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新批〈儒林外史)》，1989年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来由当代学者评点古典小说名著的第一部作品，也是迄今所能见及的现当代唯一的一部新评本《儒林外史》。
新批《儒林外史》(以下简称“新批”)含“前言”、“批点说明”及夹批、回评四部分内容，其中回评56篇、夹批约2868条，总计新批文字约十余万言。
综观“新批”，无论是内容见解上的建树，还是体例上的安排，多有称道之处，兹分述于下。
一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思想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历代有不同说法，即同代学人，也言人人殊，歧见纷出。
《新批·前言》指出：“实际上，《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在这部杰出的讽刺作品中，吴敬梓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描绘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特别是从《楔子》的元末明初写起，直至《幽榜》一回的万历四十四年，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反映了几乎整整一个朝代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生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从其具体描写来看，虽然假托明朝，但却是反映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他们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惨遭镇压，或远祸全身。吴敬梓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表彰，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他们的生活情景人手，作者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而将目光注视‘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了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这一见解，较之“功名富贵说”、“批判八股科举制度说”、“揭露封建礼教虚伪说”等诸多说法，无疑更切合《儒林外史》的实际。
鄙见以为，探讨《儒林外史》的主旨，首先应从书名入手，吴敬梓所以名其书曰“儒林外史”，其独标“儒林”，这就限定了主题的范围。至于其中写及绿林、禅林、商界等其他阶层的生活，诚如“庚辰花朝”天目山樵识语云：“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又如刘咸炘《小说裁论》中云：“书中备载杂流而独名《儒林外史》，乃深责儒者。”在陈美林另著《吴敬梓评传》中，则另有更深入的分析：“知识分子也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他们与社会的其他阶层的成员也有所往还，为了表现士人的生活面，传主也叙及诸如盐商典当、演员妓女，特别是由于传主生活的下降，与城乡各阶层的成员多有接触，他们的生活情景，在《儒林外史》中也有极为真实的反映。”
“新批”中著者于夹批中结合具体文字，对此多有阐发。如第三回正文叙客商欲集资助周进纳监，有批语：“客商能躬行‘君子’之道，而偏偏‘君子’如梅、王者不能实践。”以客商行义衬梅玖、王惠之流士人之非君子；如第十九回若干处叙写猾吏潘三，“新批”有云：“潘三生性却豪爽，不讲虚文。正与名士截然相反。”在回评中，“新批”也云：“此回书继前数回续写匡超人故事。书中出现之主角似为潘自业，然写潘三实亦为写匡二也。”“文木老人极写潘三对匡二照顾之周到，正为反激下文，以衬托匡二对潘三之负心。盖作者之憎恶匡二更在潘三之上。”又第二十回，叙诗人牛布衣客死甘露庵，老和尚为其送终，“新批”夹批云：“于无情无义匡二之后，却有此有情有意之和尚。文木一只笔能写出无数性情各别之人来。”第二十一回回评中批者云：“牛、卜两老爹之相处，淳朴、诚挚，文木老人以朴实无华、饱含感情之文笔细细写来，实有摧人肺腑之力。此或为作者有感于同阶层文人之浅薄、虚伪而发乎?”
