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林外史》最早评本为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其后有同治十三年(1874)的齐省堂评本，以及与齐本几乎同时出现的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至于黄小田批评的《儒林外史》，有关资料提及，但一直未见其书，直到新近才有辑本问世。而提及此事的首先是其子黄安谨，在光绪十一年(1885)所写的《儒林外史评序》一文中说：“先君在日，尝有批本，极为详备，以卷帙多，未刊。”从目今发现的黄小田评本中的批语推断，他大约是在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之间完成这项工作的。以之对照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可以知道黄小田在完成《儒林外史》批评之后，长达二十余年时间之内并未曾刊刻，后来有人劝说黄安谨“请公之世”，方始与天目山樵的评本“合梓之”。
但在行世的“合梓”本中，明著“萍叟”(即黄小田)的评语只有三条。这与黄安谨序言中所说的“卷帙多”、“极为详备”的情况颇为不合。不能不令人考虑以下问题：黄小田评本是否传世，批语内容究竟如何，又何以未见全文见诸于世?对于这些问题，只要仔细推究一下天目山樵于光绪十二年(1886)在金和《儒林外史跋》后所写的识语，即可窥知大略消息。天目山樵识语云：
昔黄小田农部示余所批《外史》……。农部所批颇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竟，因别有所增减，适工人有议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黄小春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提纲及下场语幽榜均有改窜，仍未妥洽，因重为批阅，间附农部旧评，所标萍叟者是也。
识语中所提及的黄小春即黄安谨。原来经过天目山樵先是“有所增减”复又“重为批阅”之后，“极为详备”、“卷帙多”的黄小田评语已被删除净尽，仅余三条“间附”于天目山樵评本中，也算作所谓的“合梓”本了。而黄小田的大量评语也就从此被湮没，长期不为广大读者所知。
然而，黄评依然存世。先是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发表《初揭闲斋老人之谜》一文，文章作者说曾“于前年在安徽省博物馆古籍保管部查阅了一部同治八年己巳(1869)秋摆印的群玉斋活字本《儒林外史》，发现有黄富民(署名‘小田氏’)的题记两则”云云。黄氏题记末署年月，但其人早于两年前即同治六年(1867)去世，不可能见及群玉斋刊本。因此可知，这两则题记必为他人过录于是本，而非黄氏亲笔。可惜《初揭闲斋老人之谜》一文作者未能有机会蹑迹追踪，作进一步寻究，以致黄评又延迟近两年方与世人见面。其实就在安徽博物馆所藏的群玉斋本中不仅过录了这两则题记，还过录了黄小田的大量批语。黄山书社于1986年10月所出版的黄小田评本《儒林外史》，即根据该本过录的评语辑成。
综观此辑本，黄氏自写回评十四则(即九、十五、十六、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二、三十八、四十、四十三、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四、五十五等回)，针对卧本回评所写的评语有三十四回之多(即一至七、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七至二十、二十二至二十六、二十八、三十至三十七、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八等回)，又于七回回目之下写有评语(即十二、十五、十六、十九、四十四、四十七、四十八等回)。此外，还加写了二千余条眉批。细加推究，“合梓”本中的黄氏评语虽被天目山樵大量芟除，但天目山樵所批与黄氏所评时有相似甚或全然相同之处，自然，也时有一些不同见解。天目山樵虽说黄评“未妥贴”，但其“重为批阅”后的评语，虽有胜过黄氏之处，其中不乏精到之语，但也有一些败笔，并不能完全替代黄评。至于二者的承传渊源关系，则因目前所见到的黄氏评本，仅为他人所过录，因而一时还难以作出最后辨识。但尽管如此，黄氏评语的真面目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所知晓。因此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研究，探讨一下它的特色。总的说来，黄小田对《儒林外史》的许多批评，继承并发展了约早于它半个世纪出现的卧评见解，但也有一些不同于卧评的观点。同时，在眉批中，对小说的某些叙写手段，分析得较卧本回评更为细腻，且多有发明。自然也有一些见解不及卧评高明。本文拟联系卧评专就黄评得失略作商讨，至于天目山樵评本，则另文论说。
