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说，要“能用很少的话表现出很多的意思，好像语言狭窄，而思想广阔。”(2)老舍也说：“一个作家应当同时也是思想家。他博闻广见，而且能够提出问题来。……思想不精辟，无从写出简洁有力的文字。”(3)言浅意深，具有思想家的敏锐感和深邃感，富有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多方面、多层次的感情色彩和哲理意味，这是《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最可宝贵的重要特色。
从一段话、一个具体形象的描绘来看，如作者写南昌太守王惠，蘧公子说他上任后，即使讼简刑清、吟啸自若的太守衙门，由“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换成另三样声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王太守并不知道这话是讥诮他，正容答道：‘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他还“果然听了蘧公子的话，订了一把头号的库戥”，以搜括民脂民膏，又“用的是头号板子”，使“这些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因此，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荐了。适值江西宁王反乱，各路戒严，朝廷就把他推升了南赣道，催趱军需。”不久，宁王统兵破南赣，他便“黑夜逃走”；当了俘虏，即“颤抖抖的叩头道：‘情愿降顺。’”(第8回)
这段文字的内涵，可谓丰富、深邃极了，至少可从四个层面来看：
首先，作者用极为简洁的笔墨，即勾画出了这个王太守极为多姿多彩的性格色调。他既浅薄得竟听不出蘧公子的话“是讥诮他”，却还自命不凡，要替朝廷认真办事。如果说前者是画出他性格表层浅薄无知的灰白色的话，那么，后者则画出了他性格深层颟顸无耻的灰黑色；如果说写他对待衙役百姓是那样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是画出了他性格表层残暴如虎狼的血污色的话，那么，写他的逃跑和归降，则画出了他性格里层贪生怕死、胆小如鼠的乌黑色。一个本来纯属腐朽无能、极其单色调的封建官僚，经过吴敬梓的生花妙笔，却写得如此色彩斑烂，叫人感到真是好看煞。
其次，如果说这还是从语言文字本身即可一眼看出的话，那么，他写王太守这样浅薄无知、凶残暴虐、颟顸无耻的坏官僚，竟被“各上司访闻，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这就使读者不能不想到，这“第一个能员”尚且如此，那么，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所有的封建官僚，又该无知无能无耻到何等地步呢?这真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啊!
第三，如果说江西这一个地区的官僚都象王太守这样腐朽，那充其量还不过是局部地区的问题，妙在作者还写他因此而得到了中央王朝的提拔，“把他推升了南赣道”，由王太守成了王道台。而恰恰又是这个得到朝廷提拔重用的王道台，成了最先变节投降的叛贼。这就不仅是对朝廷的莫大讽刺，更重要的，它使读者不能不想到，那整个封建王朝已经腐朽到何等地步!
第四，再回过头来看看蘧公子所说的南昌太守府“三样声息”的变化，又不仅是对王太守浅薄无知的讥诮，它还反映了那整个封建政治的一个缩影：以讼简刑清、吟啸自若著称的清明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只能是王太守式的腐朽暴虐统治，它必然激起整个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宁王的叛乱，即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上，预示了封建统治的江山已面临刀兵厮杀、摇摇欲坠的困境。
《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就象这样在读者面前树起了一架多棱镜，使我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仿佛可以看到那人物形象的里里外外，乃至整个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的奇光异彩。其妙处，不只在语言文字之内，更在语言文字之外，有令人咀嚼不尽，“爱之者几百谈不厌”(4)的艺术魅力。
由于作者对当时的整个封建社会有相当透辟、高超的认识，因此，他在《儒林外史》中便写出了很多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的警句。例如：
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第一回)
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第一回)
一代文人有厄!(第一回)
你我做官的人，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第四回)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第十三回)
世间那里来的神仙!(第十五回)
我从二十岁进学，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第二十五回)
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第二十六回)
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第三十四回)
那书本子上的话，如何信得!(第三十九回)……
《儒林外史》在写到书中正面人物迟衡山关于破除风水迷信的议论时，曾赞赏其“真可谓之发蒙振聩!”(第44回)其实，《儒林外史》所写的上述许多警句，在当时也都是远远高出世俗之见，颇具新思想的，也同样足以起到发蒙振聩的思想启蒙作用。
如人们历来把做官看作“是荣宗耀祖的事”，而他却写“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连清廉的蘧太守，在他儿子亡化之时，都不免只怕是做官的报应。可见由于整个封建统治的腐朽，在封建官吏中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之重。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整个作品皆表现了对代表封建统治的官场极其憎恶和鄙弃的倾向。
对于封建科举的讽刺，作者也不像他以前的小说那样，只着眼于揭露科场舞弊、考官腐败和文人堕落，而是能从制度上揭示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发出“一代文人有厄”的惊叹。
对于封建官吏的讽刺，作者也不只是揭露他的个人道德品质的“奸”或“贪”，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深处：“只知有皇上，那知有教亲!”把皇上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这就道出了封建政权压迫人民的本质。“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则更揭示了金钱对于封建统治的侵蚀和瓦解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新的时代特色。
“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传统的封建说教，已经只“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拿着当了真”，就要吃大亏。理论与实践截然相反，这正是封建统治腐朽没落的突出征兆。
把中进士、做翰林的高贵之士，写成品德卑劣之极，而把做“贱业”的市井小民，则写成“颇颇多君子之行”，这岂不带有对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公然挑战的意味么?
此外，如反对女子殉节，反对风水迷信，等等，也都具有向封建传统观念挑战、解放思想的伟大意义。
可是吴敬梓又毕竟是以小说家著称的，他的上述警句之所以既富有深刻、高超的哲理性，又有着强大、剧烈的艺术震撼力，正在于这些警句本身就是绝妙的语言艺术。它们具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其一，它的逻辑，看是矛盾，实则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如世俗皆以为做官“是荣宗耀祖的事”，而作者却指出：“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荣宗耀祖”与“不得有甚好收场”之间，显然是矛盾的。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显得慧眼独具，发人深省，使人不能不正视那个社会整个官场的黑暗和腐朽。其二，它皆贯注了血和泪的浓烈感情。如“一代文人有厄”，遭受厄远的，不是个别少数人，也不是文人自己不学好，而是整个的“一代文人有厄”。这就叫人不能不受到震撼，不能不感到悲愤，也不能不思考其根源。其三，它的词汇多采用生动的形象对比，如将“皇上”与“教亲”对立，“钱到公事办”与“火到猪头烂”并提，“中进士、做翰林的”与做“贱业”的对比，“秀才”与“奴才”同论。这一切都给人不仅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而且还留下了不能不对其经久思索的张力。
总之，我们读《儒林外史》，需要经过仔细地咀嚼和品味，才能体会其语言艺术的种种高超和奥妙之处，跟作者一起走进书中的幽深、美妙境界，才能沉浸在深深的陶醉和激动之中，受到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感染，对本文也才能收到举一反三之效。弥补挂一漏万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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