以其他阶层之情真、淳朴对比衬托士人阶层之寡情、虚伪，此为叙写士人圈外社会作用之一，而借写圈外社会以全面展示刻划士人的生存空间及其性格生成环境为作者又一目的。
周进进学宫撞号板而“直僵僵不省人事”，范进中举而“不省人事”而发疯，也无不由于在世俗社会中所受冷眼屈辱而来，如第三回“新批”夹批云：“范进之‘不省人事’，喜也，喜由悲来；周进之‘不省人事’，悲也，悲极喜生。”周进中举前，人人欺之，成进士后。“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范进中举前后，此势利情态也如“新批”第三回回评云：“范进中举前后，胡屠户、张举人乃至邻里百姓对其态度截然不同，而范进本人性格，在中举前后亦发生明显变化。”环境于人的性格生成影响颇巨，匡超人的变化也能说明这一问题，第十七回“新批”回评云：“农村少年匡超人，其本质原本不恶，能尽孝，肯劳动，既勤快，又乖觉。然而初遇马纯上，再遇李本瑛，复遇景兰江，所言所行，无不煽惑其功名之心。马、李所教，是所谓‘正途’，而景兰江所言，则为‘别途’。心性‘乖巧’如匡二者，已逐渐领悟两者之诀窍，而其原不失为善良之心性，从此滑坡，越坠越下矣。”至结识猾吏潘三，赌场抽赌，舞文弄法、代作枪手，作奸犯科，如第十九回夹批云：“随潘三两年，为非作歹，亦积有年月，渐趋老练矣。”“老练”者，更其不堪也。
然如上所述，《儒林外史》重点还在写士林，在全面反映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这也是它的主旨所在。如评者在《前言》中所云：“作者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塑造了讲究文行出处，不满以时文八股取士的王冕这一形象，使之成为笼罩全书的理想人物。从第二回开始直至五十五回，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士子，其中大多数醉心于八股举业，藉以谋求功名，猎取富贵。为了达此目的，有的白首穷经，却未搏一第，生活困苦，甚至卖儿卖女，如倪霜峰；有的寄人篱下，为人作幕，周游四方，以至客死他乡，如牛布衣；有的故作放达，名士自居，攀附豪门，以谋衣食，如西湖名士、娄府清客等等；有的谋一馆地，借以糊口，甚至成为盐商西席如余特，或去边陲教书如沈大年。而一旦取得功名，随即成为统治阶级的帮闲帮凶，如南昌太守王惠一心想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周进、范进中进士后成为学道，又为推行自己受尽苦楚的八股科举制度效力。”“吴敬梓还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他们却能洁身自好，重视出处，讲究修养，看不起八股时文，而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如杜少卿、虞育德、迟衡山等。这些，正是《儒林外史》中心主题之所在。
二
对《儒林外史》艺术特征及具体手法的阐发，为“新批”又一重要内容。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新批”《前言》指出：“它的讽刺艺术，其成就比之于世界讽刺文学大师莫里哀、果戈里亦不逊色。”“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更是丰富多彩，极富变化，夸张，白描，冷嘲，热讽，或写出前后态度之变化，或点染周围之有关事物，或以其自身言行，或以他人之品评，或彼此攻讦，或相互吹捧，或以回目配合正文，或以补叙交代前情等等，不一而足，各种手法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对此，“新批”在夹批回评中，更有具体的阐幽发微。
首先是用一目了然与出乎意外这截然相反的对比形成讽刺。如第七回术士陈礼扶乩，请出关圣帝君作判词“调寄《西江月》”一首，进士王惠、荀玫“也觉悚然，毛发皆竖”。词出现于唐五代，而三国时的关羽却能作词，一目了然，这显属编谎，进士不知，可见其不学无术。此处“新批”夹批云：“关圣帝君焉能填词?山人之骗术漏底矣，而王、荀不晓，进士之学问如此。”又如第六回严贡生以云片糕讹诈船家，称是上党人参、四川黄连“合了这一料药”，船家明知是云片糕，却又不能明说出且要受其讹诈，“新批”夹批有云：“并非打嘴巴，乃是封嘴巴；只许说‘药’，不许说‘云片糕’。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严乡绅如何赖掉船资。”
其次是以故意漏写与特为补叙制造讽刺。如第五回，严监生与妾赵氏谈论前妻王氏，赵氏谈王氏如何心慈、肯助人，其手中必无剩银等话，随之补叙猫将床顶竹篓跳翻，里边竟发现有王氏私房银子五百两。这与心慈肯助人银两而不够使用恰形成鲜明讽刺。“新批”夹批云：“岂有赠送外人，而不予二兄之事乎?赵氏胡柴可知。”“严二深知王氏生性，并不信赵氏所言，故‘听着他说’。”又如第三十回写莫愁湖梨园大会，此发起人据帖子上写为“安庆季苇萧，天长杜慎卿”，此处“新批”云：“杜口授，季笔录，自必先提季。然此‘胜会’真正主人并非季，尽人皆知，后文将有所补叙。”至会演前，“鲍廷玺领了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都是单子上画了‘知’字的，来叩见杜少爷”。独不提季苇萧，此处“新批”云：“虽是戏子势利，亦是杜、季二人身分悬殊。真主人乃为杜而非季，人必知之。”此处漏写，正讽刺了旦角的势利眼光与杜慎卿好色的卑污行径。
