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衡山


迟均,字衡山。在《儒林外史》中,他与虞育德、庄绍光齐名,是一位关心现实、全力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人物。

迟衡山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教书为业,晚年才以一个老秀才的身分去外地做官。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条件,他都比不上虞育德和庄绍光。虞育德虽然原来是一个地无一垅、房无一间的“寒士”,但四十一岁时中了举,五十岁高中进士,出任南京国子监博士,进入了社会上层。庄绍光则家道丰裕,不必为衣食操心,年近不惑时便已名满天下,皇帝征召后又获“征君”的头衔,京师和地方的官员、乡绅接连不断地前往“拜望请教”。庄绍光辞官后住在皇帝赏赐的玄武湖内著书立说,生活“着实自在”。虞育德和庄绍光都属于封建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迟衡山是一个下层的士人。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和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而不象庄绍光那样深居简出。所以他对封建末世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和揭露,他那礼乐救世的热情也尤为强烈。

小说中的迟衡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樊明征为人物原型的。光绪甲辰本《句容县志》卷九载:“樊明征,字圣漠,一字轸亭,岁贡生,……其为学,博而能精,耻为空言炫世。于古人礼乐车服,皆考核而制其器,有受教者则举器以示之,故闻者易明。……所著书四十余种。”

小说中的迟衡山,“通眉长爪,双眸炯炯”,一看就“知他不是庸流”。他“老成尊重”,是“有制礼作乐之才”的“南邦名宿”。他同杜少卿相识之后,便“谈些礼乐之事”,捐款修建泰伯祠由他首倡,修建工程由他负责,祭祀的礼仪程序由他制定,整个祭祀活动由他和杜少卿指挥,甚至连祭器和乐器也由他考核古制而设计。他以“礼、乐、兵、农”作为自己的理想,不仅研究礼乐,而且积极地倡导和从事礼乐事业,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

众多士子云集南京祭泰伯祠,是《儒林外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从迟衡山的言谈行事看,他倡议祭泰伯祠,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思想风貌。

首先是反对八股举业,培养真正的人才。迟衡山认为,“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马二先生屡困场屋,“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他指责当时热衷科举者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在八股科举制度的牢笼下,这些“读书的朋友”知识狭窄,思维迟钝,智能低下。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道德堕落,人格扭曲,成为社会的害虫。迟衡山敏锐地认识到,八股举业和培养有用人才是尖锐对立的,如果醉心举业,不可能有真正的才能和学问。因此他主张,读书人必须认真学习礼乐兵农的学问,掌握对社会有用的本领。

其次是批判封建政教,扭转颓败世风。“礼”是一种社会性的规范和秩序;“乐”则用来熏陶人的感情,使不同等级的人能够心灵相通,和谐相处。周公姬旦制定的礼乐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迟衡山说:“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这既是对不重视礼乐教化的最高统治者的尖锐批评,又是对文化危机和道德失范的深沉忧虑。正是由于封建政教的腐朽虚伪,造成了“礼崩乐坏”、世风颓败的局面。面对着朝廷上争权夺位、地方上争田夺产、社会上虚伪成风、势利熏天的现实,迟衡山主张“大家习学礼乐”,从古典道德文化中发掘有价值的因素加以发扬光大,以“古今第一个贤人”吴泰伯为楷模,弘扬吴泰伯的礼让精神和以德化人的风范,以达到扭转世风、“助一助政教”的目的。

再次是批判空谈性理的程朱理学,提倡注重实践的精神。宋明以来“清谈”、“务虚”的腐朽学风,使大批知识分子“足不出户”,以“读书、著述、静坐”为务,严重脱离实际。清初进步的思想家颜元,针锋相对地标举“习行”的主张,认为凡事都要“亲下手一番”,学礼应该“跪拜周旋,捧玉爵,执币帛”,学乐要“搏拊击吹,口歌身舞”,只有这样,才能增长知识和才能。迟衡山等人在泰伯祠神殿后建造了五间大楼,楼上高悬“习礼楼”的金字大匾,突出了一个“习”字。参加祭祀的士人,按照迟衡山贴的祭祀仪注单,手捧尊、玉、帛、稷、馔等,先后有序地进退上下,跪、献、拜、兴,整个活动都贯穿着注重习行的精神。