二
在小说的观念上，黄评无疑要较卧评更为切合近代的见解。卧本序评，为了提高稗官《儒林外史》的地位，将其视为“史之支流”。这种见解较之《汉书·艺文志》以来的传统观念，自属进步。然而小说毕竟不是史学，更不是“史之支流”。黄评完全摆脱传统观念，将小说从史学中剥离出来。黄小田在所写的题识中说：
予最服膺者三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石头记》也。《聊斋》直是古文，《石头记》为从来未(有)之小说，先生是书(指吴敬梓《儒林外史》)最晚出，其妙足鼎足而三。
“最晚出”云云，虽然不尽符合事实，但将《儒林》与《聊斋》、《红楼》同视为“小说”之意则是明显不过的。
如果说这则题识中尚未直接将《儒林外史》称为“小说”，那么在全书的眉批乃至在若干回的回评中则屡有明白的表述。如第一回在叙及王冕之母送子去秦家放牛时，黄批写道：“是小说入手法”；第二回结束，当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眉批写道“此处不欲笔平，小说常事”。而在第四回回评中结合卧本评语更加直接地指出：“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综观黄评，在眉批、回评中称《儒林外史》为“小说”者所在多有。仅从此数条批评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黄评与卧评在评价《儒林外史》上的最大差异即为观念上的不同：一是将其视为“史之支流”，一是将其视为“小说”。
卧评将《儒林外史》视为“史之支流”，自然是为了提高作为“稗官”的《儒林外史》的地位，在他那个时代，显然有着进步意义。而黄评将其视为“小说”，也并不是将《儒林外史》再次贬为“君子弗为也”(《汉书·艺文志》)的“稗官”，同样也是肯定它的价值。在闲序之后写的题识中，黄小田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写道：“……先生一生犹幸赖是书之存也夫!”在鄙视小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人以书存、特别是文人以小说存名的观念是极为难得的。
卧评与黄评肯定《儒林外史》地位和价值的用心是相同的，但黄氏评语又显较卧本评语更具说服力。如卧本第三十七回评语，针对小说中有关祭泰伯祠的描写评论道：“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孙通、曹褒之手，觉集贤学士萧蒿辈极力为之，不过如此。堂哉皇哉，侯其祎而。”黄小田指出这一批评并未切中肯綮，说：“此评甚迂，不过相题立言而已，何必过赞!”又在眉批中正面阐述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小说而真用古礼古乐连篇累牍以写之，非小说。此段看似繁重，其实皆文公家礼，吾乡丧祭所常用者也。足见作者相体裁衣斟酌尽善。盖非此不足以称大祭，而又一目了然，令人望而生厌，煞费苦心。”这就纠正了卧评中的过誉之辞。除了针对卧评而发的评语而外，黄氏自己所写的评语，也表述了同样的见解。如第三十五回中写及庄绍光正要奏对时，不禁头顶疼痛异常，请求“容臣细思，再为启奏”，黄氏在眉批中指出：“连篇累牍奏对，非小说矣。只如此过去，最妙。”又如第四十一回，江宁知县要沈琼枝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随即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黄小田即批道：“寻常小说必将诗写出，无关正文而且小家气。”凡此等等，均是紧扣小说特点进行批评。从这些见解中，不难看出黄民主张小说作者的任务在于刻划人物以表现主旨，而不是为了表现作者的才华。这种批评显然更符合近代小说的观念。