其三是以讽刺对象的相攻讦而抖出老底，达到讽刺效果。如第六回，严贡生大吹自己如何相与汤奉，王德便有意问汤奉“今岁”“不曾入帘”，王仁则说：“因汤父母前次入帘，都取中了些‘陈猫古老鼠’的文章，不入时目，所以不曾入帘。”此处“新批”云：“你与汤父母相与，我偏戳汤父母的蹩脚。”严贡生因不满二王攻击，也反来攻讦。他知道二王在周进手中均考的是二等，即说：“这倒不然。才气也须是有法则，假如不照题位，乱写些热闹话，难道也算有才气不成?就如我这周老师，极是法眼，取在一等前列，都是有法则的老手。今科少不得还在这几个人内中。”此后，二王不甘服输，又改谈官司，对严大继续攻击，如“新批”中云：“二王亦不甘认输，换一话题再来。吃官司一节，严大最忌讳，二王偏拈出。作者极精此手法，令侪辈于相互攻讦中一起暴露。”
其四用夸张手法，突出描写否定人物的奇特外貌，并与其奇言奇行相配合，达到讽刺目的。如第十二回写权勿用：“穿着一身白，头上戴着高白布孝帽。”“新批”于此批曰：“‘孝帽’是‘高的’，切记。”后权勿用进城，因无知走反道，这高孝帽竟被乡里卖柴人的扁担挂挑了去，他发现去追赶，又撞在官轿上，被抓又不服，乱吵一起，“新批”对此评曰：“山中人进城至此凡五‘撞’，有自撞，有与‘乡里人’撞，有与‘街道厅’撞。”又批曰：“乱吵之前，已先有‘乱摇’、‘乱招’、‘乱跑’，权‘高人’之风致如此动人。”然就是此人，却被杨执中吹诩为“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
其五是以被讽刺者高雅的谈吐与卑污的行为相对比制造讽刺的效果。如第四回写严贡生向范进、张静斋自吹；“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新批”于此评道：“反激下文。”随后不久，正在严贡生侃侃而谈时，家中“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道：“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道：“他要猪，拿钱来!”小厮道：“他说猪是他的。”“新批”于此批道：“行破其言，当众出丑。”此类例子在《儒林外史》中多见，“新批”也多予以揭示。
其六是以人物态度的前倨后恭或前恭后倨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变化来讽刺势利情态。如周进中进士前，梅玖对周进，百般讥嘲，“新批”有云：“轻薄”，“刻毒”，“更刻”，“情伪毕露”，“轻薄嘲笑，刻毒揭短，假意恭维，一曲三折，无不深触周之伤心处。”(第三回)及至周进中进士后，梅玖却打起了曾以周进为师的幌子，并指令老和尚将周进的字装裱。“新批”于此批曰：“当年不屑与之‘序齿’之‘小友’，而今已是‘周大老爷’。‘老友’应如此作态，以示尊重，借赎前愆。”(第七回)范进中举前，乃岳丈胡屠户称他为“现世宝、穷鬼”，及其中举，则一改称呼为“贤婿老爷”，行动上也一改之前的凶神恶煞为“一路低着头，为他扯了几十回”衣服滚皱，如“新批”云：“此亦‘成败论英雄’之一变种。‘现世宝、穷鬼’与‘贤婿老爷’，评价不同，自属必然。作者于此，非仅嘲讥屠户一人，盖亦有慨于日下之世风也。”又批“‘现世宝、穷鬼’变的。”再批“手颤、不敢，非怕‘阎王’，乃怕‘老爷’也。”“‘低着头’与下文‘高声叫’，无限巴结也。”(第三回)
其七是以作品回目听标与正文内容所揭示实际内容的配合形成讽刺。如第十九回，叙匡超人在湖州结识猾吏潘三及一群假名士，日趋下流不堪，“新批”云：“一连三个‘写了’，尽是舞文弄法、作奸犯科之事，匡二却遵命照办，丝毫无难色。匡二已成潘三一伙矣。”潘三有能耐，亦属奇才。匡二与其联手，必增见识。”“潘三自以为处处携着匡二，有以助之，却实实在在有以害之。”“匡二心领神会，一一照办，已不可救药矣。”如此，回目却标以“匡超人幸得良朋”，讽刺明显。又如第四十七回，叙盐商方家老太太神主入节孝祠，极有声势气派：“须臾，街上锣响，一片鼓乐之声，两把黄伞，八把旗，四队踹街马，牌上的金字打着‘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提督学院’、‘状元及第’，都是余、虞两家送的。执事过了，腰锣、马上吹、提炉，簇拥着老太太的神主亭子，边旁八个大脚婆娘扶着。方六老爷纱帽圆领，跟在亭子后。后边的客做两班：一班是乡绅，一班是秀才。乡绅是彭二老爷、彭三老爷、彭五老爷、彭七老爷，其余就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襕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人数虽众，势声虽大，然终究是暴发户，作者写来不无贬辞。