当朝廷“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的消息传出后，王冕“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留给征官和一切世人的，只是“蠨蛸满室，蓬蒿满径”!作者最后让王冕死在清静的会稽山中，并且为其正名道：“可笑近来文人学士，说着王冕，都称他做王参军，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由狂傲、抗争至于最终消遁，作者流露出来的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的沉郁悲愁!
在第三阶段，王冕已不是与个别官僚的冲突，而是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揭示“一代文人有厄”的根源在于八股取士制度，最后终老会稽山，实现了与统治者彻底不合作的愿望。对科举制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可能有的高度。
王冕是作者用以“隐括全文”的“名流”，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旨意无不可从王冕形象上表现出来，他既有真才实学，又有高尚品行，是作者立言的标准、衡量是非的准绳。他主张当政者要以仁义服人，为官者不可酷虐小民，他对八股取士制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种种评论，是《儒林外史》的主旨所在，他揭示“功名富贵”与“文行出处”的对立，预示着全书的两大形象体系：走荣身之路的利禄之徒与讲究文行出处的士人。王冕与危素等的冲突是全书情节的缩影。正如回目所指出的“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写在正文前的楔子与其中塑造的王冕形象，既是全书的引子，又是全书的主题、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的“敷陈”和“隐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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