黄小田的许多批语，从多方面表现了他对“小说”这一文艺形式的特点有着正确的认识。如关于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黄小田的见解无疑是可取的。第二十回写到匡超人考过教习回到杭州，不但不肯去见潘三，而且还对之痛加斥责，说什么“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黄小田即批道：“丧心昧良一至于此!虽小说所托皆亡是公，然天下此等人正复不少。阅之不禁气涌如山，恨不取匡二杀之割之。”这就精辟地指出作为文学形象的匡超人虽然是“亡是公”，但社会生活中类似匡超人一类的人物确实存在，吴敬梓正是根据社会上此类人物而创造出匡超人这一艺术形象来的。这无疑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不一定有匡超人其人，却一定有匡超人一类的人。再如，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特色，卧评曾经指出“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第四回回评)。黄氏则接过此评写道：“一部《儒林外史》皆用此法，为从来小说所无。”这一批评，既对《儒林外史》整体的讽刺艺术做了概括，又公允地指出《儒林外史》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此外，对于《儒林外史》的艺术结构，黄氏所作的批评亦自有特色。大体说来，卧评论及《儒林外史》的谋篇布局，常从整体着眼；而黄评不但注意到“联络后文，又启前文”(第五十二回眉批)的关键情节，还在许多眉批中更为细致地分析了情节发展转换的手法，人物的出场的不同方式，以评议作者的艺术构思。如第九回写二娄访问杨执中的经过，黄氏眉批即写道：“曲而又曲，折而又折，却愈看愈妙，不嫌其纡。”这是评论情节的转换手法。同回写二娄邂逅邹三，黄氏眉批即指出：“便从此处引出扬执中来，取径又别。”这则是分析人物的登场方式。黄氏还举出郭孝子写信给海月禅林老和尚，借以“递到萧云仙”为例，说明《儒林外史》叙写情节发展、人物联系的“笔墨”，“大异寻常小说”(第三十八回眉批)，对它做了充分的评价。总之，这些批评细致入微地论述了作为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特色，又大都符合近代小说观念。
三
《儒林外史》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卧本闲序中明确地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评除在有关回评中反复申说“‘功名富贵’四字，是全书第一着眼处”(第一回回评)、“‘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第二回回评)以外，还认为“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第三十七回回评)。黄评基本上同意卧评此一见解，在开卷第一回中，针对“功名富贵无凭据”词句，他即批道“一篇主意”。而在回末，针对王冕所言“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又批道“作书本旨”。在第一回到第五十四回之间，斥责“功名富贵”的批评更是层出不穷。第二十二回在作者叙及卜诚、卜信闻说“有官来拜”之后，他又批道：“虽诚信人，亦以官为喜，总无非写富贵之害人耳。”这就指出《儒林外史》反映了“功名富贵”是毒害士人的祸根，认为作者这样的叙写正切中科举社会的弊病。
卧评与黄评虽然同是斥责“功名富贵”，但黄评更着重于将“功名富贵”与“官”联系在一起予以笔伐，如第三十四回写及杜少卿装病辞征辟一节时，黄氏批道：“一部书中人听见做官未有不喜者，少卿独如此避之，亦足当第三人之目。”又如第五十三回在聘娘“心里最喜欢相与官”之后，黄氏又加批：“喜欢相与官，方是《儒林外史》中人。”将这两则批语相互对照，仔细研究，不难发现黄小田是将“功名富贵”四字集中体现在一“官”字上。由此出发，他对《儒林外史》中出现的各类官宦，也从自己的是非标准予以评骘。如对江都知县收受宋盐商贿赂前后的不同表现，两次评以“好知县”三个字(第四十回)，但前一“好知县”与称赞识拔匡超人的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好知县”一样，同为称扬之语；而后一“好知县”则显然是反语，嘲讽之意十分豁然，与讥讽不知追捕“盗贼”反责备失盗水手的彭泽县知县为“此等知县必是能员”(第四十三回)一样含意。黄氏的批评虽只有片言只语，但确能揭露出小说所反映的封建官吏的堂皇言论与丑恶嘴脸。
四
在强调小说的教育作用方面，黄评也与卧评有一致之外。闲斋老人序中首先提出“取以自镜”说，卧评也同样强调这一作用，在第三回回评中指出：“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对此种见解，黄小田十分赞同，不但在卧本此条评语之后表示“吾亦云云”，而且在闲序之后所写的题识中又引用此一评语，说：“善乎评者之言曰：‘慎毋读《儒林外史》，读之觉所见无非《儒林外史》。’”并誉之为“知言哉”!同时，他还批评一些“不善读者，但取其中滑稽语以为笑乐，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对此，其子黄安谨在《儒林外史评序》一文中也有所阐发，即“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可见黄氏父子均以为吴敬梓之所以“嫉世”，乃是为了“醒世”；而“醒世”，又是为了“救世”，并非“骂世”。黄氏这种批评观念已为时人所知晓，即所谓“作者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独不然”(见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所引)。