接着下文有“权卖婆一手扶着拦杆，一手拉开裤腰捉虱子，捉着，一个个往嘴里送。”旁又有“方六老爷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说与他听”。“新批”于此评曰：“此为回目中所云‘大闹’之高潮。”回评中云：“前数回已渲染得如火如荼之方、彭二乡绅，此际出场矣。然彭乡绅仅于送神主时一现而已，作者却重点叙写方盐商。盖作者之厌恶盐商更甚于厌恶乡绅也。回目中着一‘闹’字，谴责之意分明矣。”《儒林外史》作者擅用此一手法，在第二十六回也可见出，“新批”回评曰：“至于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亦为诛心之笔。其实文卿临终已有不必等满服即行再娶之意，此次再娶又非廷玺主动，然作者必怪其不以乃父之丧未及半载为辞，而居然应允。不仅回目文字皮里阳秋，而且其后叙及廷玺之文笔，亦多有微词矣。”
“新批”对《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品鉴昭示，尚不止于前述诸端，其他，如小说中人物的冷讽与作者的热嘲，随意点染人物周围有关事物或联系其过去遭遇以烘染衬托人物性格，以取得讽刺效果等，在作品中也有成功表现，“新批”也多有精彩分析。
三
“文学是人学”，而对于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创作，能否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划出逼真传神的人物性格，显然是衡量其艺术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志。《儒林外史》的写人艺术，向为人所赞颂，其成就之高，即在古典名著中也鲜有其匹。诚如齐省堂增订本惺园退士《序》所云：“《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又如蛮在《小说小话》中所说：“《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真如对镜者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至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更清楚地指出：“《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上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个个都是活的人物。”《儒林外史》中人物所以能给人如此鲜明印像而不忘怀，其性格之鲜明独特自不待言，而作者写人物艺术技巧之高超，更不难见出。“新批”对《儒林外史》中人物性格及写人技巧，多有阐发，屡见于夹批，其回评不少篇幅，更可以径视之为人物专论。
“新批”关于人物形象的分析批评是多方面的，多方位立体化地观照审美，正是“新批”人物评点的重要特色。
首先，是人物的时代色彩。陈美林另著《吴敬梓评传》中曾精辟指出：“文学作品是以塑造作为社会属性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而每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又无不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的时空中生活，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就无不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打上时代的烙印。”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商业日渐兴盛，商人阶层崛起。在这样一种时代，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必然发生着某些关系。在《儒林外史》中，有一些篇幅对此曾作了描绘。由于作者限于正统儒家观念，对新兴商人，多表现出鄙视，其正面人物，便代表了他的这一正统意识。如第四十回，写儒生沈大年嫁女与盐商宋为富，第四十一回写其女沈琼枝不甘为妾，私行逃出，以刺绣做诗过活，甚得杜少卿激赏：“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新批”于此评曰：“少卿原就蔑视盐商，今见同调，又是‘弱女子’，自是钦佩无限。”又如第四十七回，虞华轩也嫉大商人方家如仇，也流露了作者的正统观念。对依附盐典商人者，吴敬梓则在作品中屡予谴责嘲讽。如第二十二回，写牛玉圃投靠大商人万雪斋，百般奉承拍马，“新批”此回回评云：“牛玉圃收认小牛，显然为自高身价，便于招摇。其对小牛之自吹自擂，与其对万盐商之曲意奉承，以及万盐商对其招待之俭薄，相互映发。”又如第四十七回，同时送神主入节孝祠，余、虞二家绅衿不与自家之会而去商人方家献殷勤，凑热闹，“新批”回评云：“叙写祭节孝祠一节为重点。余、虞二人传知两家绅衿一百四五十人，却无一家肯来，可见势利之心业已普遍浸蚀族人，并非一家一户受其熏染也。”