“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它等级森严而又温情脉脉,既有维护和巩固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消极作用,又包含了一些超越阶级和社会制度的内容。“兵农”则渊源于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论语·颜渊》)的政治主张,本来就有重视农业、关心民生、加强军备等合理内核。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以复古为革新,提倡经世致用、敦本务实的“实学”,在传统的“礼乐兵农”思想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并以之作为批判程朱、针砭时弊的武器和疗救病态社会的药方。尽管他们的药方疗效甚微,但他们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积弊并积极谋求改革,毕竟同竭力维护现存封建秩序的封建卫道士具有质的区别,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和地位。迟衡山等人祭泰伯祠的活动,实际上是对礼乐兵农思想的一次有力的阐扬,是明清之际进步思潮中一朵耀眼的浪花,而迟衡山则可以说是这一时代新潮中的“弄潮儿”。古趣磅礴的祭典,包蕴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文化重建的热情,表现了作者富国裕民、作育英才、敦厚风俗的社会理想。

迟衡山身在草野而志欲拯时济世,具有积极用世的精神。他希望能“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这与鄙弃簪缨、遁迹湖山的庄绍光不甚相同。他虽然只是一介书生,却热心于“成就些人才”,“助一助政教”的礼乐事业。为了修建泰伯祠,他捐出了历年做馆节省下来的二百两修金。他指责宰相治理天下不肯“用心”,使天下不能“立致太平”,他本人大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他痛斥风水迷信之说,反对迁葬之风。他赞成杜少卿关于朝廷通过立法来制止纳妾、制止迁葬的主张。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注目时弊、匡时济世的热忱。

迟衡山为人正直老成。他善善恶恶,是非分明。他与杜少卿一见如故,互相倾倒。杜少卿“知他不是庸流”,他称誉杜少卿为“英内英豪,千秋快土”,说自己见到杜少卿是“邂逅高贤”。杜少卿遭到攻击和谩骂时,他极力为之回护,竟然在酒席上与封建卫道士高翰林争得面红耳赤。高翰林说杜少卿是“杜家第一个败类”,“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迟衡山红着脸为杜少卿辩护道:“近日朝廷征辟他,他都不就。”高翰林冷笑说:“他果然肚里通,就该中了去!征辟难道算得正途出身么?”散席之时,迟衡山又对参加宴会的“众位先生”说:“方才高老先生这些话,分明是骂少卿,不想倒替少卿添了许多身分。”“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极力推崇杜少卿,语语和高翰林针锋相对。还有一次,同样是在酒席上,他又与高翰林争了起来。高翰林道:“我朝二百年来,只有(举业)这一桩子是丝毫不走的。”施御史说:“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迟衡山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高翰林以科甲出身骄人,大讲“揣摩”八股时文的“奥妙”,还吹毛求疵,讪笑庄绍光用“现活着的秀才”马纯上的行事来注释《易经》,武书当即用文王、周公引用微子、箕子之语、孔子引用颜子之语的事实加以驳斥,弄得高翰林当场出丑。迟衡山连忙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再刺一枪,毫不留情地说:“依小弟看来,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明快斩截,出语有棱,揭露高翰林之流掩盖在进士华衮下的不学无术的真相,直刺其痛处,使之无言以对,无台阶以下场。

前人评点《儒林外史》时曾多次提到迟衡山的“迂”,这一性格特征所包蕴的内涵较为复杂,需作具体分析。前人论及迟衡山的“迂”,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看问题简单化、理想化,书生气太足。如迟衡山与杜少卿等人谈及社会上纳妾的风气时,杜少卿提出:“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迟衡山听后叹息道:“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只要宰相肯用心立此一法,天下便可致太平,问题未免太简单了。张文虎评曰:“此人之迂,无药可救。”实际上,迟衡山祭泰伯祠的动机,也有理想化的倾向。一些文人祭祀先贤、习学礼乐的举动,恐怕很难达到出人才、助政教的目的。二是老成而不乖巧,正直而不灵活,胸中城府不深,谋略不足,说话直来直去,不善辨貌鉴色。如高翰林这样的人在场时,他称赞杜少卿,还问高是否与少卿“相与”,不该问而问,使得高翰林有茬可接,乘机攻击杜少卿。他又急于要为杜少卿辩护,连忙又说:“近日朝廷征辟他,他都不就。”无须辩而辩,又被高抓住话柄,在“征辟不是正途”上大做文章。三是某些道德观念显得保守过时。如“奇”女子沈琼枝在王府塘卖诗文谋生,杜少卿认为“难得”,而迟衡山却不屑一顾,说:“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完全以传统的偏见看待具有叛逆精神的沈琼枝,观念陈旧而迂腐。

迟衡山的“迂”,带有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某些共性特征,其中既有耿介天真的可爱,又有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可笑。在对迟衡山的“迂”这一个性特征的刻划中,集纳了作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素质的深沉思考,既倾心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又隐隐惋叹他们的精神重负,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的性格深度,表现出耐人寻味的美学意蕴。

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总评指出:“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玉之有瑕。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人不患其有毛病,但问其有何如之毛病。”应该说,迟衡山这个形象,是写得个性丰满、情态跃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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