黄氏父子的“嫉世”、“醒世”乃至“救世”说，都涉及到小说的教育作用这一论题。在黄小田所写的《儒林外史》许多批评文字中，都反复申述了一观念。如第二十回中写及甘露庵老和尚招待“众位施主”，以答谢他们帮助料理牛布衣后事一节时，黄氏特加眉批，写道：“此一段虽无关正文，然亦可感发人之善心。”这正与闲序中“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的见解如出一辙。而黄氏为第二十六回所写的回评，更明白不过地阐释道：“……写文卿之守本分，曰义，曰廉，兼而有之。求之读书成进士者，曾见几人?而乃出于戏子乎!此先生嫉世之深心，激而为此，以愧天下之读书成进士耳。呜呼!与其著无用之书，无宁作此等小说。”这段评语直截了当地指出吴敬梓由于深心嫉世，方创作此等小说，借以教诲天下士子。又如第十六回叙及匡超人母亲梦见儿子做官不归之后，黄氏眉批写道：“此即匡超人后来结局，却先从梦里了之。愿天下做官人细读而深味之，庶不负先生一片醒世婆心。”再如第十五回匡超人为有钱人不孝父母、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而叹息“真乃不平之事”时，黄氏又加批道：“果然不平。后来看你变为两截人也，令我又不平，又奈你何?此等文章真作者救世苦心，切勿随意看过。”
但如果我们做进一步探寻，不难发现黄氏所强调的教育作用之内涵，其实也脱不出封建道德的范围，尤其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孝。在他为第十六回所写的回评中以极为肯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这一观点，他写道：“自此篇以下写匡超人至五、六回之多，无非教孝之深心，读者切须玩味，勿谓小说惟以讥讽诙谐为能事，庶不负作者著书本意。”虽然黄氏此评只提及小说中叙写匡超人的五、六回书，但此评实可作为他对整部《儒林外史》的评价，即他认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本意”就在于“教孝”。
五
黄小田不仅对小说《儒林外史》进行批评，而且对最早批《儒林外史》的卧评也进行批评。
从黄评所写的回评和眉批中，不难看出他对卧评的肯定和赞赏。他的许多评语与卧评极其近似，或由卧评所引发。尽管如此，黄评仍有自己特色，并且有些评语针对卧评提出不同见解，表现了他对卧评既尊重又不盲从的态度。如第四回卧本评语“关帝庙中小饮一席话”一节中曾引用杜诗以说明作者的“化工”本领，黄氏即批道：“此拟不伦，此君批语惯有此毛病，然好处却多。”不因其有“毛病”而抹煞其“好处”，正显示了黄氏既严格而又宽容的批评态度。因此，无论是他对小说本身还是对卧评的批评，也就比较客观。
综观黄氏对卧评的批评，在某些问题上的识见，也确乎较卧评为高明。例如，他多次指出卧评引用古人诗文评论作品并不妥切，认为这些引文并不符合书中人物情节的实际。除上文举出引用杜诗之“不伦”外，在第十一回中，卧评又引用“英雄之俊伟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云云来比拟鲁小姐，黄氏指出：“引书不当，评此书者往往有此病。可删。”又如第三十四回回评中，关于鲁编修与二娄、高翰林与杜少卿的关系，卧评的议论原极精辟，但又引用韩昌黎的“小得意则小怪之，大得意则大怪之”，这的确并不切合这两类人物纠葛的实质，黄氏即正确地指出：“不切。”
对于某些论及人物性格的卧评，黄氏也持有不同意见，如第四十八回书中，卧评认为王玉辉“临大节而不可夺”、又“慷慨决断”，因而“必非天下之乖人”。这种看法自然未得作者刻划这一形象的用心，黄小田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此评大谬。评此书者妙处固多，而错处亦不少，总由未会作者本意，且看书亦粗心之甚。可删。”其他如对杜少卿、娄焕文的性格分析，黄氏也有不同于卧评的见解，如卧评说：“写少卿全没一分计较，可为艰难缔造者一哭。”黄小田却认为：“杜少卿却不在此。”(第三十二回)卧评认为娄焕文与韦思玄一个是“暗要”，一个是“明吃”，黄氏却说小说“写至娄焕文之死，中间却无微辞，评者谓是‘暗要’，未必然”(见第三十一回)。