其次，人物性格因环境熏染而变化。如写匡超人，第十五回，叙写其为不能侍病父身边而深疚，“新批”云：“匡二此际仍思尽孝，可见其心性原未曾坏。”旋之匡二欲拜恩人、长辈马二为盟兄，“新批”云：“匡二之心术于此已渐露矣。匡二受马二恩惠实多，何况匡二年方二十二，而马二补廪已二十四年；匡二拆字为生，马二已驰名杭城。匡二仅以‘盟兄’视之，无乃不自量。”至第十六回，“新批”回评云：“上回书中，匡超人一心只想寻几个钱回乡侍奉患病之老父，并未曾想到‘读书上进’。但马二对其教诲之言，业已浸蚀其心灵，因而返里之后，苦读不辍。”“如此看来，马纯上对他之教诲，李本瑛对他之识拨，实不足以成之，反足以害之。”第十七回，匡二至杭州，结识假名士，恶性又再发展。及至后来结识潘三，更趋不堪。“新批”第十九回回评云：“匡二原为乐清乡村小民，曾二度来到省城。初次入省，得遇选家马静，受其教诲，用心举业，克尽孝道。返乡之后，又遇李本瑛之识拨，功名富贵之念油然而生。此次重到省城，先得西湖名士之薰染，学得不少以风雅追逐虚名手段。继而又遇潘自业，一反‘名士’行径，从此舞文弄法，作奸犯科，每下愈况，更其不堪矣。”
其他如杜少卿，如“新批”第四十六回夹批：“少卿迁居之初，犹时有愤激之语，自相与虞育德后，渐趋和平冲淡，受益于潜移默化。”此类分析尚多，不一一例举。
其三，人是杂色的。高尔基说过：“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掺合着好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给米·格·西瓦乔夫的信》)能够打破人物性格的类型化而写出多色调的人，这是《儒林外史》一大成就，对此，“新批”有细致的阐发印证。
严贡生在《儒林外史》中实足为一地痞无赖，然其某些言行，确也有些道理，如第六回严贡生有作文的才气与文法等一段议论，“新批”即云：“此话虽针对二王，又出自严大之口，但并非全无可取。《外史》中多有不以人废言者。”又如马纯上，地道为一科举迷，迂夫子，但其能行侠义之事，又确实感人，如第十四回“新批”夹批云：“倾囊助人，此乃马二所‘困’之由，而不闻其一句追悔之语，马二先生诚属难得。”回评中批者又云：“此回书中，自以表现马纯上之迂腐可笑与古道热肠并存之二重心性为主。”第十五回回评中又云：“然其‘迂’性之中，又表露出忠厚心地，在风气浇薄社会中，马二先生究竟为一难得读书人。”再如潘三，实为一猾吏，然其“精明干练”、“豪爽，不讲虚文”，(“新批”语)却也颇为难得，第十九回“新批”回评云：“潘三本一猾吏耳，然其为人爽快慷慨，极有手段，虑事又周详，观其处置王老六、郝老二、李四所求，即可悉知。”“但其对匡二之照顾，实亦足有称道之处。”其他如正面人物杜少卿滥交，迟衡山之迂腐等等，也使正面人物的性格内容显得丰富真切，对此，“新批”均有阐析评说。
其他，在具体的分析中，如二王并写，二严互衬，“新批”也有独到分析，第五回回评中云：“二王事迹虽包孕在二严生平中叙写，但却丰富了二严的性格。写二严有分有合，写二王则相提并举。有分有合，先写严大，次写严二；严二死后，严大再来，可谓合而不重，分而不断。相提并举，乃指二王同进退，共处事。二严与二王种种行事言谈，前后回环，对照映带，极富讽刺意味。”
四
《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亦被称为一种“新体”(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同时以其为疵病者也多有人在。如认为其“开了一种新体”的胡适，在同篇文章中便指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在其《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中胡适又指出：“《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更甚者如《缺名笔记》认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至几何人几何事而止，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这一看法，显然是由于对《儒林外史》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所致。“新批”主张《儒林外史》为有机结构，且在“前言”及夹批、回评中，有具体阐发论说。
“新批”《前言》首先指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极有独创性”。因为，“文学作品的结构是为安排情节、刻划人物从而再现生活和表现作家对生活的评价服务的，只要圆满地完成此一任务就是成功的结构。《儒林外史》实际上是一部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吴敬梓通过对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描绘，从而揭露和抨击了封建末世的黑暗和弊端，并提出改良主张；同时还反映出自己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的冲击下，不断幻灭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的艺术结构就是为这样的艺术思维服务的。从纵的看，在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中贯穿着如下几条线索：知识分子中大部分受到牢笼、毒害；个别人物受到迫害、镇压；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的过程中逐步幻灭。围绕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又深入解剖了官场与社会：从科举出身的官吏，昏愦无能，使得吏治越发腐败、黑暗；受礼教毒害的士人，口是心非，使得社会风气更趋败坏，道德观念日趋薄弱。作者对否定人物施以嘲讽，切盼他们有所改善；对肯定人物大力表彰，希望他们能挽救颓风。然而他们先后都使作者失望，不得不舍弃他们而另行寻求。这几条线索或隐或现，时伏时起地贯穿小说全部，从而反映了封建末世的真实景象。从横的看，整部小说结构除楔子与幽榜以外，可分成三大部分，作者将上述几条线索按照现实生活发展的实际情况，分别主次，精心安排在这三大部分中。第一部分从第二回到三十回，主要描写为科举所牢笼，为理学所毒害的士人。第二部分，从三十一回到四十六回，前一部分出现的士人虽依然存在，但重点则在于描绘正面人物的理想及其破灭的过程。第三部分从四十七回到五十五回，第二部分中出现的正面人物虽已成为过去，但他们的影响还在；第一部分中出现的否定人物依然四处活动，而且更其不堪。因此，在五十五回中，作者不得不‘述往思来’，对既往的理想作了检讨，对未来的希望做了探索。至于‘楔子’与‘幽榜’则先后点出科举限制人才的问题，从而使得整部小说浑然一体。总之，其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这样的结构艺术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这一分析，建立在深入领悟与研究的基础上，逻辑周密，既有理论思辩色彩，又植根于作品本身，从客观实际出发，较之前所引述胡适与《缺名笔记》的印象评议，显然要有力得多，也更切合作品实际。
“新批”在夹批及回评中，则结合具体作品具体实例，从情节构成、人物进退场的安排到对比等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分析探讨了《儒林外史》有机结构的艺术特色及内涵。
《儒林外史》不同于传统的情节故事性结构，而如鲁迅所言：“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以人物转换推动情节结构的发展变换，因此，其中人物的进退场安排，便显得十分讲究。
第三回写进士张静斋出场，于拜会新中举人范进之时，“新批”夹批云：“‘老爷’拜‘老爷’，张师陆出场乃由此。”是为“趋附拉拢”一类(见陈美林《吴敬梓研究·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下引文不注出处者均出此)。第三十四回庄绍光出场，“新批”回评云：“少卿为作者誉为‘豪杰’之人，而庄绍光则为‘豪杰’所‘师事’之人。因之，书中更以重笔叙写，其出场之前，已有三次阻隔，亦为从另一侧面显示其‘不肯妄交’之品性。此回书中，于其出场前，则以作者口吻郑重为之介绍，虽廖廖几笔，却勾勒出生平大略，无异一篇小传。此与叙写少卿之笔法又异，少卿出场前，仅借书中人物之口予以绍介耳。”这里，从对庄绍光与杜少卿出场方式的异同所作的比较可见出吴敬梓之匠心营运，惨淡经营。“对理想人物的出场，作者更加着意安排，以取得先声夺人的效果。”此又一类。“新批”第二十八回回评中云：“文木老人于《外史》中人物之进出场，曾以精心详为设计。此回书中借季苇萧婚事，连出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初次登场人物，郭铁笔亦由芜湖来会。鲍廷玺恰于此际寻来，故得以与诸‘名士’相识，因而成为此后相会之张本；至于季恬逸，也由鲍廷玺捎书而结识。此乃极省俭之法。”《儒林外史》人物进退的精心安置，为其结构的简洁紧凑，直接发挥了效用，仅此一点，便可证明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并非漫无目的随想随写，而有着严密的总体构思。