黄小田对卧本评语中一些无关于小说本文的议论，也不以为然。如第十九回书中写及潘三众案齐发，卧评对潘三两重性格所作的分析十分透彻，但又借此发了一番有关“先王”“用人”的感慨，确实与潘三情事无关，黄氏即批道：“所言不切潘三，评者往往有此败笔。”这些，都表明黄氏对卧评的某些评论持有异议，也自有其可取之处。
但是，黄小田对卧评的某些批评也未见得正确，甚至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第六回，卧评认为“严老大一生离离奇奇，却颇有名士风味”，黄氏却反驳道：“此批不合，如此混帐，哪得以名士例之?”其实卧评下文还有对严老大“名士风味”的具体阐说，认为他时刻以乡绅自居，时刻以相与汤知县自重，实在是一副“老面皮”。如此议论未见得“不合”。在第十三回中，卧评说张铁臂“许多做作”，无异“徒习名士变相耳”。其实，无论严贡生抑是张铁臂，尽管他们出身不同、性格各异，但又都是以士子身份出现的。卧评对这两人的评论是一致的，倒是黄评对他们的看法却截然不同。又如，黄评中对“势利”习俗深恶痛绝、嫉之如仇。在第二十八回中，针对老和尚的势利嘴脸，卧本评语写道：“写恶秃可恶，真令人发指。”而黄评却说：“也不至‘发指’，太迂。”显然与其在前后文的评语中所表露的极其嫉视“势利”的态度相违背。这都表明了黄氏对卧评的某些批评，不但不符合小说原意，而其评语本身也有不一致之处。
黄评虽然后于卧评，而在某些问题上的见解恰恰也落后于卧评。例如第二十六回写向鼎与鲍文卿的生死交往，极为感人，卧评写道：“写向观察哭友，堂皇郑重，可歌可泣。”但黄氏却批道：“‘堂皇’两字，‘郑重’两字，不配。此亦评者之谬。”何以黄氏对此要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呢?原来在他为此回书专写的回评中有这样的文字：“向太守感激文卿出于至诚，固是难得，然究属私恩。”这就流露出十分明显的封建意识，并不可取。又如，尽管沈琼枝的言行有许多不足肯定之处，但这毕竟是她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的产物，也是作者某种程度的局限所致，而作者原意该是将她做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的。卧评对此做了充分的肯定。黄氏在第四十回中针对卧评批道：“沈琼枝何得与萧云仙并论?此评大谬。”又在第四十一回卧评之后写道：“此评似是而非”，“实未解作者用意”。其实，未解作者用意的倒恰恰是黄小田自己。
黄小田原籍安徽当涂，后移居芜湖。小说中叙及安徽的风土人情处，他常以赞赏之笔加以揭示，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对卧评中称美扬州的文字又极其反感，如第二十四回卧评说：“书中如扬州，如西湖，如南京，皆名胜之最，定当用特笔提出描写。”黄氏即批道：“扬州何足称名胜?”第二十八回卧评引用扬州乐府讥刺盐商，黄氏又批道：“引沈君《谐铎》语，可笑。”这些地方又表现了他的批评中不时流露出来的个人好恶，这就有欠公允了。
黄小田不但对卧评的批评有欠恰当之处，而且对《儒林外史》小说本身的批评也未见得尽得“著者本意”。例如，黄氏对于吴敬梓倡导礼乐兵农的意图就并无会心。自然，祭泰伯祠一节写得枯躁无味，黄氏指出卧评过誉欠当，自是正确，但他对“著者”写此一节的“本意”也不理解，因而连及对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取青枫城一节也评价不高。在第四十三回回评中，黄氏写道：“传奇家嫌杂出冷淡，必有金鼓齐鸣之出，此篇与前青枫取城，亦此意也。”仅以此节描写是避冷淡、凑热闹，是为了“略投时好”(第三十八回回评)，这就未免误解了作者的“本意”。此外，也时有不解小说原文而妄加批评之处，如第四十二回书中，来官说到螃蟹，“大爷道：‘……我家伯伯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只吃吃。’”黄氏在“伯伯”之后批道：“‘伯伯’即父母也。”此批显然谬误。大爷即监生汤由，其父乃任贵州镇台的汤奏；而任广东高要知县的汤奉，则是由汤由的伯父、汤奏之兄。南京方言“伯伯”乃指伯父，与《儒林外史》中的叙写是一致的。曾经寓居南京的黄小田，不应有此误解。
总之，黄小田在继承卧评的基础上，对《儒林外史》篇章结构、情节转换、人物登场、语言个性等方面作了更为细致的批评，颇多精辟之见。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在他的批评中亦时有落后意识的表露，必须细加辨识。但他的批评能公诸于世，对我们研究《儒林外史》的批评发展史，却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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