“新批”于《儒林外史》情节结构的发展递变，也多有精到分析。如第十七回回评云：“莺脰湖之会，为《外史》中名士之第一次大聚会。此回书中，匡二重来省城，由景引荐，先后与赵、支、浦等相识聚谈，此乃后文西湖大会之先声。”第二十八回夹批中有云：“南京不久必有一大活动，各路士人亦将渐次奔赴南京。文木老人在文中已随时点染，烘托气氛矣。”第三十三回回评云：“祭泰伯祠，为《外史》之高潮，此回书中各方士人云集南京，均为推动高潮出现之必需。回末已由迟均点出高潮‘题目’，‘文章’却留待后文细写。”第三十六回评云：“虽然，此回书是为虞专立传记，不同于以前各回写法，然与前后回亦并非毫无关连。上回书末，迟、杜等人议论泰伯祠主祭人选时，迟‘乃说出这个人来’。此回书叙写虞之生平，并无一字涉及泰伯祠主祭一事，只是细写其家世、出生、坐馆、应试以及救助他人等等，所谓甚有‘阴德’之事。直到回末，有迟均等人具连名全帖来拜，而虞仍不知何事，但读者已从上回回末情节中，知侪辈正为主祭泰伯祠而来。由此观之，此回书虽可独立成为一篇《虞育德小传》，但并未孤立于《外史》之外，与整部小说情节仍是血肉相联，毫无游离之感。”是类分析尚多，这显为“新批”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其他，“新批”还就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及作者插说的合理配置，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作了评析。
“新批”正是在具体分析剖解之后，又聚集上升为整体概括，得出了有机结构这一见解。
五
作为一种新的评点，《新批〈儒林外史〉》与旧评在形式及内容上均有明显不同。
“新批”源于旧批，但又有质的不同。首先，“新批”并未完全照搬旧批的形式，在其诸多方式中，独取夹批、回评二种，这是批者考虑到旧批形式过繁，不便读者阅读而作的取舍。新批改繁就简，以夹批详细分析具体情节的思想蕴含、人物言行的特定内容及具体艺术技巧等，扫除了阅读中的障碍，自然减轻了读者负担，同时也避免读者阅读过程中认识思路误入歧途；以回评总结当回主要内容及所写人物的主要性格内涵，交代情节前后脉胳，阐述其美学意蕴，则既深化了读者对具体问题的领悟，又形成了他们对整部作品的系统理解与总体把握。“前言”、夹批、回评三位一体，构成了完整严密的新评点系统。
“新批”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它的新特质：第一，与旧批主观随意相比，新批表现了完整严密的系统性。批点者研究吴敬梓及《儒林外史》多年，从作家家世、生平、思想到作品客体、历代旧评均有深入探讨并多有创获，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故而评点中便能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却丝毫无紊乱之感。第二，“新批”著者运用的是马列唯物主义哲学史观，又能吸收现当代中西文论之精髓，其评点，体现了唯物辩证、客观求实的精神。如评语中在充分肯定《儒林外史》的伟大贡献的同时，对作者某些迂腐陈旧的思想观念在作品中的流露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指出了其门阀意识、旧礼教观念的局限。既不盖功，也不讳过，不以当代理论模式去做生搬硬套，而是历史辩证地给作家作品作出合理科学的评判。第三，古人评点，或为茶余饭后消遣，或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心中块磊，视为欣赏或可，与研究却距离甚远，“新批”却体现了阅读欣赏与学术研究的完美结合。“新批”的前提与基础是研究，之后方是鉴赏，所以共鉴赏也显得切中要害，要言不烦。而其导读，也更具有权威性。“新批”实具有开当代新小说评点先路之功绩。
最后要谈的是“新批”本的点校。旧评本在此方面多有欠缺，这也是“新批”区别于旧批的重要方面。
“新批”以今所见及《儒林外史》的最早刊太卧闲草堂本为底本，校本有：嘉咸之际苏州潘氏抄本，同治八年(1869)苏州群玉斋本，同治十三年(1874)上海申报馆第一次排印本，光绪七年(1881)上海申报馆第二次排印本；此外，又参校了同治十三年(1874)开省堂增订本，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鸿宝斋增补齐省堂本，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第四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慧剑本及南京师大《儒林外史》整理小组本。选择良好善本为庇本，又参校古今众本，汲取诸家之长，无疑是“新批”本校勘精良的前提。“新批”校勘中，改正了“卧本”因音讹、形讹而产生的错字，因挖改、误置而出现的谬误；标点中，既尊重原文原意，又考虑到文学语言的特色，发挥新式标点断句的长处，强化了文学形象色彩。“新批”校点中对时人校本中误逗失校处，也多有匡正，颇见新义。
总之，“新批”以它独具的特点，坚实的质量，既为读者奉献出了充分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批点读本，同时。还为当代古典小说整理研究出版，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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